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辛亥革命至满洲事变前夕的日中关系

稻叶正夫^[7]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

1911年（清宣统三年）10月10日，革命军高举灭清兴汉的大旗在武昌起义。清朝起用失宠在野的袁世凯收拾残局，却被袁世凯所乘，1912年2月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这就是所谓的辛亥革命。革命当初的临时大总统孙文在同年10月辞职，袁世凯就任大总统。这就是袁世凯策划的南北妥协。

当时日本派山座圆次郎公使在北京外交使团会议上，以履行国际义务为条件，提议承认中华民国政府。1913年10月，日、英、俄、德、法等12个国家承认了中华民国。在此以前，8月份日本陆军就把清国驻屯军改名为中国驻屯军，把中清派遣队改名为华中派遣队。

然而民国刚刚成立，南北之间就围绕建都问题发生对立，南方高唱议会万能，企图以国会力量抑制袁世凯。1913年2月选举国会议员，南方的国民党虽然占了多数议席，但被袁世凯使用谋略弹压下去。其后以借款为背景，北方袁世凯政府的声望提高了，终于在1915年未经国会承认，袁世凯发表帝制声明并改国号为洪宪元年。但在日本等国的反对下，宣布延期实施；就在这一年的6月袁世凯病死。本来袁世凯政府实际是军阀大杂烩，因此袁死后军阀政府的色彩更加浓厚，终于发生了长期内乱。

最早利用中国动乱的是俄国。1911年11月俄国扶植外蒙发表了独立宣言，次年又建立了俄蒙友好条约。民国国会虽然不予承认，而几经周折，结果却因中国政府屈服，遂于1913年签定了关于外蒙自治的中俄宣言。日本根据日俄协约承认了外蒙是俄国的势力范围，但怀疑俄国势力可能从外蒙逐渐进入内蒙，因此在1912年1月向俄国提出第三次日俄协议草案，于同年7月签订了第三次日俄秘密协议。

提出协议草案时，内田康哉外相设想的分割东西内蒙方案涉及到由张家口到库伦，但实际协议书仅大致限定于所谓满洲、蒙古地区。

日本政府对辛亥革命的态度，缺乏一贯政策。也可以说缺乏对策。当初采取拥护清朝，随后拥护君主立宪制，寄希望于清朝的袁世凯政府，结果对谁也不偏不倚。辛亥革命后，伊集院公使等曾因政府主张君主立宪制而要求召回。但日本真正的意图是借这个机会扶植并扩充自己的势力，所苦恼的只不过是选择对象而已。爆发革命后的10月24日，在内阁（第二次西园寺内阁）会议上，决定了维持满洲现状，扶植清朝势力的对清政策，元老们也表示同意。在此以前，10月14日陆军次官对参谋次长发出了“关于清国暴动”的照会。这是一份可以证明政府和军部有向华中、华北以及满洲等地积极出兵的动机的文件。而且，就在此时，中清派遣队（司令官尾野实信大佐）在1912年1月到达汉口。革命刚一爆发，迅速向几乎中国全线派遣了带有特别任务的陆军武官。结果这些武官后来就成了驻在各地武官。当时日本陆军首脑为陆相石本新六、次官冈市之助、军务局长田中义一、总长奥保鞏、次长福岛安正、第二部长宇都宫太郎等。

清朝宣统皇帝于1912年2月宣布退位。预感到这一点的肃亲王和他的顾问川岛浪速，图谋据守清朝发祥地的满洲进行复辟。他们自称保皇宗社党，在旅顺、大连、奉天等满洲要地发起运动。蒙古王公基于其对清朝称臣与民国毫无关系的传统观念，与复辟运动合成一体是自然的趋势。因此，川岛一派便以蒙古王公为主进行活动。至于川岛一派与日本政府及陆军中央部到底有过什么联系虽不清楚，但在《川岛浪速翁》、《东亚先觉志士传记》、《对华回忆录》以及《西原战史》等书中，均对川岛的活动有相当具体的记述。

川岛在北京、满洲和蒙古曾获得进行蒐集情报和搞谍报工作的高山公通大佐、多贺宗之少佐、松井清助大尉等的积极援助，与在京的蒙古王秘密计议，同时为取得日本国内的援助，进行了种种策划。从下列1月29日寺内正毅朝鲜总督给内田外务大臣的电报中，就足以了解其中的情况。这个电报没有署名并使用陆军密码，因此陆军次官向青木宣纯少将发出调查发报者的照会。青木少将的回答是“电报是由川岛发出。”但是多贺少佐对次长的报告是“经高山大佐与川岛商议后，命令松井向明石少将（朝鲜宪兵队司令官）发出的。未加署名是当事人失误。”据估计，高山大佐及川岛等这样做，可能是希望取得搞谋略工作的前辈、同忧之士的明石少将的侧面支援。当然，川岛在同一天以第62号电将同样内容直接向参谋本部（可能是次长）作了报告。电文如下：

“接1月29日午后二时半北京发陆军密码电报，故发报者当属武官无疑。本官对此并未回电，亦未采取措施。惟感形势紧迫，特转电阁下以供参考。

“一、二日内皇帝即将退位，已无挽回余地。因此，肃亲王兄弟将于一、二日内逃离北京，先至大连于满洲蒙古兴勤王之师，占据祖先之地，以待他日民国之离散。此北方新兴之国急望我国之援助，望对我国内当局适当周旋。”

2月6日肃亲王亡命旅顺，2月10日宣统帝退位。2月13、14日左右，高山、多贺、松井等按照训令向东部内蒙转移，人员也有所增加。由此可以看出陆军中央部对蒙古之独立表现了积极的意图。但是，废帝宣统并未蒙尘蒙古，仅肃亲王一人亡命旅顺。以此为中心的运动也存在着国际上的顾虑，因而云消雾散。复辟运动转为喀喇沁王为中心的东部内蒙的独立举兵运动。

宣统帝退位后，革命的新中国采取了共和制，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当时日本向列强提议承认中国新政府，英、美、德、法四国决定成立借款团援助新政府，6月18日日本与俄国又参加，成立了所谓六国借款团。于此，新中国的方向似乎已成定局。

日本对清朝和革命军的态度，最初是拥护清朝。1912年初，革命党企图进入北京，同时由海路进入山东，再登陆辽东半岛，准备从满洲推翻清朝，为此建立了北伐第一军，在蓝天蔚总司令的率领下北进到芝罘海湾。但是，我第二舰队司令长官向蓝天蔚递交了在辽东半岛禁止一切军事行动的警告书。随后关东都督陆军参谋四天王延孝少佐奉参谋本部命令，到芝罘与蓝联系。该少佐从赤羽近卫工兵队以来就是蓝天蔚的老相识。

此时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方军阀大体上反对共和，赞成君主立宪制。滦州的叛军以及满洲等地与革命军互通气息策划活动的也不少，并且以南满铁路附属地为据点大肆活动。

1912年2月2日北伐革命军约600名在中立地带尖山口（貔子窝东北、租借地带北侧）登陆。顾人宜一派予以支援，在李家卧龙设司令部积极招兵。2月上旬兵力已达1,700人并有炮2门。官兵在几个地方与革命军进行了小规模战斗，均被打败。此时，官军正从满铁沿线大举南下，若放任不顾，情况定将相当混乱。

当时官军方面在满洲的主要将领有奉天将军总督赵尔巽、师长（统领）张作霖、吴俊升等。据说张作霖相当倾向川岛等人的满蒙独立运动，但他当时并没有相应的地位。满洲方面的要人则始终顺应政府方面的大势。张作霖的活动则是以后的问题。当时官军的素质极为低劣，群众对之极为愤恨。

