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芜湖解放后，我到了镇江，想回天津。这时我接到韩世昌、侯永奎、白云生的信，他们在北京已参加人民艺术剧院，教舞蹈，叫我回去也参加。我当时想，我也不懂舞蹈，犹豫了，没有来。同时又想起，原来荣庆社分裂时，侯瑞春说过：“将来我们‘投生’了畜类，也不在一起吃草。”因此我不愿意回去。后来韩世昌、白云生又给我去了信，他们说：“孟祥生、侯永奎都盼着你回来。”于是我决然回来了，一九五〇年旧历大年三十到了天津，转天是春节元旦，我去北京，同侯永奎到了人民艺术剧院。这天是阳历二月十七，在我个人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我在人民艺术剧院担任教舞蹈，指导练腿功，练腰功，练身段。开始是单一地练，按照一个动作再接一个动作地教。当时有一位搞音乐的舒铁民同志，看到我这样教，他说：“你能不能按节拍教？我给配上谱子。”于是我就按着他所制订的节拍谱子教舞蹈了。首先我把昆曲表演的水袖动作，按照这个办法教，排练了一个“水袖舞”。我又排演过单人剑舞和双人剑舞，还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制过纪录片。此外，我又曾给田菊林、赵金蓉等，排演过“长绸舞”。侯永奎运用他在昆曲《武松打虎》剧中美率的动作姿式，创造出一种“棍舞”和“龙舞”。白云生给韩盛桐、董顺华等排演“狮子舞”。(www.xing528.com)
一九五〇年四、五月间，领导上要排演冼星海的《生产大歌舞》，由焦菊隐担任导演，韩世昌、侯永奎和我协助。我们按照焦菊隐先生的要求，把来自各个方面参加练习表演的五百人，组成一个大型歌舞团，排练好以后在北京儿童剧场演出，经周总理审查，认为不错，又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正巧毛主席由苏联回来，在怀仁堂给毛主席演了一场，得到好的评价。一九五一年“三反”运动后，人民艺术剧院改为专演话剧，中央戏剧学院欧阳予倩老院长，指名要我和侯永奎到中央戏剧学院去教课（教话剧学员身段），我们便调到中央戏剧学院。这中间，吴晓邦同志成立了舞训班，也请我和侯永奎参加培养舞蹈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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