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要求】掌握语言的含义，了解语言对于一篇文章的作用，明确运用语言的基本要求，在阅读与写作过程中积累、锤炼语言。
一、写作语言概述
（一）写作语言的界定
语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支撑着社会的发展。我们一般用它来传递信息，进行表达和交流，语言艺术家则还用它来构筑整个世界，甚至可以构筑得比现实世界更为辉煌绚丽。
所谓语言，是以语音为物质外壳，以词汇为建筑材料，以语法为结构规律而构成的一种符号系统。它具有全民性、社会性和体系性的特点。
（二）写作语言的分类
1.从语言使用的形式来看，可分为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两大类
口头语言俗称口语，是人们凭口、耳进行交际的语言形式。口语表达往往需要交际双方当场迅速的反应，并可借助表情、手势、姿态来配合，具有生动、灵活、直观的特点。书面语言也称书面语，是在口语的基础上产生的，是用文字记载下来供“看”的语言，也就是使听说的语言形式变成读写的语言形式。经过历代作家反复的提炼加工，书面语比口语更精练、规范、严谨，为人们在写作时广泛使用。
文学语言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文学语言，是指在民族共同语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书面语言，它既包括文学作品的语言，也包括哲学、科技、伦理等文章中所用的书面语言，以及经过加工后的口头语言；狭义的文学语言，则特指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影视文学等各类文学作品的语言。非文学语言，是指在民族共同语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书面语言，为非文学作品的一般文章所采用。
3.从语言使用的阶段来看，可分为“内语言”和“外语言”两大类
人的思维过程必须借助于语言，这在运用中往往不易察觉。构思阶段的语言被称为“内语言”，它是流动的、朦胧的，没有固定的形态。表述阶段的语言则称为“外语言”，是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将“内语言”固定下来的，它是有顺序的、明晰的、定型的。
就写作的本质而言，是以书面语言将构思外化，以书面语言来反映客观事物，表述主观思想。因此，写作是在运用书面语言的基础上进行的。清代文学家姚鼐说：“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声色之间，舍此便无可窥寻矣。”（《与石甫侄孙》）这里的“字句声色”指的就是写作时所运用的书面语言，可见文章写作的好坏全取决于书面语言运用的好坏。
（三）写作语言的作用
1.语言是思维的工具
读者看文章，作者写文章，首先要接触的都是语言。离开了语言，一切好的思想、好的结构、好的材料都无法体现，甚至连思维都会发生障碍，因为人们的思想“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的词和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思维活动要借助语言来进行，把思维活动的结果记录下来，传播开去的文章，更离不开语言文字了。因此语言和思维虽是两种独立的现象，但形影相随，不可分离。一方面思维对语言具有依赖性。马克思曾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德意志意识形态》）高尔基也曾说过：“语言是一切事实和思想的外衣。”（《和青年作者谈话》）这就是说，一个人进行思维，形成某种思想，都必须借助于语言，脱离语言材料的思维是无法进行的，那种“完全没有语言的‘自然物质’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斯大林《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另一方面，语言又从属于思想，受到思想的指导和制约。古人就说过“文章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词为卫”（曹丕语，转引自魏庆之《诗人玉屑》）的话，说明了思想与语言之间的主从关系。朱光潜在《漫谈说理文》中指出：“语言总是跟着思想走，思想明确，语言也就明确，思想混乱，语言也就混乱，如果不先把意思想好而就下笔写，那就准写不好。”所以思想不明确，语言也不可能明确；思想没有深度，语言也不可能有深度。这就要求我们在写作中要处理好炼意和炼字、炼句的关系，以恰当的语言形式表现思想内容，而不至于“文不逮意”（陆机《文赋》）。
2.语言是构成文章的重要因素
在写作中，语言是一种信息载体，或是承载科学理论、经验总结，或是承载艺术感觉、审美情趣。高尔基称语言为“文学的第一要素”，这是说文学的本质之一是语言的艺术。岂止语言对文学重要，一切文章都是依存于语言，恰似人体的细胞，构成人体生命的基础。难怪近代学者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说：“作文之术诚非一二言能尽，然挈其纲维不外命意修辞二者而已。”这是他把命意（主题）和修辞（语言）列入文章要素中的主导地位。文章由一个一个的字，一句一句的话构成，说明了语言是构成文章的物质材料和手段。语言对于写作，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表情达意的唯一工具。人类用来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绘画用线条、色彩的方式，音乐用音调高低、发音轻重快慢的方式，舞蹈用体态、动作的方式等，文章写作则用书面语言这一种方式。因此，语言表达效果直接关系到写作成果的质量。如果一个人具备很高的语言修养，就能准确、生动而又敏捷地描述客观事物，反映某种思想感情，做到意到笔随，流转自如；相反，语言表现能力差，即使有所思也难以表述清楚，总是文不逮意，处处捉襟见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像古人所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学习准确地、晓畅地、艺术地使用语言。