欧洲大战的影响

1914年7月欧洲爆发战争，终于发展成世界大战。日本基于日英同盟，于8月23日对德国宣战（英国8月4日参战）。随即出动独立第十八师团及第二舰队，在占领山东铁路全线以后，于同年11月攻陷了德国在中国的唯一据点青岛。日本海军也占领了德属南洋群岛。

德国近年才开始世界殖民地的政策，这时主要殖民地早被列国瓜分了，因此才着眼中国。日清战争后主动参加三国干涉，在迫使日本交还辽东半岛上施恩于清廷并和俄国交好。后借口德国传教士被杀害等问题，租借了胶州湾，在这里建筑了军事和经济根据地，在华北一带大肆扩展势力，其锋芒甚至逐渐侵入长江流域日、英两国的势力范围。德国在胶州湾租借地进行大规模经营，是对日本很大的刺激。大战前德国的作法，令世界瞠目，被视作祸乱之根源。因此德国一旦参与战争，至少要发展成欧洲大战并且必然扩大到包括东亚在内的世界大战。当初美国和中国都严守中立。日本的参战是和英国屡屡交涉而突然宣战，其真实原因何在？根据其后的变迁，判断如下：

欧战当初，日本政府并非没有非战论者，但大致倾向于主战主义。当时日本舆论平静，无任何紧张情绪。同盟国的英国似乎也不想把日本拖入战争的漩涡。英国8月4日参战后，曾向日本要求援助，但随即取消，以后又提出要求，经过讨论限制战局等问题后，8月中旬日、英两国取得一致意见，为了全面维护日、英同盟的利益，决定在东亚的日、英双方军队并肩对德作战。8月15日，发出下列最后通牒劝告德国，未得到回答，故于同月23日对德宣战。日本的最后通牒如下：

“帝国政府鉴于当前形势，决心消除远东和平之障碍，维护日英同盟协约所预期的全面利益，贯彻该协约永保东亚永久和平之宗旨。为此，兹诚恳劝告德意志帝国政府实施下列二项要求：

第一

德国舰艇应即时退出日本及中国海域。不能撤退者应立即解除武装。

第二

德意志帝国政府为将全部胶州湾租借地交还中国，应以1914年9月15日为限，无条件交付日本帝国官宪。

对日本帝国政府之上述劝告，德意志帝国政府应于1914年8月23日正午以前无条件应诺。如届时不作答复，帝国政府将采取必要行动。特此声明。”

根据以上情况，日本最后参战的理由，很明显是由于日英同盟。此精神在宣战诏书中也已表明。

当时被人称作“一人决定了对德战争”的加藤高明外相（大隈内阁实际是加藤内阁），曾有一段真心话。现从伊藤正德所著《加藤高明》一书中摘录如下：“英国既已参战，无论战争继续到何时，最后胜利必属英国。最低限度英国也将取得有利的平局。因此，日本参战也不会有损。抓住这一良机来提高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日本在东亚的处境，乃是远大之计划。”看来，这才是日本参战的真正和根本原因。

欧洲大战刚一爆发，中国（袁世凯大总统的中华民国）担忧东亚受到波及，于8月6日匆匆宣布恪守中立。中国判断当时能够在中国活跃的只有日、美两国，特别害怕日本趁此机会对中国采取积极的扩张政策。因此，表面上假装和日本亲善，暗地里却发动了使美国从中斡旋把胶州湾租借地直接交付中国的运动，但未能成功。这时日本终于向德国发出了最后通牒。当时一部分中国有识之士，认为日本的最后通牒是日本拟取代德国掌握华北之霸权，因此责难日本。但北京舆论界大部分认为日本的要求得当，并且期望日本将来一定会履行将青岛交付中国的诺言。总之，当时中国的态度主要是害怕日本实行积极的扩张政策，因而想借美、英特别是美国的力量牵制日本，使其交还山东。但是，这一时期中国一般群众似乎还未出现排日情绪。

对于日德开战，美国舆论界一般不同情日本，包括众多德国种族的美国国民及从来就有排日思想的部分地区美国人，自日、德开战以来即努力发起排日舆论。部分帝国主义者以及和中国市场有利害关系的美国人，对日本的态度也甚为不满，因此舆论对日本颇为不利。但是，美国政府采取了冷静的态度，8月7日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发出了警告信表明决心。21日美国大使加斯利访问了加藤外相，转达了旨在表明美国政府对于日、德开战所持态度的来电内容。并且在日、德开战后的当月25日宣布中立。

关于俄国及法国的态度，无需特别说明，由于日本的参战，事实上已站在协约国的一侧。至少在战争期间，是对待同一敌国的联合国家。俄、法两国从日德开战前到1915年1月，分别通过外交机关协商讨论订立日俄同盟、日法同盟，进而协商订立日、英、俄、法四国同盟等问题。

在中国大陆及中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日德战争，随着10月中旬日本第一舰队占领了赤道以北德属南洋群岛，11月7日日本陆海军攻占胶州湾、青岛及山东铁路全线，事实上战争已告结束。日本于11月24日公布了青岛守备军编制要领，暂任命第十八师团长神尾光臣为司令官。

对华“二十一条”要求

1915年1月，日本政府突然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所谓“二十一条”要求。这一交涉是根据外相加藤高明的训令，由日置益公使和袁世凯政府之间进行的。接到“二十一条”要求的中国政府立即征求美国驻华公使的意见，3月13日美国政府提出了提请日本政府注意的备忘录（而且内容非常妥协）。但英国政府基于日英同盟之谊，只要不抵触英国利益，便支持日本的主张。在这一交涉中，美国政府的态度逐渐强硬，由于美国的支持，袁世凯政府也强硬起来，不肯签约。因此，日本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至9日中国才勉强接受，交涉始告成功。中国缔结该条约完全是在日本强压下所为，举国舆论一时沸腾，并以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排日运动急趋激化。

在所谓“二十一条”条约的内容中，有关山东的七条、有关满蒙的七条、有关汉冶萍的一条、关于沿岸不准割让的一条以及一般希望条款等共分五部、二十一条之多。该条约与其说是广泛调整日、华关系，不如说是要求确保日本在华权利的规定。而且加藤外相于12月3日向日置公使发出了“关于对华政策”的训令，这是把以前关东都督福岛安正对郑家屯事件（8月17日）的意见，在两个多月后加以极度扩大发表的文件。特别是日华警察共同化等问题（而且日本人根据治外法权不服从中国法令），可说达到了极点。这种思想表现还有一个确切的基础，这就是日、俄两国通过三次日俄协定，规定了两国在满蒙的势力范围，而且俄国趁辛亥革命动乱之际，与宣布独立的外蒙缔结了俄蒙友好条约及附属通商协定，并通过1913年11月中俄宣言使中国正式承认了通商协定。

5月25日签署条约的当天，关东都督中村觉对日本中央祝贺在满蒙取得权利，同时还提出了以下建议：

“政府应趁此良机确定殖民政策之大计，切实运用此权利，以图发展帝国臣民，开拓满蒙一带之荆棘，普及皇道于土民，以收对华交涉之实利。”

“二十一条”成立后，激起了中国各地的排日运动，致使该条约在实施中问题重重。特别在间岛协约的调整、榊厚农场及太平寺商租问题上不断发生事件和纠纷。袁世凯的帝政也未能顺利实现。

