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坂西利八郎在华二十余年代表性讲演

（1927年1月18日于大阪每日新闻社讲堂）

我在中国服务二十多年，时间虽长但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材料，只能将自己所体验到的东西提供大家。如能作为参考，我即深感荣幸，因此厚颜来此。

我首先简单地说说为什么在中国住了二十多年，这样大家就可以了解中国的历史。我极简单的把中国前清时代——也就是从清朝到现在的变迁介绍一下，以供大家参考。

变法自强之路

说到二十多年，具体讲是在1902年清朝末期义和团事变之后去中国的。要把二十五年的历史在五分、十分钟里讲完，是很不好办的。但是这里面有个秘诀，要说这个秘诀是什么？那就是我们耳朵里经常听到、嘴里说到甚至说腻了的话，这就是“日华亲善”。只要谈论到中国，大家都说日华亲善，但日华亲善的历史是浮沉不定的。众所周知，1894—1895年发生了日清战争，这个时期根本谈不上日华亲善。通过日清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后才开始觉醒。从当时中国的记载来看，中国最早只不过把日本看作是弹丸小国，认为日本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才和日本开战。按遗存的记录看，特别如李鸿章等人是出于这种想法才决定开战的。然而中国打败了，李鸿章不得不到马关签订了和平条约。目睹日本战胜、中国战败的当时中国总督如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人开始觉醒，认为再也不能这样下去，必须改革清朝二百年来的旧制度。当时这些有名的人物联名上奏，建议必须实行改革一切的变法自强的方法。为什么非变法自强不可呢？如所周知，中国康熙、乾隆这样非常英明的君主都在位六、七十年，把所有的制度都订得死死的。因此前清时代一切制度都如板上钉丁一样，上至总督、巡抚，下至一兵一卒，从薪俸到工作都明确规定在《大清会典》这本书上，他们就是提倡必须改掉这个制度来使中国强盛起来。但是，正要实行改革时，发生了义和团事变。日本在日清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军队，但是也打出了交情。在1900年的义和团事变时，日本采取了公平正大的态度，使华北的中国人看清了日军是正义的。从这时起中国人才认识到仿照日本实行改革是最好的办法。日中两国用同一汉字，中国人学日语也容易入门，引进一些文物、制度也比较易于理解，因此在一切方面都拿日本作典范。我恰好在这时——即1902年去了中国，在1904年进入当时独揽北京中央政府对外政策、外交事务大权的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幕下，这是日华亲善到达顶点的时期。

日华亲善的顶点

日清战争后经过十年，中国人看到了日本的公正态度，认为不能再疏远日本，必须与日本亲近并且依靠日本。这时，不单在陆军方面，在部分海军，特别是教育、农业、工业、警察等各个方面都雇用了大批日本人。仅陆军军官就有近百名之多，下士官也有九十余名。直隶一省在袁世凯门下就有日本军官十九名，我是其中之一。说起来也可笑，我们这些受雇者，当时都是中国人打扮，也留起了辫子，那时期日本对中国还是相当轻蔑的，所以我们这些人中有的不满，说：“为什么要打扮成中国人？”我有时回国，但不能因此而剪掉辫子，只好盘在头顶上戴上帽子。因此我的女儿不愿意和我去散步。（笑声）为什么要留辫子？这是中国在外交上的需要。李鸿章在日清战争中吃了败仗，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他不甘心，就利用外交手段使俄、德、法三国出面干涉，把辽东半岛又要了回去。日本忘不掉这个耻辱，来了个十年卧薪尝胆，并且学习了很难学的俄国话。当时李鸿章和俄国订立了秘密条约，其中规定如果中国军队雇用教官，必须先雇用俄国人。这也是日俄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日本军人表面上不能在中国军队内当教官，所以当时不叫教官，也不叫顾问，而是用中国人给定的“兵书翻译官”的名义。日本人和中国人脸面相同，只要留上辫子就分不清了，所以才这样打扮。这个道理很明白，我们这方面只要能工作，能搞好日中关系，搞好中国军队，怎么打扮都没有关系。