（四）写作语言的符号
写作语言的符号就是文字。具体来说，我们的写作语言符号主要是汉字。古人说：“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意思是，语言是思想的表达，文字是语言的记载。
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系统，包括发音和意义两部分，但它没有形体，看不见，摸不着。而文字除了音义以外，还有字形。比如“鸽子”这个词，它的读音是“ɡēzi”，指的是一种善于飞行的鸟，这是语言和文字都有的，但笔画构成的字形这样具体可见的东西则是只有文字才有的。一方面，文字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有了文字，就突破了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扩大了语言的交际功能，从而写作也才得以实现。作者的写作语言外化，以文字记载下来，无须与读者见面，就可以表达。另一方面，有了文字，才产生了书面语言，使人们可以“看”着语言来仔细琢磨，促进了语言的发展，使语言更加严密和丰富。
作者要想准确无误地表达思想情感，就必须正确使用文字。要掌握当前通用的规范汉字，在字音和字义方面依据有关的字典、词典，不用异体字，避免写错别字。我们阅读的时候，仿佛眼前有清澈的溪水潺潺地流过，但遇上错别字，就像流水被各种各样的礁石、杂物阻塞了一样，令人很不舒服。错字，是指写得不成字；别字，是指把甲字写成了乙字，如把“提纲”写作“题纲”，把“针砭”写作“针贬”，把“贡献”写作“供献”，等等，都是对词义了解不够，误用了同音字。汉语里有不少的同音字、多音字、多义字，要加以细致地区分辨别。尤其是比较这个字和那个字的形、音、义的异同及关系，可以帮助我们少写别字。总之，只有熟练地运用文字工具，才可能写好文章。
二、写作语言的运用
语言从属于思想，受思想的指导和制约，并不等于说语言是完全消极的，它对思想内容有积极的反作用。但丁说过：“语言作为工具对于我们的思想的必要正如骏马之于骑士，既然最好的马适合于最好的骑士，那么最好的语言就适合于最好的思想。”好的思想需要有好的语言来匹配才能达到完美。虽然不同文体对语言的要求不尽一致，但仍有下列几点共同的基本要求：
1.准确
准确，是对文章语言最基本的要求。文章中语言既要尊重文法规则，做到用词准确无误，造句合乎语法规则，又要符合生活常理。
（1）用词注意准确。
①精心选择最恰当、最确切的词语，准确地再现事物的状貌，贴切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对他的学生莫泊桑说：“我们不论摹写什么事物，要表现它，唯有一个名词；要赋予它运动，唯有一个动词；要得到它的性质，唯有一个形容词。我们必须继续不断地苦心思索，非发现这唯一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不可，仅仅发现与这些名词、动词、形容词类似的词句是不行的，也不能因思索困难，用类似的词句敷衍了事。”（莫泊桑《小说》）世上的事物和人的思想都是无限的，要表述清楚，就需要作者在自己的词库里寻找和翻检出与之最贴切的一个词，而唯有这一个词才具有精确的内涵和丰富的外延，与客体相吻合。
北宋诗人王安石的《泊船瓜洲》中有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据其原稿，作者最开始用的是“春风又到江南岸”，但随后圈去“到”字，注明“不好”，以后相继改用成“过”“入”“满”等词都不满意，最后才选定了“绿”。不能说用“到”“过”“入”“满”等词错了，但都不及“绿”贴切形象。正是这个浅显平淡的“绿”字，蕴涵了无穷的情致，仿佛无形无色的春风就借这个“绿”字，化成了一幅妙夺天工的图画。所以唯有作者寻寻觅觅苦心思索得来的这个“绿”字，表现出了春天春意盎然的气息，反映了作者当时的心境，最为准确恰当和生动形象，也就是福楼拜所说精心寻来的那个“唯一”的词。
②仔细辨析词义，特别要注意区分近义词在含义和用法上的细微差别。
汉语的词汇很丰富，近义词、同义词较多，其差别也非常细微。它包括意义轻重上的差别，如“轻视”和“蔑视”“失望”和“绝望”；也包括范围大小的差别，如“边疆”和“边境”“战争”和“战役”；还包括个体与集体的不同，如“人口”和“人”“布匹”和“布”等。对同义词和近义词的仔细分辨可以使语言的表达精确、严密，这就要求作者掌握大量的词汇，以高度的敏锐性去辨析在使用范围和使用对象上的差别。
鲁迅在描写孔乙己时，就利用“窃”和“偷”两个同义词在用法上的细微差别，准确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当孔乙己听到别人取笑他偷书时，他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本来“窃”与“偷”是同一意思，但在用法上有所区别，“偷”多用于口语，而“窃”是书面语言，好像比“偷”听起来文雅一些，而且还含有暗中、私下里的意思。这点小小的差异就展现出了孔乙己的本质特征，既穷困潦倒，又不甘心与“短衣帮”为伍，失了身份又死要面子的迂腐特点。这样的语言符合人物的思想实际，符合人物的性格特点，也就是准确的语言。
③区别词语的感情色彩，做到褒贬适宜。
对于相同的现象，人们的主观态度可能不同，因而在词义上可以加上一层含有褒贬意味的附加色彩。例如，“诱导”和“诱惑”，“宏大”和“庞大”，“鼓励”和“怂恿”等都是前褒后贬。这不是因人而异的个人现象，而是大家约定俗成的社会现象，需要仔细区分、把握。