在此期间，1915年12月云南发起了独立运动，被称为第三次革命的南方势力亦有不容忽视的发展。此时日本政府和袁世凯政府之间出现了鸿沟，日本已半公开地策划打倒袁世凯。日本内阁通过了《帝国对目前中国局势应采取的政策》的决议，即采取了承认南北两军为交战团体以及默认民间有识之士援助南方的方针，总之，就是要打倒袁世凯。

此时久原房之助和孙文之间签订七十万元借款协定，大仓喜八郎也给肃亲王的宗社党军队贷款一百万元，这些都是按照内阁会议决定的路线进行的。此外还策划利用宗社党和巴布札布将军合作的所谓第二次满蒙举事事件的满蒙独立运动来进行讨袁。这次策划的主要角色是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少将和外务省小池张造政务局长。第一次举事事件比起第二次来，只不过是对袁的一种牵制策略而已。这次参谋本部派土井市之进大佐、小矶国昭少佐、松井清助大尉去指导这一工作。小矶国昭（后任大将）后来在其所著战犯监狱回忆录《葛山鸿爪》一书中，提供了足以了解当时情况的资料，即想利用宗社党打倒袁世凯的确凿事实。但当宗社党还未达到正式准备阶段，参谋次长即于4月20日命令停止举事。这一年的4月19日，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从段芝贵手里接过大印，在都督衙门举行了就任督军、省长的典礼。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就任大总统，采取了向日本一边倒的政策，由于形势的发展，中国当地尽管愤怒也无济于事。8日19日签署了解散宗社党军队的协定。在此之前，俄国代理大使曾向日本征询过有关宗社党运动的意见，日本政府于9月7日答复俄国，说明宗社党停止举事并解散的情况。此后受日本军官指挥的巴布札布将军在转移途中，与东北军发生激战，三天后战死。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详见《西原战史》一书。

美国参战及大战的变迁

1917年2月美国宣称从人道主义出发拥护民主，与德国断交，并要求中立各国共同对德宣战。日本与英、法、俄三国大使联络后，劝告中国与德、奥断绝国交，同时又与英、俄、法、意四国秘密交涉，使其应允了“在媾和会上支持日本对中国山东省的德国权益及对德属南方诸岛的要求”。这一年的4月6日美国对德宣战，6月末美军于欧洲登陆参加作战。同年11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了《石井·蓝辛协定》。

这时中国处于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担任总理时代。7月18日，日、英、法、俄四国公使劝告中华民国外交总长参战，8月14日中国发表了对德、奥宣战布告。此后中国便以参战为借口，陆续向日本借款。有名的西原借款便是其中之一。

1917年11月7日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推翻了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日本预料早晚要向西伯利亚出兵，同时策划收拾满蒙局势，进行了一系列万全准备。随后对中国提出共同防御苏俄的倡议，并于1918年5月16日签署了《日华陆（海）军共同防卫军事协定》。提出并领导这一工作的是田中参谋次长，由在北京的青木宣纯、坂西利八郎以及斋藤季治郎少将根据训令进行交涉。这是中日之间历史上订立的唯一的攻守同盟盟约。这一盟约的全部过程，在《田中义一传》及《西伯利亚出兵史》中有详细记载。

中国民众发起了反对这一协定的运动，但是段祺瑞仍然继续采取姑息和依存日本的政策，同年9月又与日本签署了《山东善后协定》；1919年2月签署了军事协定的延长协定。

由于中立国的参战，欧洲大战发展为世界大战，最后协约国一方获得了胜利。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1月18日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了和平会议。

会议结果决定，日本从山东迅速撤兵并将其交还中国；其他若干附加条件是，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交与日本，并承认日本对南方诸岛的委任统治权。

《凡尔赛和约》于同年6月28日签字。然而中国代表不满对山东的处理，愤然拒绝在对德条约上签字。在此之前，对山东的处理决定一传到中国，自“二十一条”以来积压在中国人民心底的对日本及列强的愤怒烈火终于爆发，5月4日北京发生了大暴动，全中国一时笼罩在革命的烈焰中。这就是“五四”运动。已故堀场大佐一针见血地评论当时的日本为“大正的昏庸”。

出兵西伯利亚

世界大战期间的1917年春，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帝制崩溃后给联合作战的大局带来了一大危机。从同年夏秋之际起，协约国希望日本向欧洲出兵逐渐形成高潮，特别是英、法舆论界一再怂恿日本出兵。日本政府与军部慎重计议之后，经驻各国大使、公使出面说明不能向欧洲出兵的原因，予以拒绝。

在此期间俄国又发生了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俄国欧洲部分的无政府混乱状态逐步波及到远东俄国属地，外侨遭受迫害者日渐增多。陆军根据形势需要，计划派遣一部兵力维持远东俄属地区治安，并为将来对俄、对德作战进行必要准备，而于11月策划制定了出兵计划。当时德国势力正迅速进入俄国，为了压制外国势力再进入俄国，并在必要时加以惩罚，参谋本部于12月中旬改变计划，制定了在远东俄国属地使用日本全部军事力量的1917年度对俄作战计划。当时中东铁路沿线地区过激派极端横暴。中国于同年末出动军队，一扫北满过激派并迫使中东铁路沿线俄军撤退，由中国军队自己担任警备工作。

1918年1月，日本为保护居住在海参崴的侨民，向该地派遣了海军第五战队（拥有陆战队500名及野炮、机枪若干）。英、美两国也以相同目的派去了军舰。此时参谋本部为支援俄国稳健分子，派中岛正武少将去西伯利亚。这一时期日本政府特别是陆海两统帅部强烈主张出兵的意图，在训令及出兵计划中已昭然若揭。

以后围绕出兵西伯利亚问题，出现了涉及日、美关系的演变。

当时日本政府及陆军不顾原敬、牧野伸显等人的反对，坚持“自主出兵”方针进行出兵准备，但1918年8月4日石井菊次郎与蓝辛国务卿进行会谈，就日本与美国“共同限制出兵”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日、美共同出兵不久，日本以需要歼灭捷克军团为由，向外贝加尔方面增派部队，接着又向远东俄国三州派出了增援部队，致使日军总数达七万二千名之多。日军的这一行动刺激了美国政府，全国发起了停止共同出兵以及撤兵的舆论。

当时初次组织政党内阁的原敬首相重视日、美合作，派金子坚太郎去美国驻日大使莫里斯处作了解释，并采取了以第一次、第二次减少兵力方案为中心的若干具体让步措施。因此暂时维持了共同出兵。但由于布尔什维克的进攻，共同出兵未获效果。加之哥萨克军的肆意妄为及这一年秋天成立的高尔察克政权不信任美国等因素，致使日、美两国的步伐不能取得一致。另一方面，苏维埃乌拉尔的内线状况也发生了变化，高尔察克政权崩溃，贝加尔以西西伯利亚必将布尔什维克化。这正是日、美军事合作需要进一步加强的时期。此时在日本统治下的朝鲜发生了“三·一事件”（“万岁事件”），日本以此为契机，于1919年4月12日将关东都督升格为关东军，任命立花小一郎中将为首任军司令官。日本政府又于9月8日内阁会议重新决定了对西伯利亚政策的基本方针。由于对西伯利亚政策的转变，特别是大井军司令官的努力，使美国政府对日本产生了良好印象。但是，西伯利亚战况不利，11月中旬鄂木斯克陷落，高尔察克政权土崩瓦解，英、法两国决定了撤兵方针，日美两国于12月中旬就停止经济援助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1920年1月5日美国最后决定撤兵，这一决定对日本政府的西伯利亚政策及日美关系是一个打击。也就是说，日本不得不改变单独驻兵和出兵的目的。宣布这一决定后的3月11日，发生了所谓“尼港事件”。