由于李鸿章对俄国外交的结果，俄国渐渐看清了中国的弱点，步步进逼，贪得无厌，不顾日俄协约的规定，向朝鲜也派出了顾问，如此等等，终于招致了日俄战争。我们卧薪尝胆对俄国报仇的机会来到了。1904年日俄开战，这时日中亲善达到了最顶点，中国人决心和日本并肩作战。但当时中国军队还没有训练好，准备也不充足，如果作战失败反而使日本为难。因此，中国宣布局外中立，不偏袒任何一方，并划定辽河以西为中立地带，日军就是在东岸作战的。中国的中立是表面的，实际是帮助日军，只不过不直接向俄军开炮而已。中国采取的这个亲日中立，对我军作战给予很大帮助。如果辽河以西的中国军队不是亲日而是怀有敌意的话，将使日军发生重重困难。因此，不论从国防上或作战上来看，日华亲善都应进一步提高，这对于日中两国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日俄战争后的日中关系

日俄战争后，我军在满洲行施军政，以后移交于民政，部分地方的行政由日本人掌管。在此期间，日本商人和事业家相继而来，从这时开始日华亲善的气氛逐步下降。如果用温度表来说，日清战争时期的日华亲善是零度，那以后经过1900年的北清事变，到1904、1905年上升到最高度，随后想升也升不上去，日华亲善开始走下坡路了。为什么走下坡路呢？中国人特别是在满洲的中国人说，日本人太厉害，受不了。日本人不象俄国人那样高傲。俄国人非常傲慢，不管碰到什么问题，就拿“没有法子”来对付。与此相反，日本人非常严厉，爱吹毛求疵。当时日本人在大连也当人力车夫，这就使中国人感到日本人把他们的饭碗都夺去了。因而产生了对日本人不能大意的想法，终于使日华亲善走上了下坡路。此外，日本人用钱不如俄国人大方，不让中国人多赚钱。又如美国当时向中国和日本提出了共同经营满洲铁路的方案，日本立即加以拒绝。美国又发起了修建锦爱铁路的运动，打算从锦州一直经过北边的齐齐哈尔到爱辉，这是一条和日本南满铁路并行的路线。这样就使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更为不妙。当时，为了把日本人从满洲赶出去，有的中国人甚至计划组织防御同盟，企图在各个方面牵制和抑制日本人的势力。总之，日俄战争之后，因为日本人在满洲的作法不合中国人的口味，所以日华亲善走上了下坡路。那时，我已调回国内工作，到1911年中国爆发了第一次革命。

北洋系人物

以上所说的是我前六年间的历史。现在再简单说说以后十六年的情况。

1911—1912年，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我任大总统顾问驻在北京。袁世凯当了六年总统，有名的二十一条就是在这个时期签订的。袁世凯之后是黎元洪，接着依次是冯国璋、徐世昌、黎元洪、曹锟、段祺瑞，更易了七代元首，后来是张作霖。这十六年中，中国干了些什么呢？上面我说过北洋通商大臣，与此相对，当时中国政府还设置了南洋通商大臣。这都是中国开放通商港口后专办洋务外交的大臣。但是北洋通商大臣驻在天津，负责监督北方各通商地区，自然和北京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北京的一切洋务外交几乎都由北洋通商大臣经手。北洋通商大臣还自行训练、建立了北洋陆军，但南洋通商大臣却无人无势，默默无闻。今天报纸上登的“北洋派”或“北洋系”，就是设置北洋通商大臣后而形成的。北洋系的文武官员都在中央政府任职。

凡治理国家大事，决非一、两个伟人即可胜任，用今天的话说，是用政党或派系的团体来从事国家的政治事务。中国的北京政府截至目前是以北洋系为主的。袁世凯是最早的直隶总督也就是北洋通商大臣，革命以后又就任大总统，在位六年之久，形成了由文武官员组成的北洋系。袁世凯以后的大总统或在段祺瑞时代一度称为执政的人物，除了黎元洪一人是当时革命的武将外，其余都属于北洋系。袁任大总统时黎是副总统，袁死后黎是接任大总统的。袁世凯时北洋系曾活跃一时。袁死后黎元洪或冯国璋等每况愈下。袁死后失去了掌权的第一流人物，剩下的二、三流人物，如果其中之一当了大总统，其余的人就不服气，因而也就不太服从，对之也无计可施。总之，袁以后的大总统或总理大臣，难以服众，有名无实，因此工作也无法有秩序地进行。中国今天还不能统一，这也是一个原因。