有的词语没有明显的褒义贬义之分，但仍包含一定的感情色彩。如汉语中对“死”的表达有多种形式：“逝世”“谢世”“作古”“归西”“与世长辞”等。在写作中需要有意识地选择，叙述坏人的死亡显然就不适于使用温情委婉的说法。
（2）造句要合乎语法规则，合乎事理。
句子是文章的骨干。如果造句能够文从字顺，那么文章的语言就达到起码的要求了。斯大林在《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说：“语言的词汇也并不就是语言，虽然没有词汇，任何语言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语言的词汇受着语言语法支配的时候，就会获得极大的意义。语法规定词的变化规则、用词造句的规则，这样就赋予语言一种有条理、有含义的性质。……正是由于有了语法，语言有可能赋予人的思想以物质的语言的外壳。”
①句子要合乎语法。
语法是遣词造句的法则。语言要准确，必须合乎语法规则；否则，表意就不清楚。例如，汉语中的虚词一般没有实在的词汇意义，它的作用主要是表示一定的语法意义，用与不用或用哪个虚词，直接影响到句子是否通顺。如报刊上有句话：“从云龙山北望，不远处有一个高耸的土山，这便是被项羽尊为亚父的范增墓。”这里少了个助词“的”。“被尊为亚父”的不是“范增墓”，而是“范增”，所以“范增”后面必须加上个“的”。
②相关词语要搭配。
主谓之间、动宾之间、定状补与中心语之间、主语和宾语之间要搭配得当，符合语法规则。如“从牡蛎和某些棘皮动物可以提取抗癌物质，许多海洋生物的药用价值正在逐步被发现和推广，前途是不可估量的”。句子的谓语中心语“发现和推广”是个联合短语，但是“推广”同主语中心“药用价值”不能搭配。
③句式的运用要恰当。
句子的形式多种多样，有陈述句、祈使句、疑问句、感叹句之分。运用什么句式，也直接影响到表情达意的准确性。有的句子表达同样的内容，由于运用的句式不同，意味就发生了变化。例如：“看你听课的样子。”和“看你这种听课的样子！”前一句是陈述句，有点批评的意味。后一句是感叹句，批评的意味大为加重。再如：“你明天来。”和“明天一定要来啊！”前一句是陈述句，比较平淡。后一句是祈使句，表现出真挚的意味。此外，还有句式排列、句式组合、肯定句式与否定句式、口语句式与书面句式等，都属于句式运用的范畴。选择什么样的句式，都与语言表达的准确性相关。
④表达要合乎逻辑。
合乎逻辑事理，就是要符合思维的规律性，符合事物的情理，也就是要做到概念明确，判断恰当，推理有据。有的句子完全符合语法规则，但不合事理，甚至违背了常识。如电视播出的一个化妆品广告，开头第一句话就是“告诉你一个全球五千万人的秘密”。既然已经有五千万人知道了，那又有何秘密可言？这显然是自相矛盾。
2.简练
语言简练就是用尽量少的文字，表达尽可能多的内容，它是一个信息密度大小的问题。如古人的短文《殒盗》：“蔡裔有勇气，声若雷震。尝有二偷儿入室，裔拊床一呼，二盗俱殒。”全文25个字，做到了言简意丰。语言的简洁可以使文章显得干净，无拖泥带水之弊。此外，语言简练可以减少枝蔓，避免笔力分散，使意思表达更确切。这也是我们平常评论语言时常说的“干净”。所谓干净不干净，按叶圣陶的说法，就是节约不节约，“从一节一段到一个词一个句子，全都使用得恰如其分，不多也不少”（《叶圣陶论创作》）。
要使语言简明，不单纯是外语言的问题，决定性的是内语言的明确。只有对事物认识深刻透辟，才能抓住问题的要领和症结，才能把复杂的事情写得简洁明确。
（1）提炼最精粹的词语。
写文章时要注意节约用字，能少用一个字就少用一个字，能用一句话说清楚的就不要用两句，尽量做到言简意赅。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所说的：“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当然文字的简洁是以意思表达清楚为前提的，不可认为越短越好，削足适履。据说俄国有个编辑奥里明斯基，他给人家改文章，总要毫不客气地把多余的词语删掉，有人攻击他，说经他修改的稿子只剩下标点了，这话有些夸张。为了说明他的做法对，他举了个语言不简洁的例子：“在游行的地方，曾来了地方警察，拘捕了8个游行的人。”他认为这个句子所表达的意思只要用“8人被捕”四个字就说清楚了，后面的可以统统删掉。
司马迁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终不能复入石矣。”金人王若虚在《史记辨惑》里认为这段话不够简洁，“凡多三‘石’字”。后人参考他的意见，将原句改为：“广出猎，尝见草中有虎，射之，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入矣。”原句33个字，缩减为26个字，剔除冗词，简洁明了，更富有表现力。
（2）熔炼含蓄的词语。
写文章时应该注意要提炼出最富表现力的语言，以少写多，给读者留下开阔的可供回味的艺术空白，做到藏而不露，弦外有音。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作品就以言词简洁著称于世。他的经验是“用短句”“头一段要短”，他还曾打比方说：“冰山在海面上移动很是威严壮观，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这和中国“虚实相生”的艺术理论一样，揭示了含蓄凝练的言词可以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给读者带来莫大的阅读享受。
鲁迅的杂文《死》中有这么一条：“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其中的“空头”一词，原稿中没有，是作者后来同冯雪峰商量增添的。它好就好在极简明形象地揭示了那类不学无术，却拉文艺作大旗的冒牌文人的特征，同时还避免了片面性。据冯雪峰在《鲁迅先生的逝世》中回忆：鲁迅对这“空头”两个字，觉得很满意。他在原稿上添上了，躺回藤躺椅上去以后，还笑着说：“这添得好。只两个字，就将这些人刻画得活灵活现了。这就是住在上海的好处，看多了这些空头人物，才能想到这两个字。”