结果决定将这一期间日美间有关西伯利亚的问题拿到华盛顿会议上解决。

总之，经过世界大战或者说经过出兵西伯利亚，美国已逐步发展了对日本的战略设想。在日本方面，与其说是以美国为假想敌国，莫如说是以美国为日本海军的标准军备国。其设想已落后于美国。

华盛顿会议

召开华盛顿会议，英、美两国各有自己的设想，但会议的发起国是美国。美国政府扩大了裁军会议参加国的范围，7月8日美国国务院向日、美、法、意各国大使发出了是否参加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会议的非正式照会。然而，根据关于英国外交大臣卡森的要求的报告，休斯国务卿认为限制军备问题与太平洋及远东问题有密切关系，因而决定在明确英国意向后，在限制军备会议上，由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国家也要对远东问题进行讨论。美国于7月10日将这一意图通知了日、法、意各国大使。

日本接到参加华盛顿会议的邀请后，命令驻英大使林、驻法大使石井、驻美大使币原进行交涉，尽可能将会议议题限定在限制军备及与此有关的确保和平的范围内。7月13日内田外相又向贝尔代理大使发出了备忘录，提出日本希望华盛顿会议的议题仅限于限制军备问题。同时，向币原驻美大使发出了同一内容的训令。结果在币原大使的努力下，休斯国务卿对太平洋及远东问题确定了如下三点：

一、会议的主要目的在于对一般原则及政策达成共同谅解。

二、在适用上述原则及政策的基础上，对于一般能影响各国利害关系之类的问题，在会议上取得共同谅解。

三、会议开会前预先协商决定议题。

美国在进一步摸清日本意图后决定11月11日召开会议，分别向日、英、法、意各国发出了限制军备会议及太平洋远东会议的正式邀请书，向中国发出了太平洋及远东会议的正式邀请书。日本于13日接到邀请书后，23日复信表示同意参加。

日本任命海军大将加藤友三郎、德川家达公爵，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及外务次官埴原正直为全权代表，于10月15日出发。

在会议讨论中，首先在日、英、美全权代表之间，就三大海军国势力均衡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亦即军舰只限制航空母舰，对巡洋舰以下的辅助舰艇不作限制。英国强调禁止潜艇，因日、法、意、美等国反对未被采纳。关于航空母舰的分配额，决定英、美各13万5千吨，日本8万1千吨（保持2万7千吨的航空母舰三艘），法、意各六万吨。这个吨数与军舰的比例大体是一致的。在大战中活跃的新武器潜艇虽没有废止，但却签定了禁止非法使用潜艇和禁止使用毒气的条约。

限制海军军备的华盛顿条约大体如上。从其结果来看，以下几点特别值得记述。

第一、这是有史以来大国之间第一次通过自由讨论来限制军备，而且随之出现一举废弃建成或建造中的65艘约180余万吨主力舰的空前壮举。

第二、美国公开承认，如果英美两国之间进行造舰竞争，英国敌不过美国。此外自1887年以来采用的两国海军标准也完全取消。

第三、若说日、美海军双方有什么不满，大概就是自那时起有效地保障了太平洋的平静。在双方都缺乏前进基地的情况下，至少在当时不能发生以舰队为主体的决战。

关于太平洋及远东问题的委员会在第三次会议上由罗德^[8]提出了决议草案，经各国全权代表热烈讨论，顺利通过。其内容如下：

一、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及行政统一。

二、为使中国本身维持稳定而有效的政府，应给以毫无外来干涉的充分机会，以使中国战胜因变更自古以来长期帝制而带来的一切困难。

三、各国为了其权力所及的世界范围内的利益，应拥护各国工商业在中国全境实行机会均等主义。

四、不得利用目前形势来寻求有损友好国家臣民或市民权利的利益或特权，亦不得默许有害友好国家安全的行动。

华盛顿会议除对上述罗德四原则做出决议外，还通过了关于门户开放、关于中国治外法权、关于在中国的外国邮局、关于在中国的外国军队、关于在中国的广播电台（有附属宣言）以及关于中国现有约定等决议。并以罗德四原则及门户开放决议为中心，拟具条约形成，成为具有约束各国政府权威的九国条约。其次，由日中两国签署了关于日本交还青岛租借地来解决山东悬案的条约。此外，还讨论通过了日军继续驻在俄国领土内问题及有关中东铁路等问题。

以上是华盛顿会议的概况，华盛顿会议开辟了所谓裁军时代，并加速了这一趋势。日本不仅处理了海军废弃舰只，也未放过裁减陆军。1923年及1925年在缩编人员的同时，撤消了作为战略单位的四个师团，即第十三（高田）、第十五（丰桥）、第十七（冈山）及第十八（久留米）师团。裁军之风暴使一般国民产生了蔑视军人的观念。

华盛顿会议后，日本撤消了汉口的华中派遣队及青岛守备军，驻在中国的日军只剩下了中国驻屯军。

蒋介石北伐成功以前的日中关系

辛亥革命以来占据广东、高唱三民主义与北方军阀对峙的南方革命派，于1926年7月在蒋介石亲自率领下开始了北伐。随着北伐的进展，有必要对这一期间中国政局的变迁，即中国的内乱纷争情况略加叙述。

1916年5月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巨头段祺瑞继承了袁的衣钵。段于6月召集了第二届国会，一时南北妥协似可成立。但是围绕段祺瑞的对德宣战问题，段等军阀派与南方革命派的对立再次表面化。在此期间发生了张勋复辟失败事件（1917年7月）。段祺瑞依靠军事力量再次组阁，并于8月对德宣战。

另一方面，革命派为与北方军阀对抗而大举南下，1918年7月在广东召开了紧急国会，组织军政府与北京政府对峙。但军政府却被原拟借助其武装力量而请入的陆荣廷所乘，孙文不得不流亡日本。而北京政府又在对广东军政府或战或和问题上大总统冯国璋与总理段祺瑞之间意见对立，发生争执，直隶派的冯国璋终于在安徽派段祺瑞的压力下去职。

直皖战争

这样在1920年7月，直皖两派发动了所谓直皖战争，直隶派吴佩孚击败安徽派，一跃称霸华北。时于1919年独揽东北三省大权养精蓄锐的奉天军阀张作霖，在直皖战争中站在直隶派一方，向关内派兵七万，直接公开支持直军，对安徽派的惨败及吴佩孚的称霸起到很大作用。

在这一形势下，出动边防军和张作霖出兵关内问题，成为日华间的重要案件。

边防军（参战军）是为中国参加世界大战而建立的三个精锐师。该军是用两千万元参战借款维持军费，于1918年由日本泰平组合订购两千二百四十二万元的武器进行装备，并由坂西利八郎少将带领的日本陆军军官及下士官训练出来的。当初虽称之为参战军，却由段祺瑞的安徽派统辖，是安徽派最有力的政治及军事支柱。

边防军虽然具有如此情况，尽管中国内外舆论反对其出动，日本政府和参谋本部仍向派出机关发出了绝对不加干涉的训令。此外，在默认张作霖向关内派兵问题上，日本原估计出动边防军后安徽派将取得优势，谁知却招致惨败。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其一，日本对直皖两派在表面上都表示了绝对不干涉主义，因此至少在形式上对张作霖也不得不采取不干涉方针；其二，驻外官宪对形势的判断过于天真，未能事前估计到张作霖的居心，甚至参谋本部、关东军（军司令官立花小一郎大将），还以好意推动其向关内出兵。