国民革命军

以上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情况。当时在南方的是国民党，也就是革命党，这里不谈国民党的历史，只说南方的国民党对北方的态度问题。国民党如所周知，在高唱革命而著名的孙文领导下，从广东多次发起北伐。虽说第一次革命时孙文自任临时大总统，好不容易使革命取得成就，但不久招致袁世凯的反对，结果不得不推袁世凯任大总统。其后，国民党又进行了多次革命，都未能成功，从广东出发北伐，或东进福建，都遭到挫折。由于钱不足，武器不足，逐渐促使他们想出的办法就是要利用俄国。1924年1月，俄国的越飞去日本和孙文商定，通过第三国际利用共产主义帮助中国革命。于是国民党在1925、1926年和俄国开始合作。在广东建立了军官学堂培训军官，赤党（以下把第三国际统称赤党）在这里拼命对中国人进行赤化。1926年北伐军又开始出师了。这次和过去不同，北伐军越过广东边境北进湖南，又进入湖北汉口，势如破竹，这完全是赤党的力量，于是国民党大喜。可是这个大喜只是一眨眼的时间。和赤党一起前进的国民革命军把地方也都赤化了，到达南京时发生了南京事件，给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人都造成很多麻烦。在汉口和江西省的九江占领了英租界，赶走了外国人。对汉口的日租界也想这样干，引起了汉口事件。什么国际条约都不在他们眼下，把租界等都夺走了。幸亏对日本没有得手，但是在汉口、南京事件中，我侨民也受到了相当损失。

国民革命军陆路经广东、湖南入湖北，然后沿长江进入上海；海路经福建、浙江也进入上海。众所周知，上海是中国资本主义的集中地。在上海，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开始了对抗演习。中国的资本主义和外国的资本主义都集中在上海。国民革命军来到这里后，英国表示要用两万以上的部队进行对抗，日本、美国、法国也都表示了出兵的决心。这样一来，中国人自己也看清了必须把赤党赶出去。在赤色的武汉政府——亦即汉口政府中，反对赤党的一派于去年4月脱离武汉在南京建立了政府。这就是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南京政府。

现在把话拉回到北伐上来。国民革命军声明北伐并进入到长江一带之后，未能再行北上。原因是国民党内部不统一。蒋介石曾暂时逃到日本，回来后又当了总司令。但是蒋的部下——在武汉的李宗仁、白崇禧等，反对蒋介石。由于蒋介石的最重要的部下反对蒋介石，所以南方纷争，不得统一。

南北旗帜之争

南方混乱而北方也不安宁。南方高唱北伐，北方则高唱“讨赤”。南方所谓的北伐，是为了什么呢？据他们说，北方是日、英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方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所以非把这个帝国主义打倒不可，非撤销不平等条约不可。必须废除租界，恢复关税自主。叫嚷由于日、英帝国主义的走狗张作霖在北方，所以以上对外政策不能实现。但是，岂止南方，连北方也在反对帝国主义，也在提出必须及早实现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这样，南方所谓的北伐就失去了意义，而北军向南方的“讨赤”也没有意义。所以，南北之间只剩下“旗帜”之争了。当时，南方是青天白日旗，北方仍然使用着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双方都不具备讨伐对方的理由，只不过要对方使用自己的旗帜而已。归根到底是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自己的地盘。如果从善意解释的话，就是都想把中国统一在自己手中，待全部统一后再实行先进的政治制度。

三民主义的出现

但是，当时南方还存在着孙文倡导的三民主义。北方什么主义也没有，只有所谓毫无对象的“讨赤”。南方实行的三民主义虽与共产主义有些相似，却不是共产主义。中国称之为均产主义。所谓均产主义，是中国从古就有的制度，如古代的井田制也是一种均产主义。中国人的理想近似这种均产主义，而今天的三民主义也与之相似。总之，它主张中国人民是被压迫民族，必须打倒帝国主义，从它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谋求民族发展的民族主义；以及一切政治必须由人民来管，不管是国家的官吏或者国会议员都要由人民来选举的民权主义；还有要使人民过富裕生活就必须均产的民生主义。这三者就是孙文的三民主义。这个三民主义或许有某些不合理的地方。但南方的北伐多少也包括为实现三民主义而战的意义。北方一直是什么主义也没有，就这样在无主义、无意义的情况下互相攻打，尽管如此双方还是打得挺起劲。(www.xing528.com)