（3）选用适当的文言词语。
老舍曾说：“为什么中国的古诗只发展到九个字一句呢？这就是我们的文字的本质决定下来的。我们应该明白我们语言文字的本质。”（《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也就是说，汉语自古以来就有简洁明快的特色。如杜牧《阿房宫赋》的开篇：“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仅用12个字，就把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以及秦始皇大兴土木，建造宏大的阿房宫的事实概括了出来。古代文言文在构词、造句上创造了许多凝练的形式，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比如朱自清在散文《荷塘月色》中有这么一句：“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弥望”见于《汉书·元后传》，指极目而望；“田田”描述的是叶浮于水上之貌。古诗中有“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作者巧用古语词，表意丰富而言词简洁。
3.生动
所谓生动，是指语言新鲜、活泼、富于形象性。如果说，准确、简练是强调语言要恰当地反映客观实际，那么，生动则是强调语言的表达效果，即把语言运用得富有文采。“言以文远”，语言有文采，才能吸引人，打动人；语言缺乏文采“文乏异彩，昏睡耳目”，提不起读者的精神，就会削弱文章的感染力量。这是在千百年的写作实践中已经得到了证实的真理。那么，怎样使语言生动呢？
（1）选用含义具体，富有形象感的词语。(www.xing528.com)
语言文字具有间接性，读者必须在想象中进行填充。因此，作者要尽量用形象的、有立体感的词语来写作，让读者能够身临其境。描绘事物的色彩、形体，使人如睹其物、如见其人。
张爱玲的作品中有许多感受都是与色彩糅合在一起的：“看不到田园里的茄子，到菜市场上去看看也好——那么复杂的，油润的紫色；新绿的豌豆，热艳的辣椒，金黄的面筋，像太阳里的肥皂泡。”（《公寓生活记趣》）五颜六色的蔬菜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热闹的菜市场，充满了都市生活的情趣。运用象声词摹写自然环境和日常生活中的声音，也能增强语言的生动性。
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政论文中，有一段写得很生动、风趣：“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这段文字，运用了描写手法，还运用了口语“老爷”“捞一把”“挟起皮包”和古语“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茕茕孑立，意为孤孤单单；形影相吊，意为只有自己身体和影子相伴相慰。此语出自晋代李密《陈情表》）等。文章入木三分地把司徒雷登沮丧的样子表现出来了。
（2）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句式富于变化。
写作时，应根据文体特点和行文需要，运用比喻、夸张、对比、排比、拟人等修辞手法，来增强语言的表现力。《红楼梦》中很多地方用生动而新颖的比喻来刻画人物性格。如晴雯“是块爆炭”，袭人“是没嘴的葫芦”，李纨“竟如槁木死灰一般”，迎春“浑名叫二木头，戳一针也不知嗳哟一声”，探春“浑名是玫瑰花”“玫瑰花又红又香无人不爱的，只是有刺戳手”。这些浅近而贴切的比喻，把每个人的性格特征揭示出来了，既恰当，又新鲜。
通讯《“飞天”凌空——跳水姑娘吕伟夺魁记》也写得优美动人。如：“轻舒双臂，向上高举，只见吕伟轻轻一蹬，就向空中飞去。有一瞬间，她那修长美妙的身体犹如被空气托住了，衬着蓝天白云酷似敦煌壁画中凌空翔舞的‘飞天’。紧接着，是向前翻腾一周半，同时伴随着旋风般地空中转体三周，动作疾如流星，又潇洒自如，一秒七的时间对她似乎特别慷慨，让她从容不迫地展示身体优美的线条，从前伸的手指，一直延续到绷直的足尖。还没等观众从眼花缭乱中反应过来，她已经又展开身体，笔直地像轻盈的箭，地插进碧波之中，几股白色的气泡拥抱了这位‘哧’自天而降的仙女，四面水花悄然不惊。”例文中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我们可以从中受到启发。此外，作者为了表达的需要，打破语言常规，采用“活用词语”的方法，也可以使语言生动。如名词用作动词，形容词用作名词，褒词贬用，贬词褒用，大词小用，小词大用等，如处置得体也可收到极佳的效果。
（3）注意音韵和谐，使语言富有节奏感。
汉语是一种有声调的语言。古代汉语有平、上、去、入四声，现代汉语普通话没有入声，声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仍然是四声。语言的节奏感可以通过声调的高低、句式的长短、语气的缓急变化来达到。声韵的配合和字调的相应交错就构成了语言的声律美，能有力地传达情感，渲染气氛，增添文采。
例如《红楼梦》二十八回宝玉向黛玉说心事：“当初姑娘来了，那不是我陪着玩笑！凭我心爱的，姑娘要，就拿去；我爱吃的，听见姑娘也爱吃，连忙的收拾的干干净净，收着；等着姑娘到来，一桌子吃饭，一床儿上睡觉。丫头们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气，我替丫头们想到。我心里想着：姊妹们从小儿长大，亲也罢，热也罢，和气到了底，才见的比别人好。如今谁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睛里！”这段话骈散交错，长短相间，读起来抑扬顿挫，非常顺口，而且表情率直，一点也不做作、拖沓。另外，在《红楼梦》（甲戌本、庚辰本）第八回描写“冷香丸”的香气，还有这样一句：“只闻一阵阵凉森森甜丝丝的幽香。”几个叠字的连用，生动地描绘出了宝玉独特的心理活动，而且音韵和谐，朗朗上口。而后来刊行的程甲本删成“只闻一阵阵香气”，顿时逊色不少。