张作霖逐步在东三省取得了绝对统治权，策划从日本取得比过去更为强大的支持。由于张作霖积极向日本靠拢，日本也就把张作霖作为将来应该支持的对象，以取代段祺瑞。

日本对张作霖的态度

1920年11月张作霖的使者于冲汉来到日本。日本政府的实际想法是：张作霖打算依靠日本扩张其势力，日本亦为了在东三省求得发展而有必要对张施以优待，双方的利益不期而合。因而审议后约定给张“适当优待”。

早在1920年5月16日，原首相召集各内阁官员，斋藤朝鲜总督、山县关东厅长官以及小幡驻华公使等举行了东方会议，结果决定了对东三省实力人物张作霖的态度。主旨如下：

“并非援助张作霖个人，而是援助掌握满蒙实权的张作霖，以确保我国在满蒙的特殊地位。……不论何人，凡与张作霖有同等地位者，便与之合作，俾使彼我共享其利益。对于张作霖为达到进入中央政界之野心，而要求帝国协助时，则不得采取支援态度。”

在决定了对张作霖的态度后，日本正要为确保满蒙权益而进行对华外交时，如上所述，这一年的7月美国非正式提出了召开华盛顿会议的建议，8月日本正式接受邀请。但在离开会八天之前的11月4日，原首相在东京车站被暗杀。内田外相临时兼任首相数日后，11月13日由藏相高桥是清组成新内阁。

高桥内阁继承原内阁的对华政策，中国方面的舆论也对之表示期望。(www.xing528.com)

第一次直奉战争

直皖战争的结果，中国天下一时落到直隶派曹锟、吴佩孚以及曾经援助过他们的张作霖之手。其后经过天津的善后会议，三者同举前国务总理靳云鹏组阁。新内阁以靳云鹏为中心，由张作霖的奉天派，曹锟、吴佩孚的直隶派及梁士诒的旧交通系等组成联合内阁。从外交来看，亲美派占据优势，亲日派完全丧失了地位。新内阁成立后，靳总理呼吁南北统一。但是，以孙文为中心的广东军政府再度兴起，张、吴以长江为中心争夺势力，同时财政困难等问题接踵而至。为了解决时局问题，1921年4月靳云鹏、曹锟、张作霖以及两湖巡阅使王占元在天津举行会谈，结果仅推选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对孙文的广东军政府，会谈者认为，除讨伐外别无良策。

这是张作霖的成功，从此张作霖的手伸进了东部内蒙古主要地区热河一带。直隶派不甘默视张作霖扩张势力，特别是直鲁豫巡阅副使吴佩孚为对抗张作霖，企图在长江沿岸扩充新的政治地盘。于是吴佩孚赶走湘军，驱逐王占元，开始以洛阳为中心左右时局。张、吴的对立，围绕梁士诒组阁取代靳云鹏内阁问题而尖锐化了。

1921年12月24日，梁士诒在张作霖的积极支援下组阁。但是直隶派大唱反调，1922年1月5日吴佩孚发出通电，明确表示反对梁士诒。

日本方面对这一通电未加重视，决定暂时静观中国政局的变化。此时是在未能掌握张、吴的真实意图的情况下，静待派出机关的情报。但是，在这期间，张作霖曾数次要求日本给以支援。

对于张作霖的要求，日本派出机关的态度各有不同。小幡公使主张静观事态发展；奉天总领事赤塚希望张作霖进入中央政界统一中国，主张援助张作霖；陆军各派出机关中，除坂西中将外，其他基本上都主张援张。

3月26日张作霖发出向关内增兵的命令，奉军开始移动。进入4月，奉军陆续经过山海关大量进入京津地区。直隶军也于7日在保定召开会议，经过十天左右激烈辩论，吴佩孚等主战派获胜，非主战派的曹锟也把自己的一万军队调归吴佩孚指挥，正式进行了作战准备。

面对两军的危险局面，北京外交使团于4月14日召开会议，根据有关义和团事件议定书，决定向中国政府发出警告。于是由荷兰公使为代表，4月15日以北京公使团名义，向颜惠庆外交总长递交了警告书。日本始终采取了与各国协调的态度，外国报纸对此迷惑不解。

日本政府在此后仍通过北京各国公使团会议与各国采取了一致步调。由于不论直军、奉军都是在打内战，故一律不准通过日本租借地。在战争的高潮中，日本政府完全采取了不干涉内政的态度，而无任何举动。但自5月上旬开始，英、美对日本的中伤逐渐加剧。

张、吴奉直之间的角逐虽经总统徐世昌的调停和北京外交使团26日的第二次警告，均告无效，终于4月27日夜在兆马渡方面发生战斗，揭开了直奉战争的序幕。战局最初似对奉军有利，但5月4日吴佩孚亲自率领直军于长辛店附近取得大胜，奉军节节败退，5月7日司令部由军粮城退至滦州，5月19日又退至山海关。但直隶军并未穷追也未继续加强攻击。在此期间，5月5日梁士诒国务总理被赶下台，10日剥夺了张作霖的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省长以及蒙疆经略使等职务。于是张作霖在5月26日宣布东三省（满洲）自治独立。

吴佩孚驱逐张作霖后，主张恢复旧国会，排斥大总统徐世昌。徐于6月2日退位，13日黎元洪复任大总统职务。这一期间在奉天派内部也由王永江等与张学良策划停战，委托在奉天的英国传教士扬格和美国传教士布莱特进行调停。结果6月16日、17日在秦皇岛海湾英国军舰加里埃号上，孙烈臣和王承斌会见协商，缔结了以下停战协定：

一、直、奉两军应为中华民国之统一共同努力合作；

二、奉军自二郎庙以南阵地撤兵，直军向后方滦州集中；

三、直军不得进入东三省内。

于此，第一次直奉战争宣告结束。日本在这一时期，尽管派出机关强烈要求援助张作霖，但是政府特别是外务省坚持“不干涉内政”的方针，获得成功。

中国的政局与日本

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结果，张作霖宣布了东三省独立，采取了自治形式。为了向直隶派复仇大力推进军事计划，新编部队，建立兵工厂，设置航空处等，倾注全力进行扩军备战。

另一方面，直隶派将张驱逐出关后，内部发生分化，形成曹锟的保定派、曹锐的天津派和吴佩孚的洛阳派。但天津派和保定派联合起来，对正在收拾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政局的吴佩孚表示了对立态度。同时以孙文为中心的南方派的活动也刺激了吴佩孚，促使吴佩孚断然实行武力政策。吴佩孚的做法引起民党系议员的不满，因而在1923年11月选举曹锟为大总统，制定了称之为曹锟宪法的正式宪法，一时直隶派大有压倒北京政权之势。但是直隶派的横行霸道和贿选引起了社会的反感。因此，为打倒直隶派，1924年4月张作霖、孙文、段祺瑞之间订立了三角同盟。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日本陆军对张作霖的评价发生了若干变化。例如1922年7月，张向日本聘请有关铁路、电信等三名工兵教官及一名航空教官时，参谋本部借口人选困难予以拒绝。日本政府又于同年12月由内田外相向奉天总领事赤塚发出了关于对张作霖方针的训令，主要内容是：在东三省范围内尽可能对张加以援助，但对张进入关内，为双方起见应继续采取抑制态度；在援助上也不得给以武器援助等。

此时日本在经历加藤友三郎内阁（1922年6月12日成立）、山本权兵卫内阁（1923年9月2日成立）后，于1924年1月7日成立了清浦奎吾内阁。清浦内阁继续执行历届内阁的对华政策，同年5月由外务、陆军、海军、大藏四省协商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