中国的士兵和战争

中国士兵的军饷普通是一个月六元钱，其中扣除伙食后也就仅能拿到一元或不到一元钱。有时还到不了这个数。作战时说是给增加军饷，但不仅增加不了，甚至连原来的饷也发不了。这样，当兵的慢慢也就学乖了。中国当兵的把军饷叫作“卖命钱”，士兵们经常是互相谈论着：“喂！你今天领到多少卖命钱？”“我们只拿到两毛钱！”到了战场上乒乓地放上两枪，“够上两毛钱啦！”大家就开始往回跑。（笑声）这种情况到处都有。虽然命令下得很认真，有时还用电报下命令，但是这些命令在士兵中行不开。去年奉天和山西作战时，山西军的一个师被几万奉天大军包围了大约三个月还巍然不动。那个山西军的师长不仅在社会上出了名，连和他作战的张作霖也以厚礼相待。那是因为士兵们是按刚才说的方式去作战的，命令虽然很严格，士兵们却不是这样。守城的兵缺少青菜吃，攻城的兵就用青菜去换香烟，守城的兵从城上把香烟吊下来，把青菜吊上去，根本没有真正的战斗。（笑声）当然这是极特殊的例子，可是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大炮是放了，炮弹也真的发射出去了，但是人不跟着上，城也攻不下来。中国的房屋都是泥和砖盖成的，很不容易起火。所担心的只是怕割断铁路。上面谈到山西军守的是涿州，涿州有四个城门，南门始终是大开的，从那里可以自由交通，所以才能保卫了三个月。在中国，聪明的人是不会认真作战的，敌我双方都是无主义者，战争对士兵来说一无所得。为这个战死太不值得，要是能得到五毛钱或一块钱才好。但轻易捞不到一块钱，也就是三、五毛钱，那就只好给多少钱打多少钱的仗。养成这种风气不是没有道理的。军队如果到很富的地方当然好些，但要是很快打下一个城市，士兵们就拿不到较多的钱。所以就把战事拖长了。

今天中国还处在这一状态中，前途是不堪设想的。假定象袁世凯这样的巨头充分掌握自己的实力，居于众人之上时就能使其部下顺从于他的指挥。而且人的地位越高，他所领导的人和占据的地盘也就越多。一个巨头只要发声“号令”，中国的二十二个省就算不全响应，起码也有十五或十八个省要起来响应现在巨头渐渐少了，其势力也只能达到三、五个省或是八个省了。这样下去中国很可能在二十二个省的每一省中，也发生群雄割据的状态。我对中国的前途是这样考虑的。

农民、商人的苦痛

这样看来，中国的这场动乱暂时还要继续下去，但其结果会怎样呢？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商业活动将被窒息。有东西也运不到内地去，没有铁路，没有船舶，就算用骆驼或驴马驮着或者使用大车和小船等等，也很难运到内地去。同时农民种的粮食也运不出来。虽然也听说能买到便宜的棉花和米的情况，这在中国那么大的地方总是可能的。最近士兵也开始做买卖了。他们做买卖更省事，直接把货车夺来就行了。譬如从甲地到乙地有铁路，在甲乙地之间有好多地方都驻着兵，这边是奉天军，那边是山东军。即便同是奉天军，还有甲师、乙师。两边都一样，都有独立的长官。这些长官在自己守备的铁路地区内，让自己的部下管理疏通货车。商人要是从甲地把货物运往乙地，假定两地之间有四支独立的军队，他就必须分别买通四支军队才能把货物运到目的地。这样一来，就要多出运费。从前把货物用火车运到天津来，一车皮仅用三百元左右，今天要多拿十倍的钱，甚至化了三千元也不一定能运到。内地货物一直奇缺，一盒火柴就是要价一角、两角也抢着去买。如果有甘草或牛、马皮革等，装满一货车运来，就是花三千元也还能赚回来。但是在运输途中到处收税，而且税额没有一定，全凭队长当时手头是否充裕而定。（笑声）若不交税就不让走，直到商人受不住了交上税才放行。甚至如果从奉军这边发出一个车皮，对方的山西军就必须发来一个车皮，否则就不让通行，因此交通几乎完全停顿。

