一九四六年九月廿八日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来到北平。我和北平警备司令侯镜如一同去见陈诚。陈诚一见我的面就说：“委员长对你很重视，等我们拿下张家口之后，就给你调动职务。”我没有好意思问他调动什么职务，但我意识到陈诚说的调动职务必然是军职。当时我暗自高兴。
十月廿二日上午国民党行政院举行七六四次会议，决定我为天津市长，何思源为北平市长，王耀武为山东省主席。当日上午十一时我接到行政院秘书长甘乃光电话，告知此事。听了这个消息我并不高兴，认为我是个军人，在军界多年，事通人熟；我到天津以后，勾结美军、开辟交通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应回南京从事军事旧业，不愿搞地方行政工作。因我对行政工作是外行，况且那时国民党在华北统治区域，除北平、天津两直辖市外，河北省仅有残破县二十多个，其余都是解放区；平汉、津浦两铁路均不通车，天津与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南京，在大陆上完全阻隔，只能从海上、空中通行，天津已成孤岛。天津是华北重镇，通货膨胀，工商凋敝，人民食粮等重要问题均难解决，前途暗淡，地方官太不好做。为此，我于二十四日径电蒋介石婉辞市长职务，请调中央任军职。蒋介石未复。显系对我违背他的安排有些恼火。
十一月一日我在市府礼堂宣誓就职。国民党中央政府派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来津监誓；北平行辕也派其秘书长萧一山来津道贺。当时我经过思维，宣布了所谓“施政方针”：
①“实行地方自治”。就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成立正式参议会；
②“增进市民福利”。就是想方设法地要市民有粮食吃；
③“扶植工商业”。就是协助工业不停产，商业不关门；
④“转移社会风气”。就是改变官僚们贪污凟职，党棍横行，党同伐异。(www.xing528.com)
我对天津的现实有悲观情绪，因而我“施政方针”的调子是低沉的，没有开展建设的美好打算，只是维持现状不使垮台而已。
十一月四日我去南京向蒋介石和行政院长宋子文作就职的请示，并与各部、会取得联系。我首先见了宋子文，我对他说，我是个军人，没有作行政工作的知识，天津是中国第二大城市，惟恐不能胜任。宋子文说：“你的事是委员长亲自决定的。”我问，我是否可以直接向委员长请调军职？宋说：“你要当心，违背他的意旨是不行的。”最后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条，让我派刘如松为工务局局长。我说，工务局长已决定由熟悉天津工务情形的阎子亨继任。宋说：“你把他调开，让刘如松作工务局长。”我只好接受了。
第二天上午去见蒋介石。蒋问我的是：华北共产党活动情况怎样？北宁铁路是否畅通？美军协助是否得力？在我提到担任市长时，他说：“你在天津首要是配合军事维持治安。”“你可以利用你市长地位和部队取得联系，部队中很多是你的同学和学生，鼓励他们好好为民族为国家尽力。”“你要注意平津一带的情形，有什么事情，随时直接向我报告。”最后他问我市府组织是否已经决定？我说，要和各部、会协商，还未作决定。蒋对市政府唯一关心的只是人事问题，对于天津行政应兴应革的事情，没有一点指示。虽然我滔滔不绝地陈述天津市政的前景和目前的通货膨胀、民食缺乏、工商业凋敝……等等困难问题，他只是“哼哼”了之，未作一字答复。事后，我想，蒋介石让我当天津市长的目的，在于军事而不在于政治。
我到南京，为了主动争取办事，扬言住在中央饭店，让一位秘书住在那里替我招待来访的宾客，我则秘密住在中国银行。尽管如此，还要拿出很长时间在官场应酬。有一天晚饭竟有九处请客，都是当朝显贵或老友，不好不去，只好东一家西一家地走过场。教育部长朱家骅请客，让我维持郝任夫继任教育局长；内政部长张厉生请客，让我维持胡梦华继任社会局长。他们都是当权的大头头，惹不起，只好答应。警察总监唐纵请客，推荐军统大头目某人当警察局长；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请客，推荐警官派的人当警察局长，这些人对我无关轻重，都婉言谢绝。还有一些老朋友们请客自荐要到天津当局长，也都谢绝了。我感到“长安不可久居”，遂离京去上海。
到上海住在当时著名经济专家何廉家中，想听听他对国民党财政问题的展望。谈到通货膨胀问题时，何廉表示：“财政没有办法，有崩溃危险。”给我泼了一瓢冷水。访上海市长吴国桢，想从他那里知道一些处理市政的好办法。他对我发了一大堆牢骚，这也不好办，那也没办法，说了半天，没有一句使我开心的话，只告诉我一个可喜的消息，他说，张群后天从美国回来，将出任行政院长。张群是培养我的主要人之一，他出任行政院长我自然欣喜。
大概是十一月十二日张群从美国回到上海。我和何廉、吴国桢到飞机场欢迎他，又同张群一起回到张在上海的住宅。张群向我询问了平津的情况，他最关心的是平津国民党官吏的作风。我问他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时，他说，还是老一套，要我们自力更生，在我们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才能给予援助。最后他郑重地对我说：“委员长把你放在华北是有长远打算的，要认真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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