（4）语言要有幽默感。
幽默是智慧的表现。写文章时，可以在关键的地方，借助想象，机智而巧妙地运用双关、讽喻、象征等手法，让读者在笑声中领悟。古今中外许多作家，像塞万提斯、莎士比亚、鲁迅、老舍，他们的语言都具有幽默感，同时又不乏深度。老舍就说过：“文字要生动有趣，必须利用幽默。”（《老舍论创作》）他在《离婚》里有一段话：“其实买个妾还不是件容易的事，只看男人的脑袋是金银铜铁哪种金属作的。吴先生的脑袋，据张大哥鉴定，是铁的；虽然面积不小，可是能值多少钱一斤？”这样的语言，幽默中含着讽刺，生动而别致。
同时可以多用群众的口语。群众口语，通常是用生活里最常见的东西来形容事物，具有鲜活的特点。如，说一个人嘴拙，就说“三脚踢不出一个屁来”；说一个人土气，就说“满脑袋高粱花子”；说人手不闲，就说“一个萝卜顶一个坑”；说独生子，就说“十八亩地一棵谷独苗”，等等。如使用得当，也能使语言显得生动。
4.朴素
所谓朴素，就是用语要朴实自然，通俗易懂。朴实的语言，是真切的语言，容易理解的语言。它不仅具有外语言的自然美质，而且具有内语言的真挚内涵，因而它虽然是极普通的字句，却有感人的力量。
（1）情感真挚才能有朴实的语言。
李涂在《文章精义》中说得更具体：“文章不难于巧，而难于拙；不难于曲，而难于直；不难于细，而难于粗；不难于华，而难于质。”要使语言达到这种拙中见巧、直中见曲、粗中见细、平中见奇的境界，就需要更深厚的艺术功力。朱自清的散文《背影》，文字朴素，而情深意切，如李广田所言：“《背影》一文寥寥千五百言，其所以能为后人传诵而有感人至深的力量，当然并不是凭借了什么宏伟的结构和华丽的文字，是凭了他的老实，凭了其中所表达的真情。这种表面上看起来简单朴素，而实际上却能发生极大的感动力的文章，可以作为朱先生的代表作品。”（《朱自清选集·序》）
（2）要避免堆砌辞藻。
苏轼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这不是平淡，而是绚烂之极，说的是老熟的平淡语言，才是最富艺术性的语言。附加的修饰虽也可以增色，但只能装饰外表，而真正的美却是产生于内在的情态。文章如果内容空泛，那么再多华丽的辞藻也无济于事。所以，人们一般认为文字朴素也就是清雕琢，贵自然。这并不是说不要修饰，而是要修饰适度，避免无限制的堆砌、形容。最终以淡化了的雕琢、不露痕迹的雕琢实现语言的朴素美。
三、写作语言的创新
精彩的语言大都是具有创新性的语言，因为它是对前人经验的突破和发展，是人们闻所未闻的。这样的语言新鲜、生动，富于生命力，令人耳目一新，回味无穷。
1.务去陈言
所谓陈言，是指用俗了的陈旧的语言。也许有的词语刚开始使用时也很新颖、生动，但在反复的、广泛的使用中丧失了这一特点，变成了陈词滥调。这时再因袭陈言，就成了人云亦云，拾人牙慧，而且很可能令人生厌，拒而远之。
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曾经感叹：“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去陈言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人形成了一定的思维模式后，总会沿着这个模式来思考。近代文艺心理学家称之为“套板反应”，这也是人因循守旧的一个原因。朱光潜说过：“一个人的心理习惯如果老是倾向‘套板反应’，他就根本与艺术无缘，因为就作家说，‘套板反应’和创造的动机是仇敌；就读者说，它引不起新鲜而真切的情趣。”英国美学家科林伍德也说过：“艺术不能容忍陈词滥调，任何真正的表现必然是一个独创的表现。”由此可见，我们一面要学习前人的经典语言，一面又要避免积古不化，学会融会贯通，勇于创新。
2.思维创新
语言的创新实质上是思维方式上的创新，也就是挣脱“套板反应”的束缚，发挥创造力。这往往需要作者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用丰富的想象力去表现。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用不尽的流水来传达无形的忧愁；李清照的“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则将忧愁化为了有重量的形态。所以，这种创新的关键是敢于突破既定规则，寻求新的表现形式。
思维创新的一种情况是创造新词。在《三国演义》第五十回中，写赤壁大战，曹操遭火攻，有一句“与张辽引百余骑，在火林内走”。《水浒传》第三回写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时，“把两包臊子劈面打将去，却似下了一阵肉雨”。这两句当中的“火林”“肉雨”都是作者独创出来的，都是偏正型的合成词，以“火”修饰“林”，以“肉”修饰“雨”，既说出了质地又绘出了形态，新颖而形象，不能不说作者的匠心独运是成功的。但创造新词并不等于随意生造，而要在破坏既定规则的同时，遵循一定的标准。正如李渔所言：“琢句炼字，虽贵新奇，亦须新而妥，奇而确。妥与确总不越一‘理’字。欲望句之警人，先求理之服众……”也就是说，求新求奇却又要新奇得有理，能以理服人，为读者所接受。
思维创新的另一种情况是运用修辞手法来有意地违背事理逻辑，常见的有借代、夸张、反语和通感等。比如夏衍在《包身工》中写道：“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菜场去收集一些菜叶，用盐一浸，这就是他们难得的佳肴。”句中的“慈祥”“佳肴”都是反语，以明显违背逻辑的方式达到了讽刺的效果。又如钱钟书的《围城》里有这样的句子，“方鸿渐看唐小姐不笑的时候，脸上还依恋着笑意，像音乐停止后袅袅空中的余音。许多女人都会笑得这样甜，但她们的笑容只是面部肌肉的柔软操……”不笑的“笑意”是从视觉上看到的，“余音”是从听觉上听到的，“甜”是从味觉上尝到的。这是由视觉转移到听觉，又转移到味觉来描写唐小姐的笑意。通感的运用使读者各个器官联合起来，发生了共鸣，拓展了思路。这种故意超越事理逻辑构成了作者和读者的默契，不但没有妨碍语言的准确性，反而在丰富的想象中加深了艺术感受。