在此期间中国以张作霖为中心的奉天派正积极准备对直隶派作战。一面向直隶派增加压力，一面为收罗东北民心而筹划召开东三省父老会议。1924年5月初旬，在奉天省长公署召开了以张作霖、吴俊升、王永江、杨宇霆等奉天派干部为首的东北实力人物七百余人的父老会议，加强了奉天派的团结。就在直奉两派剑拔弩张之时，6月11日日本成立了加藤高明内阁，币原外相登场，开始了所谓的币原外交。

第二次直奉战争

浙江省的卢永祥和江苏省齐燮元之争成为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导火线。1924年6月安徽系军阀之一、受奉天派支持的浙江军务督办卢永祥，把受到直隶派孙传芳追赶的臧致平、杨化昭的部队收编在其部下。以此事件为开端，9月1日江苏和浙江之间开始了所谓江浙战争。4日卢向张作霖求援。5日孙文又发表了北伐的决定。7日张作霖召见在奉天各国领事，说明这次被迫出兵的理由。至此，直奉再战只是时间的问题。日本政府再度迫切需要了解张作霖的态度，并征求驻外机关的意见，以便决定具体对策。币原外相鉴于中国时局变化难以逆睹，作出了“当此之际我国应防止采取涉嫌干涉内政之一切措施”，从单纯防止战乱的观点出发，曾试图对直隶派及反直隶派进行劝告，但鉴于以往之毫无效果，因而暂时采取了不加劝告的方针。

在此期间，中国北京政府于9月9日以曹锟大总统的名义发出对卢永祥的讨伐令。于是张作霖决定向关内出动，9月10日奉天军以镇威军命名，任命了各出动部队的司令。

直隶派由北京北上时，为了得到日本的支持和谅解，屡屡和日本进行了联系。奉天方面的张作霖也和船津总领事进行了会谈，奉军参谋长杨宇霆设宴招待船津和天津总领事吉田茂以及松井、仪我、阪东、町野四位顾问。直、奉双方同时对日本积极展开了活动。

直、奉两军终于在9月18日午前于山海关附近揭开战争序幕，此后在各地不断进行小规模战斗。在此形势下，日本政府以出渊亚洲局长名义向国内外阐明了坚持不干涉的方针。

至10月中旬，直奉战争形成一进一退的拉锯战。10月11日吴佩孚亲自来到山海关企图统一指挥各部队击溃奉军。但是，第二军司令王怀庆、第三军司令冯玉祥按兵不动，以致战局仅限制在山海关一带。吴要求王、冯火速进军从侧面牵制奉军，但王、冯仍不从命。战局陷入胶着状态，逐渐对直军不利。

另一方面，观望战局变化的冯玉祥、王怀庆趁此机会秘密与热河的米振标、通州的陕西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以及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等合谋，采取行动反对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10月22日傍晚冯玉祥自热河回师北京，当夜于北京郊外的北苑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了断然进行武装政变的方针。23日黎明冯玉祥部进入北京城，控制交通、通讯机关，强迫曹锟大总统发布停战令和免除吴佩孚的职务。一时战局大变，吴佩孚撤退天津并由海路逃往烟台。日本朝野所担心的在满蒙的权利，又可安然无恙。

冯玉祥搞武装政变的理由，有人推测是出于吴佩孚依仗势力苛待王、冯等私怨。然后活跃在幕后的是经日本中央军部同意的日本驻外军事机关、外务省驻外机关也采取了同一步调。后来据松室孝良少将（当时少佐）称，策划武装政变的主角是土肥原贤二中佐，松室少佐本人就曾与王乃模、段祺树一起，带着张作霖拿出的一百万元（横滨正金银行支票）送给了冯玉祥。其后，松室又参与指挥冯军作战。

土肥原中佐以参谋本部附身份在坂西公馆工作中，经坂西利八郎推荐于1924年与坂西同时担任中国大总统府军事顾问，可见坂西中将与土肥原中佐之间关系极为密切。当时坂西中将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即“当时大总统曹锟为保持其地位，在秘书长王兰亭、顾维钧的策划下，正要求美国援助。”这一情报的证据资料及出处均确凿无疑，如果这一计划实现，对日本则是一个重大问题。因此，土肥原中佐将这一情报告知黄郛促其从中破坏。黄郛随即动员冯玉祥谋反，采取了坚决打击曹锟的手段。

日本中央军部上层人物，如宇垣陆相、上原元帅不仅深悉此情，并在暗中进行过指导（据宇垣日记《一如庵回忆录》及《上原元帅传》）。

10月23日傍晚，日本外务省接到了冯玉祥武装政变的消息。如上所述，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币原外相不顾驻外机关强烈要求援助张作霖的意见，坚持贯彻了“不干涉内政”和“国际协调主义”的方针，虽然暂时在表面上信守了国际信义，但由于缺乏对国内形势的了解，特别是对军部缺乏关注，以及对驻外机关独断专横的训令，不给自由活动余地的僵硬作法，受到了指摘。

反奉运动及张、郭之战

联合反直获胜后，曹锟被逮捕，吴佩孚败走武汉。安徽派段祺瑞重返政治舞台，成立了临时执政府。张作霖在满洲的权利自然得到了加强，不仅如此，还控制了直隶（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以及上海一带，把地盘分别分配给自己的部下。即把山东划给张宗昌，江苏给了杨宇霆，天津给了卢永祥后来又归李景林。与此相对，冯玉祥的国民军则占据了直隶省的一部（北京）、河南、察哈尔以及热河等西北地区。

当北方各军阀日以继夜争夺北京政权时期，中国的民族运动自“五四”运动以来亦有急剧成长。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4年1月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党政府以广东为据点加强了影响力。此外，由于1925年发生的“五卅”事件以及其后陆续发生的激烈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使中华民族革命进入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阶段。

在中国民族反帝斗争的风暴中，反对军阀张作霖的气氛不断浓厚。此外，根据华盛顿会议协定，于1925年秋季在北京召开的关税会议，也成为进一步加剧各军阀势力相互抗争的主要因素。这一年的10月16日，浙江督军孙传芳（顾问冈村宁次中佐）组织联军，掀起了反奉战争。接着吴佩孚又抓住这一机会东山再起，就任“讨逆联军总司令”，开始向奉军发起攻击，各处奉军连连败退。在此期间，自“五卅”事件以来革命色彩越发浓厚的冯玉祥西北国民军，也加强了和奉军的对立。西北军采取了从侧面压迫奉军、支援反奉战争的态度。张作霖命张学良为第三方面军军长，率领七万精锐奉军在滦州设司令部与国民军对峙。张学良偶而回奉天时，则由副军长郭松龄代替指挥第三方面军。就在这一年秋天郭松龄发动了叛乱，奉军几乎全军开到关内，奉天守军薄弱，由于这一疏忽，张作霖几乎陷于灭亡之地。

郭松龄主张防止赤化，虽有讨好日军之意，但很明显地带有国民党乃至中国民族运动的倾向。从这一意义讲，郭松龄叛变张作霖不应单纯视之为军阀间的争权夺利。同时叛变也不是郭松龄一人的叛变，其根本原因是张作霖军阀内部新旧的对立。张作霖的心腹部下，本来是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旧派武将。但由于战术的进步，张的周围也聚集一些受过新式教育的杨宇霆、张学良、郭松龄等新派武将。郭之叛乱也意味着新旧两派的斗争。