混乱的结果，交通不畅，工业、商业和各种生产事业都停顿了。更困难的是农民连庄稼也种不上了。农民收了粮食运不出来，并且军政还要收很高的税。就拿山东的一个地方为例，以前收一两税，折合我国一元四角，但现在要交八元才行，比过去增加了六倍。而且县衙门的差役不要银元，非要铜子儿不行。乍听起来。不要银元要铜子儿好象是好事，但正相反。因为每天的行市不一样，一块银元大约换360个小铜子儿，差役们还要加上自己的手续费，就要500个铜子儿，这又无形中增了几成税。如果单交十倍的税，农民们还能忍耐，谁知交完了今年的，县衙门又说官家还要用钱，叫农民再交明年即民国十六年的税，不够就还要交十七年、十八年一直要交到民国二十年的税，也就是预先从农民那里收来四年的税。截至去年十月份，山东就已经收到民国二十年的税了。最近又听说先前交的税都不算了，从今年起重新再交税。一笔勾销借款的事倒是听说过，不过还没有听到过有把预先交的税一笔勾销的怪事。农民就算要种地也雇不起小工。长、短工的工钱很高，这是当然的。要穿衣外边进不来布，土地也长不出别的东西来，吃的穿的都贵。以前中国雇个长工，一年也就是十两、二十两，等于日本的十五元到三十元左右。现在干一天就要一元钱，所以农民不能雇工种庄稼，大都自己种点够吃的就算了，这是自然的趋势。中国的农民已穷到如此地步。

值得忧虑的思想变化

农民的状况如此悲惨，但还有另外一个令人恐慌的现象，这就是思想的变化。

由于人心不安，工业、农业、商业各种产业都萎靡不振。如同日落西山一样，一切都凋敝不堪。人们非常悲观，精神呈现异常状态。为了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和寄托，拜佛信道和研究灵魂学的人多了。中国的佛教不太兴旺，和尚是念经混饭吃，只有很少的有道高僧还能认真地研究佛经。过去笃信佛教的居士也少了，相反巫师却盛行。这就是想使自己的精神有所寄托和安慰的反证。

除了思想上发生的变化以外，最使我们对将来担忧的是教育停滞不前。这和欧战时期德国儿童因粮食不足体质普遍下降一样。没有教育，就不会培育出好的国民来，这是中国将来最值得忧虑的问题。即使偶尔进行教育，良莠不齐，红、白、黑都有，也不能取得真正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子弟自然要走上歧途。现在北京的国立学校，十有八九经费不足，大门上锁，有了钱再开。因此，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为自己的子弟上学而苦恼。

中国的国民教育没有什么主义和方针，人民也没有什么主义。从古代书籍上就可以看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一类的话。也有一些悠然自得轻松愉快的歌谣，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等。不论在思想上或组织上，今天还不具备把全国人民团结在一个中心、使国家民族富强的条件。教育的散漫也是极易赤化的一个原因。

邻邦财政混乱

要说近年来中国财政状况的变迁，从我在中国时中国政府支给我月薪的钱币种类就可推断出来。1904年左右，我拿到的是一种叫马蹄银的沉重银子。以后相当长时间一直是银元，这也有相当分量。以后不是银子而换成纸币了。纸币有时兑换不了，然后就贬值。贬值期间我到财政部一再要求，总算换给了银元。但后来也不行了，到财政部金库去，也看不到现银。而且月薪往往要拖欠一个月，两、三个月，去年冬天我回国时，总共欠了我两年半的月薪，永远也发不了啦！（笑声）我是个军人，全靠月薪生活，没有月薪确实度日艰难。这决非出于憎恨我而不发月薪，中国官员都和我一样。那么，中国官员怎么生活呢？虽说是两年，并非两年一点也不发，一年大体上是发三次。旧历五月端午节、八月十五中秋节和过年时发。这三次每次至少要发一个月的。平时按月薪发给一成、二成，情况好时最多发过七成左右。发放的标准是月薪少的多给，月薪多的不给。外国顾问都是属于高月薪的，所以也不发给。另外，中国方面觉着不给你们工资，反正你们国家政府会照顾，所以就越发不好好给。（笑声）虽然象是胡说，但这是中国财政的现实情况。