3.用词独到
老舍说过：“语言的创造并不是另造一套话，烧饼就叫烧饼，不能叫饼烧。”语言的创新是在大家使用的语言符号系统内的创新，是通过独特的切身感受，选取新的角度，寻觅新的语言形式，来反映生活，传达思想。因此，语言创新也就是寻找独特的、新奇的语言表现形式。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了语言要“陌生化”，使人们对那些已经见惯不惊的东西感到陌生，得到感觉上的刷新。陆机在《文赋》中说：“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刘勰则明白地指出：“若气无奇类，文乏异彩，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文心雕龙·丽辞》）杜甫更有诗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都说明语言要“意巧”“奇异”才有魅力，才能吸引读者，震撼心灵。北宋文人宋祁的《玉楼春》里有一句：“红杏枝头春意闹。”关于这个“闹”字，人们有许多争论。李渔曾批评：“此语殊难注解，争斗有声谓之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余实未之见也。”李渔从没见过“闹”字的如此用法，可见对他来说是陌生而费解的。但为后人所传诵的精妙之处也就在于此。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价说：“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正是这一“闹”字，在明快中透出活力，表现了红杏花挤挤攘攘地开满树和蜂飞蝶舞的画面，让我们对春天产生了一种丰富而完整的感受。像这样的字本身并不奇异难懂，关键在于作者感受独特，选字独到。清代的沈德潜认为：“古人不废炼字法，然以意胜而不以字胜，故能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近人挟以辟胜者，难字而已。”语言创新的能力就在于细致地观察，结合语境敏锐地捕捉新颖恰当的字眼，以平常字表现出新奇意。
四、写作语言的风格
写作语言的风格，是指一个人的语言或一种语体在总体上所表现出来的独有的风貌和格调。它可以体现为语体的风格，如科技语体缜密、精确，政论语体庄重、谨严，公文语体平实、准确、简明等。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写作主体的个人语言风格。语言风格是文章整体风格的重要表现，也是文章风格的组成部分。虽然，语言风格主要体现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如对词汇、句式、音律、辞格等的综合运用，但并不是说它是完全独立出来，和文章写作的其他方面没有关系的。
陈望道在《语文的体类》里，将文章分为四组八种。所谓“体类”，含义和风格差不多。简约的风格在于言辞简洁扼要，繁丰的风格则在于铺展衍说、繁富丰赡；平淡的风格在于少用辞藻，力求清真，绚烂的风格则在于富丽华美。可见，语言的风格要结合文章的内容与形式来考察。
童庆炳在《文体与文体的创造》把风格分为八组十六种：
（1）简洁——丰赡；
（2）平淡——绚丽；
（3）刚健——柔婉；
（4）潇洒——谨严；
（5）雄浑——隽永；
（6）典雅——荒诞；
（7）清明——朦胧；
（8）庄重——幽默。
这更切合现代的风格审美实际，也有更大的包容性。由于文学风格形态的无限多样又无限生成，不可能找到一种最完善的分类法。对文学风格的分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而且永远是相对的，它们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但大可不必胶柱鼓瑟，应该根据具体作品的审美特点灵活运用。正如小说家、理论家茅盾所说：“有的可以从全篇的韵味着眼，用苍劲、典雅、俊逸等等形容词概括其基本特点，有的则可以从布局、谋篇、炼字、炼句着眼，而或为谨严，或为逸宕，或为奇诡，等等不一。”
自古以来，优秀的作家都非常注重炼字、炼句，讲究选词、用词。朱光潜认为：“他们在表面上重视用字的推敲，在骨子里仍是重视思想的谨严。惟有谨严，思想情感才能正确地凝定于语文，人格才能正确地流露于风格。”（《谈文学》）对此，老舍也谈到：“风格不是由字句堆砌而来的，它是心灵的音乐……好的文字是由心中炼制出来的；多用些泛泛的形容字和生僻字去敷衍，不会有美好的风格。”（《老舍论创作》）表面上看起来，语言风格的创造在于语言形式的锤炼，而其根本却还是和思想内容分不开的。所以，我们说“文如其人”。语言风格是作家的个性体现，曹丕就认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强力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典论·论文》）所谓“气”，是指作家的个性和气质，所谓“清浊有体”，是指阳刚和阴柔两种不同风格，而且这是各人独有的，不能袭来。法国的布封说得更简单明了：“风格即人。”（《论风格》）语言风格的形成和作者自身的学习积累、读书偏好、语言习惯以及个性气质、审美情趣等多方面因素有关，形成后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和相对的稳定性。“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这是典型的鲁迅风格，犀利而深刻。“即使我前面的日子已经很有限、很有限了，我还是在想：‘怎样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这是巴金的风格，真挚而深情。的确，不同作者的语言风格有着不同的类型。例如，司马迁的雄浑，陶渊明的冲淡，苏东坡的豪放，朱自清的简约朴素，以及冰心的清丽典雅，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鲜明的印象。也正是这些多样化的风格，才使写作园地变得多彩多姿，富有无穷的魅力。