叛变一开始，新派的巨头杨宇霆首先逃到大连，张学良也一时考虑过和郭妥协。其他新派的部将几乎全参加了叛军。与此相对，支持张作霖作战的几乎都是旧派部将。

郭松龄叛变的消息一传入奉天，使丧失实力的张作霖狼狈到了极点，试图依靠连山一带的既有阵地与郭军决一死战。由于郭军是奉军中最精锐部队，一经接触张军即丧失战意，未作任何抵抗便开始退却。这个过于简单的退却，使郭军怀疑是张的计谋。因此，两天未加追击。

郭希望日本严守中立，但关东军接到浦参谋的情况报告后，为了坚决维护南满秩序和防止赤俄势力进入满洲，决定了“援张排郭”的方针。东京在11月27日的例行内阁会议上，也决定将此事交由陆、海、外当局一手处理。

关东军第二次向奉天集中于7日完成，固守附属地区以内的重要据点，同时，在附属地以外一公里的主要道路上也部署了兵力，更向前方四公里处派出骑兵斥候加强警戒。在满洲形势日益紧迫之际，7日日本政府及军部首脑以白川关东军司令官名义向张、郭两军发出了警告。

上述关东军向奉天集中兵力，以及日本对张、郭两军发出的警告，可说是使张作霖起死回生。曾经准备亡命日本的张作霖，决心在辽河河畔与郭军作最后的决战。

此时，郭军主力部队尚在锦州附近，只有约一千五百人的一部向南满铁路支线的终点营口前进，13日晨到达辽河对岸河北东沿。这时，关东军开始了积极干涉行动。另一方面，张作霖的黑龙江督办吴俊升和吉林省督办张作相看到日本援助张作霖，便也决心出兵。随着吴、张部队的南下，使张作霖得救，而郭军的行动则逐步消极起来。此时，日本进一步采取了援张的决定性手段，即由日本及朝鲜向满洲出兵，军事顾问则给予从补充弹药到指导作战的各种援助。白川军司令官还秘密选拔了退役炮兵，准备增强对郭军的炮战。当时在张作霖幕下被称为黄慕将军的日人荒木五郎预备役少尉，即是白川军司令官所选定的人员。

12月21日，张、郭两军在辽河开始决战。这时冯玉祥的西北国民军在京津一带与当初恪守中立的李景林军发生了战斗。李军顽强抵抗，反使冯军受到相当损失。12月23日李景林才败逃山东，冯军占领了天津，又回师进击满洲，支援郭军，但为时已晚。

12月23日，郭军在张军的猛攻下败退，当晚郭军参谋长向张作霖发出了“郭松龄已逃，郭军全部投降，请停止进攻”的乞降电报。24日偕同夫人试图逃走的郭松龄被张军发觉，夫妇二人均被击毙。

以上是张、郭之战的大略经过。很明显，由于日军阻碍了郭军的前进才招致郭军的失败。所谓币原外交，也被军部特别是以关东军为首的驻外官露骨的援张政策冲散无遗。然而，如果日军不采取从第一次警告直至出兵的一系列违反不干涉内政的措施，则不能贯彻拥护自己权益的方针。尽管如此，币原外相所强调的严格执行不干涉主义，岂不是地地道道的理想与现实的混乱吗？

开始北伐

1925年3月12日孙文逝世，蒋介石继其后任，自春季以来即企图北伐，经过休养生息，大大积蓄了实力。1926年7月蒋亲率北伐军大举进入湖南，首先驱逐了湖北的吴佩孚、继之进入江西攻击孙传芳（孙占据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及福建东南五省，高唱保境安民，存在于南北两派之间，被北伐军击溃后归入奉军），双方相持不下。11月北伐军奇袭攻占九江，孙传芳主力陷入混乱，北伐军的威力已非同小可。

另一方面，奉天的张作霖摆脱反奉危机之后，于1926年初即匆匆与湖北的吴佩孚协调步伐，随即对冯玉祥的西北国民军进行攻击，同年末把西北军驱逐到绥远。冯玉祥在张、吴“联合讨共”时宣布下野，去苏联游历一个月。于此，张作霖号召北方军阀大团结，纠集阎锡山、张宗昌、孙传芳等组织了安国军，张被推举为总司令。

1927年1月末，北伐军在钱塘江上游再次对孙传芳军展开进攻，孙军又遭大败，2月17日放弃杭州向上海退却。在这一情况下，张作霖以援救孙传芳为名，派张宗昌向长江以南进军，同时命令奉军主力第三、第四方面军（张学良指挥）沿京汉铁路进入河南。但是，3月21日孙传芳又放弃上海、张宗昌也在南京附近的战斗中失利，向北退却。后来孙、张两军联合反攻，又把北伐军击退到长江南岸，一时两军大体上在长江两岸形成对峙状态。

沿京汉铁路南下的张学良军（约八万人），化费不少时日才渡过黄河，3月中旬占领郑州，把吴佩孚赶出了河南（吴自败于北伐军后威信大降，吴军中有与南军通款者）。其后，继续排除河南各将领的激烈反抗，于4月末占领西平、周家口一线。

南京汉口事件

1927年1月初，国民军占领下的汉口、九江群众暴动，与英国陆战队发生冲突，以此为开端发生了收回英租界事件。

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国民革命军开进南京。当3月23日张宗昌放弃南京时，日本侨民悉数躲进领事馆及日清汽船公司的码头船里避难。但是，24日清早，第二军和第六军所属的中国士兵对日、英、美、法领事馆及其他全部外国人进行了残酷的暴行和掠夺。因此长江上的英、美海军立即开始炮击南京城，并派出陆战队掩护侨民进行撤退，唯独日本海军未采取任何行动。此即所谓的“南京事件”。

英国大使馆向币原外相提出用武力制裁南京事件的意见，币原以使用武力必将伤及各国的朋友蒋介石等人，并对各国本身也不利为理由，加以反对。各国于4月11日发出备忘录。第二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武装政变，和共产党彻底决裂。几天后，日本若槻内阁倒台，币原外相也辞职。

早在一个月以前，汉口局势一直呈现不稳。4月3日两名日本水兵和中国少年发生争论为开端，终于导致暴民和日本陆战队之间的冲突，驻在武官冈野俊吉海军少佐断然对暴民开枪镇压。此即所谓的“汉口事件”。

第一次出兵山东及东方会议

4月20日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大将组阁并兼任外务大臣。这一期间，中国的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武装政变和共产党决裂，政府也被分裂（4月成立南京政府）。北伐一时似陷于停顿。但不久蒋介石以第一路（何应钦）、第二路（蒋介石）、第三路（李宗仁）各军继续北伐。武汉政府也任命唐生智为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参加北伐。5月上旬武汉政府在周家口附近与奉军发生冲突，由于冯玉祥加入北伐军从右方攻击奉军，迫使奉军退至黄河以北；张宗昌和孙传芳也被蒋介石打败逃至山东、江苏两省交界。5月下旬，眼看战火要波及到山东省。

当时山东省约有一万七千日本侨民（大部分集中在青岛附近，济南约两千名），日本在山东的总投资额约一亿五千万日元，这和满蒙的安宁有着密切的关系。

5月24日白川陆相在内阁会议上提出有必要向山东出兵的意见，会议立即作出了向山东派兵保护侨民的决定。但是大规模出兵遭到高桥藏相和田中首相的反对。作为妥协方案，先从驻在满洲的第十师团中抽调步兵第三十三旅团（参谋板垣征四郎中佐）派往青岛。