那么，北京政府怎样过下去呢？现在依靠铁路收入以及不多的邮政、电信收入，还有北京的入市税，牛、马、羊等税收，每月只要有一百万元就能凑合着维持北京政府的正常经费。但现在是作战时期，只要一发现政府进来钱，各军就争着派人到财政部，拿着手枪去要。更有趣的是还有叫“索薪团”的组织。这个“索薪团”开始行动时，连妻子女儿都出来，在衙门大门口拿着饭盒要月薪，晚间还睡在那里，冬天也不顾寒冷挤着睡在那里，不发薪金就不回家。这种情况，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为了生活，他们已到了不顾体面的地步了。

中国对个人的债务都无力偿付。当然也更不能承担在国际上大量借款所应尽的义务。这样一来，有关债权国是否总是保持沉默？这是个大问题。不能因为中国可怜，借给她的钱就一文也不要而施宋襄公之仁。但是，中国没有钱，要也要不来，也就没有办法了。中国就这样搪塞至今，但能否永远如此值得怀疑。若是中国国民不履行债务，还情有可原，这只是由于当政的人施政不佳，才不能履行债务。对中国的最大债权国是日本和英国。可是英国早就采取了狡猾手段。那就是在日清战争时，抓住中国支付不了二亿五千万两对日赔款的机会，大量借给中国钱，借机把海关管理权抓到手，也就是抓住了进钱的金库。因此，英国对中国的现状比较沉默。但近来中国排斥帝国主义、打倒英帝国主义的运动大盛，去年中国人收回了汉口英租界，又收回了九江英租界，这回英国可能不再沉默了，可是英国还是忍了下来。今天英国在上海仍驻有六、七千军队，看样子是在待机行动。英国为什么要把军队调来上海呢？毫无疑问是为对抗中国的反帝运动，也就是当中国不能履行国际义务时，以军队为后盾来和中国谈判。

日本在中国没有英国那样的金库。对中国的贫穷状况不能沉默，所以这里出兵，那里出兵，现在还把海军派到长江方面。我根据上述国际关系判断，不久的将来列国可能协调起来，对中国提出些什么要求。但是这样能否挽救中国？能否挽救中国国民现在的困境？也许不一定挽救得了。这是一条道路。另外一条道路是和中国人具有同样根本道德观念的日本国民想要救中国的道路。

救中国的道路

由于日本人是从中国引进孔孟之道养成的道德观念，所以现在当善良的多数中国国民陷入贫穷窘境时，我认为日本人即便不亲自去救，也应该在对中国的一切行动中贯彻援救中国的观点。如果几千万日本国民都向善良的中国国民表示同情之心，中国国民必将大为感动。正如1900年北清事变时，由于我军的行动光明正大，被称赞为正义之军，使中国人感到应对日本亲近，所以在日俄战争时大力援助了我军作战。今后不是为了战争，而在发展日本经济上，特别是关系最为密切的大阪、神户地区商业方面，中国国民肯定会给予报答，我对此深信不疑。与此同时，日本人和中国友好往来，有条件的日本人尽量到中国去，尽可能长期住在那里，特别是在那里有工作的人，努力研究中国的语言和中国的事物，直接与中国人交谈，了解对方的心理，这样的人越多，相信一定越能使他们谅解我们。

本来日本国民和中国国民在所谓国民性情方面，气质上有相当差异。日本人性急，在已经建立了秩序的日本，性急更能取得好的结果。但中国人是处于一种不得不说“没有法子”或是“不要紧”的环境里。中国人并非没有性急的人，不想急于求成也并非中国人的特点。然而在那种环境中，自然而然就使他们不得不那样，所以日本人说中国人拖拉，和他们在一块工作时非常着急，凡事过分地急于求成，而不体谅对方的情况，以致日本人和中国人很难协调一致，最后只好各走各的路。

前面我说过中国的教育停滞不前，如果日本肯于拿出很多钱来帮助中国进行教育，不使未来的中国人走上歧途，我想这是个好办法。另外在中国各处多建立一些日华社交俱乐部，也是日华亲善的一个好办法。现在美国、英国、德国在北京都有这种俱乐部，而与中国走得最近的日本却一个也没有。原因就是日本人缺乏耐心，就算建立起来也不能持久。我想日本有很多有钱的人，可以在中国建立社交机关和教育机关。如果日本国民对中国人能取得这样融洽的程度，日华亲善就能兴旺起来，日本人的希望中国人能接受，中国人的要求日本人亦能采纳。这样一来，我确信东亚就能树立永久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