五、写作语言的培养
大家都是用一样的语言写作，但写出来的东西却大不一样，有的明白晓畅，让人愿意读，有的晦涩难懂，让人避之不及。这就涉及语言的运用能力。那么怎样才能提高写作语言能力呢？一方面是思想的训练，一方面是语言的培养。老舍曾经概括自己的经验说：“总起来就是：多念有名的文艺作品，多练习各种形式的文艺写作和多体验生活。这三项功夫，都对语言的运用大有帮助。”
（一）在生活中积累
写作中常用的汉字并不多，不过几千个，但是，这几千个汉字组合成的词语却是千变万化、层出不穷的，好比棋盘上的几十个棋子，可以构成各种各样的棋局。要掌握大量的词汇，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从书本上、生活中逐步学习积累。
老舍曾经在《我怎样学习语言》中说：“从生活中找语言，语言就有了根；从字面上找语言，语言便成了点缀，不能一针见血地说到根上。话跟生活是分不开的。因此，学习语言也和体验生活是分不开的。”文章写作的源泉是生活，写作运用的语言也来自于生活，我们只有在广阔的生活中才能积累丰富的词汇。你知道得越多，知识面越广，你的词汇量也就越大。如果局限于小圈子里，对生活的各方面不感兴趣，当然词汇就少。可见，我们应该通过丰富生活内容来扩大词汇量。每个人都不是生来的“万事通”，需要打破日常生活的小圈子，多接触、多观察、多了解新鲜的东西，以扩充自己的词汇。在生活中积累语言的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毛泽东说过：“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反对党八股》）
人民群众的语言是现实生活和人们真实思想情感的反映，是最大的语言宝库。像“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肚子里装算盘——心中有数”“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春雨贵如油”这一类的谚语、俗语、歇后语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生产劳动中总结出来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往往包含着许多通俗易懂的道理。运用这些词语，既生动形象，富有表现力，又概括凝练。另外，群众的语言也最具有时代性，随着生活的发展而有所改变。比如，“做秀”“克隆”“网恋”“白领”“酷”等一些不断出现的新词语，都是当代社会生活的写照。
许多中外优秀作家为了尽量地吸取群众语言，丰富和充实自己的写作词汇，在这方面都做了大量努力。普希金从小就向奶妈学习语言，常到附近集市上去，听瞎子们唱各种歌谣；狄更斯少年时代就曾经在下层社会和监狱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物，长大后仍保持着跟人多方接触，倾听人们谈话，摄取材料和语言的习惯；左拉在商店里看店员和顾客如何讨价还价，住进矿工的小屋和矿工们一起喝酒，到各个角落和泥水匠、链条工人、洗衣妇攀谈。中国作家老舍更是走到哪里学到哪里，注意与各种各样的人物打交道，甚至买盆花，也要和卖花的人聊一聊。赵树理则说：“广大的群众就是话海，其中有很多的天才和专业家（即以说话为业务的人），他们每天每时都说着能为我们所欣赏的话。”细致的观察、耐心的积累为他们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因此写出了富有个性的、符合人物身份和环境的语言。
群众的语言就像矿藏一般，里面藏着许多闪光的宝石，需要作者去发掘，但作者不能全部照搬，还应该打磨加工，以更精练的形态出现在文章当中。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之类的句子，就是对朴素生动的群众口语加以提炼，使其诗文仿佛注入了一股清泉，清新动人，而又凝练隽永。
（二）在阅读中感悟
古今中外优秀作品的语言都是经过精心加工、磨砺而成的，因此必须通过多读来学习语言和提高运用语言的能力。而多读就是要从大量的优秀文章和作品中汲取营养，积累和丰富自己的语汇，增强对语言的敏感。唐人卢延让自说锤炼语言的严肃态度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颇受后世称赏。但明人杨慎却在他的《升庵诗话》中讥讽说：“所谓‘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余尝笑之。……今不读书而徒事苦吟，捻断肋骨亦何益哉？”若都如此，“不知李杜长篇数千首，安得许多胡须捻扯也？苦哉！”也就是说，光是苦吟而不读书，这是不可取的。作家艾芜在他的《文学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里讲了多读书对于学习使用语言的好处：第一，“书本使语言的记录正确”。他认为，用耳朵听来的语言，记录时，不容易记得适当，如果有了书本的帮助，根据前人记录出来的文字，就可以记录得正确。第二，“书本可使忘掉的语言重新记起”。意思说，人们在儿童时代有可能学会许多民众的语言。“后来，因进学校读书，出校后又在从事文化方面的工作，便逐渐把日常使用的语言弄成特殊化了，即所谓知识分子的语言。至于儿时从田夫野老奶妈仆妇那里听来的话，由于缺少再说的机会，便自然而然忘记许多了。这些语言虽然忘记，但一将《红楼梦》《儒林外史》《金瓶梅》等书籍，展阅在眼前的时候，却旧友重逢似的，一字一句，记将起来，使人感到喜悦。而且这种再记忆起的语言，当我们创作之际，更容易接二连三地涌到笔下来，作者能得到左右逢源之乐。”第三，“书本能使大众语分别出来”。他认为，过去的口语文艺，所用的语言多带地方性。如《红楼梦》是用北平语写的，《儒林外史》是用南京话写的，《金瓶梅》是用山东话写的。各地方民歌民谣的小册子，则更是含有大量的当地语言。如果仔细读了这些书，就可以辨明哪些是流行全国的普遍语言。以上三点经验之谈，说明“多读”也是学习语言、提高运用语言能力的重要途径。