北京政府外交部及南京政府都提出抗议，指出日本此次出兵是干涉中国内政，为避免招致全国人民的误解，要求立即撤兵。结果决定第三十三旅团不向济南进兵，暂在青岛待机行事。

7月3日青岛孙传芳系的陈以蘂倒向北伐军，企图占领青岛。张宗昌遂率军讨伐，在高密附近铁路被切断。事已至此，4日藤田总领事要求首相、外相准许派遣军向济南前进，5日内阁会议终于决定派遣军西进。但至6日传来了张、陈两军妥协的消息。30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如再有危及我侨民居住地区等情况发生，将再次“及时采取自卫措施”的声明，并于9月8日完成撤兵。

另一方面，以田中外相为委员长的在华使臣会议，在第一次出兵山东高潮时期的6月27日于东京召开。这次会议以听取田中外相的“对华政策纲领”训示而结束，这一令人注目的所谓东方会议，其意义在于阐明了在满洲实施与中国国内不同的特殊政策方针。由于东方会议所表现的田中对华政策及其强硬的外交方针，进一步刺激了中国的排日运动。

开展对满政策

东方会议的意义是对满蒙实行特殊政策，其重点在于恢复当时日本在满蒙日益下降的地位。

为解决对华交涉不一致的问题，8月15日召开了所谓大连（旅顺）会议，田中外相决定进行有关铁路问题的交涉，并决定芳泽公使负责主要路线，吉田总领事负责地方性问题。但是这一交涉如同再现“二十一条”的要求，因此未获任何进展。

田中外相为了推进对满政策，重视加强满铁，在7月下旬更换了安广社长，任命政友会顾问山本条太郎为新社长（后改称总裁）、松冈洋右为副社长。但是山本赴任后，因吉田总领事在奉天的交涉破裂，于是山本在10月亲赴北京，与张作霖订立了所谓《山本·张秘密条约》。其内容是满铁承包满蒙五条铁路，其费用以借款方式解决。据说张作霖看了这五条铁路设计图后，曾责问山本说：“这不是专为日本和俄国开战的铁路吗？”

芳泽公使和外务省事后得知这一消息，对山本的越权行为极为愤慨并进行了责难。但当芳泽了解到山本和田中之间已有默契时，只好重新开始交涉。

田中外交的性质，从下面的事实中可以进一步得到证实。这就是和8月下野的蒋介石的会谈。通过这次会谈双方约定，日本不妨碍蒋介石统一长城以南中国的全部地区，以蒋介石承认日本在满洲的优越地位及权益作为交换条件。

另一方面，国民政府的清洗运动亦在迅速发展。12月11日广州起义成立的广州公社，因受到国民政府军的集中攻击和英炮舰的攻击而失败，15日国民政府宣布与苏俄断交。第一次国共合作于此彻底破裂，中国革命迎来了新的局面。

《山本·张秘密条约》由于排日运动以及以此为背景的杨宇霆等人的反对，未能得到进展。同时美国和国民政府的联系日趋密切和加强，日本不得不在孤立中面临北伐军再次进攻的局面。

第二次出兵山东和北伐成功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就任革命军总司令，2月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后，4月9日命令津浦线方面各军开始北上进行总攻击。随即攻陷临城、曲阜、济宁，北军败势已定，战火延及济南及胶济沿线仅是时间问题。于是日本政府在19日召开内阁会议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第二天发表了声明。当时反对政府出兵的呼声强烈，《朝日新闻》发表社论强调应持慎重态度，对出兵政策进行了抨击。蒋介石也被日本的再次出兵而激怒。当时任外务省亚洲局长的有田八郎曾说：“四局二部长全体成员虽反对出兵，但这是为政友会的党派利益和策略而出兵。”

日本派遣军从天津派出的三个中队于20日到达济南。从日本派遣福田彦助中将率领的第六师团也自4月25日在青岛登陆。防守济南的北军张宗昌和孙传芳协商后决定撤退，南京总司令蒋介石于5月2日占领了济南及近郊，其兵力达四万之众。在日军与北伐军的对峙中，5月3日午前以商埠地区发生的小冲突为开端，发生了巷战，5日两军之间暂时停战。

日本方面提出五项要求，并送去限十二小时内回答的最后通牒。由于北伐军不承认福田师团长提出的要求，日军遂对济南城进行了猛烈炮轰。这就是所谓的济南事件。后来才知道蒋介石利用这一冲突事件，巧妙地将各部队撤走，渡过黄河继续进行北伐。日军的最后通牒，蒋介石并未看到。以后由于当事者蒋介石声明下野，军部便将济南事件的交涉移交外交部门办理。结果，这一交涉在事件后近一年的1929年3月28日才得以妥协，同年5月11日日本才把兵撤完。由于日军在济南进行武力干涉，国民军绕过济南进行北伐，冯玉祥也向北京进军，在北京的张作霖大元帅的地位已岌岌可危。

田中首相兼外相在5月17日约见美、德、法、意等国大使，秘密传达了日本政府“关于维持满洲地方治安措施方案”。接着在18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了“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的方针”。这一方针已超出干涉内政的范围而等于战争宣言，其目的在于绝对阻止南军进入满洲，在可能范围内保存北方势力。

5月17日芳泽公使求见张作霖，递交了上述备忘录，并劝告即时撤回关外，但未见效果。然而，陆军武官建川少将去保定，向张学良、杨宇霆两人说明备忘录主旨，立即得到应允。此外，国民政府军又婉言发表了“奉天军如撤回关外，国民军不进入关外”的声明，这确是一个值得注目的事实。

张作霖对使自己离开大元帅之位回到关外一事大为不满，但根据周围的战况及日军断然的决心，他认识到不能无视日本要他撤回满洲的劝告。因此，于6月1日午后，召见各国驻北京使节，致辞说：“众所周知我的军队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打败仗，但不能不顾虑到连年内乱给民众造成的深重灾难。”，这实际上是即将离开北京之际的告别辞。6月3日张作霖在军乐队的吹奏下，以与大元帅相称的威仪，乘上特别列车从前门车站出发返回奉天。就在4日清早，张乘坐的特别列车即将到达奉天前遭遇大爆炸。

总之，由于日本的强硬政策，使北伐军应允不进入关外，同时迫使张作霖退出北京返回满洲，在收拾局势保持满洲安宁上取得了成功。而北伐军也于6月9日进入北京，至此北伐革命也基本告成。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供稿）

靳云鹏赠诗坂西利八郎

坂西利八郎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以陆军中将编入预备役，从而告别居住了二十五年的北京，返回日本。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靳云鹏，与坂西交谊颇深，在宴别之际，曾赠诗一首：

二十五年海外友，一杯离酒长春亭。

销魂今日幽燕别，把臂他年沧海盟。

大地龙蛇方起陆，九州烽火息惊霆。

莫将长剑轻抛却，赤县睡狮要觉醒。

并书跋语云：“康侯（坂西的号）中将作客卿于中华，殚心竭虑，忠于所事，中国陆军之创始及军学教材之输入，用力独多。与余共砚席者二十五年，莫逆于心，可谓神交。今当返国之日，不胜黯然之感，赋赠一律以作纪念，不复计工拙矣。”

翟　沂

【注释】

[1]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译者注

[2]即“庚子事变”。——译者注

[3]克鲁泡特金系当时俄国陆军大臣。——译者注

[4]今辽宁省。——译者注。

[5]即库页岛。——译者注

[6]即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译者注

[7]稻叶正夫为日本陆军中佐、现战史编纂官。——译者注

[8]罗德（Root）（1845——1937），美国政治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