另外灵敏的语感不是天生的，是在生活经验的积累与阅读学习的过程中训练出来的。特别是对处于写作学习初期阶段的人来说，有了一定的生活阅历，常感觉到想要说些什么、写些什么的欲望，但却苦于找不到恰当的、满意的词语。这说明培养语感，仅仅靠生活的积累是不够的，还需要从阅读中去获得点拨与感悟。例如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用词非常简单，明白如话，连小学生都可以毫无困难地诵读。但其气象清远，出语洒落，达到了洗尽铅华、风韵天成的境界，却是后人难以超越的。读者在这淡而隽永的语言中，很容易感受到字面之外的意境，有作者在春日初醒时的喜春之感，又有“风雨声”和“花落”中的伤春之情。通过大量的阅读，细细揣摩精微之处，心领神会，自然会锻炼出灵敏的语言感受能力，到自己写作时也能准确地把握用词，流畅地进行表达了。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还谈到，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这也主要靠阅读来实现。语言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社会交往，就会引起语言的接触和相互吸收。汉语中有大量的外来词，像“沙发”“咖啡”“吨”“白兰地”等，已为人们所熟悉和普遍运用。在五四运动时期，我们的民族语言还吸收了许多外国的语法，丰富了汉语的语法，使语言结构更趋复杂，说理文字更趋精密。至于古人的语言当中，更是有许多保持着旺盛生命力的词语，有一些是常用的，如“归宿”“达观”“秋波”等；有一些则主要见于书面，如“婆娑”“潋滟”“葳蕤”等；还有一些既见于书面，也见于文人口头，如“退避三舍”“鞠躬尽瘁”“锲而不舍”等。通过阅读可学习、借鉴精美的成语、典故、警句、妙语，丰富我们的语言材料，适当运用这些词语，既可简练概括，又可增添文采。因此熟悉名篇佳作的精彩妙笔，获得丰富的词汇，是大有必要的。在阅读佳作中感悟，然后进行模仿，好比学习书法先要临摹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同时，还应该阅读理论文章和批评文章，以使我们眼光敏锐，思路清晰，切切实实地抓住文章的语言特色，明明白白地剖析其优点、缺点。对自己看得不太明白的作品，则不妨听听别人的意见。如果有几句话搔着痒处了，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启发。这是又一种形态的感悟，对我们提高语言修养有很大的帮助。
（三）在写作中锤炼
阅读积累只是知识的储存，而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写作实践。清人唐彪曾说：“谚云：‘读十篇不如做一篇。’盖常做则机关熟，题虽甚难，为之亦易；不常做，则理路生，题虽甚易，为之则难。”因此学习语言，仅仅多看、多读是不够的，还必须多用、多写、多练。直到把所学的知识转化为写作技巧，才算是真正地学会了写作。朱光潜认为，记日记是初学写作的最好方法。“一番家常的谈话、一个新来的客、街头的一阵喧嚷、花木风云的一种新变化、读书看报得到的一阵感想、听来的一件故事，总之，一切动静所生的印象，都可以供你细心描绘，成为好文章。你不必预定每天应记的字数，只要把应记的记得恰到好处，长则数百字，短则数十字，都可不拘。”此外，还可以写读书心得、观察笔记、命题作文等，进行一些有目的的写作训练。其实只要留心，处处都可以练习写作，就连写信也是很好的锻炼机会。
练习写作，不仅要写成篇的文章，更要练习用语言材料构造各种词组、短语、句子，从整体到细节都一丝不苟，也就是平常所说的锤炼语言。贾岛有诗云：“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说的就是古人对诗句的不懈锤炼，直至找到最佳词句。这种情况是普遍的，不但锤炼自己的语言，有时甚至还会出现多人修改、锤炼一句话、一个词。例如贾岛的名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关于用“推”，还是用“敲”，已是家喻户晓的故事了。韩愈主张用“敲”，历代文人大多同意，认为“敲”的音节更亮一些；“推”无声，而“敲”有声，静谧中敲门声响，境界更见幽迥。不过，朱光潜赞同用“推”字。画家吴冠中也说：“敲则有声，与静对照。但这情境中突出了静与闹之对照是否破坏了整体调子，夹进了音响反而在画面落下了败笔。推门，无声，不写声，只着笔于推之动作，画出了运动中的线，与‘宿’相对照，显得比‘敲’更和谐，不失画面的统一。”一个字的更换，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它实际上也是思想情感的变换，影响到了整首诗的意境，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应该学习那种咬文嚼字的态度，孜孜不倦地寻求最准确、最恰当的词。
练习写作，还要注意练习写不同体裁的文章，把握不同的语体色彩。老舍就主张语言练习不只专写某一种文体，而是需要全面学习。他说：“我不是为学诗而学诗，我把学诗看成文字练习的一种基本功夫。习写散文，文字须在我脑中转一个圈儿，或几个圈儿；习写诗歌，每个字都须转十个圈儿或几十个圈儿……习惯了脑子多转圈儿，笔下便会精致一些。”老舍不是诗人，他写诗更多的是为了锤炼语言，锻炼自己的语言能力，以诗歌精细入微的语言要求去对待小说写作。
可见，语言训练是写文章的基本功。这样长期练下去，你的词汇就会越来越多，语感就会越来越强，并且越使用越熟练，渐渐地达到意到笔随、驾轻就熟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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