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庆社在分裂后，我受到了打击。我感到昆曲班后继无人，便从农村招来二十四个小孩，在劝业场天外天进行培养。当时我们早晨在法租界教堂前住处慧果里练功。没想到这些小孩培养得差不多了，正赶上发生了“七七”事变，小孩们全走了，使我又受到第二次打击。
“七七”事变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处于没饭吃的困境，想赚一点钱餬口，组织了一个包括京戏、梆子、昆曲在内的“三大块”班子，演了十几天就停止了。因为没有着落，又重组一个昆曲班，仍称荣庆社，参加者除我以外，有侯永奎、侯益隆、陶显庭、郝振基和白玉珍等。在法租界新中央戏院演出，突然又赶上一九三九年的大水，把班子冲垮了，这是我遭到的第三次打击。
这时，童汉侠给他的女儿童芷苓组班，在天津新中央接着演唱，也不上座。我被约参加了这个童家班，在童的戏前面演出昆曲。后来给我吹笛子的侯玉和因病去世，我便改行陪着童芷苓唱京戏，并教她昆曲。侯永奎因为拜了尚和玉学了《铁笼山》、《艳阳楼》等几出尚派戏，他参加梁文娟的京戏班，在华安戏院演出。不久班散了，永奎也归入了我和童芷苓合作的这个班。
我和童芷苓合演时，演《樊江关》，我的樊梨花，她的薛金莲；演《虹霓关》，我的夫人，她的丫环。我还和她演过《得意缘》。童芷苓跟我学昆曲《金山寺》，我并陪着她演出，把白娘子让给她，我演青儿。但是，不久童家班散了。
离开童家班，我一度参加小杨月楼的戏班。小杨月楼演《断桥》，我陪着演青儿；演《四郎探母》，我饰萧太后。他演《绿珠坠楼》新本戏，白天给我说一说，临时“钻锅”，晚上就可以陪着他唱了下来。不久，我又跟着田菊林去山东，离开小杨月楼。
田菊林是北昆演员田瑞亭的女儿。田瑞亭与演刀马旦、后为韩世昌吹笛的侯瑞春，同是昆曲和高腔老艺人朱玉铮的弟子，能演昆曲、高腔老生兼老旦，后来专司吹笛。他的女儿田菊林从天津经济南去青岛演戏，约我同行。商妥我不演戏，只给田菊林说戏。田菊林到青岛，在中和戏院演出后，又到了上海，演于天蟾舞台。在上海演完，又返回青岛。
我不愿意和田菊林合作了，便在青岛教了两年戏。教过旦角刘美君和刘少卿，她俩是刘俊卿的女儿。观众想看昆曲《金山寺》，但她们俩不能演，让唱老生的娄亚儒请我教戏。我一面教，还给拉身段，刘美君的姐姐刘少卿，原是唱老生的，这时她就迷上了旦角，非要改学旦角不可，天天吊嗓子。她父亲没法子，给她重新置办行头，改唱旦角戏，名字也改了心砚明，居然出了名。刘美君现为合肥剧协理事长，人大代表，心砚明也在那一带。与此同时，我还教过张文娟和花青莲，又教昆曲，又教京剧。(www.xing528.com)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张文娟在济南搭班，出演大观园，每天两场。当时没有小生，让我改演。从春节开始，我就开始演京剧小生了。连演三个月，她嗓子突然坏了，辞了班，我也要走。戏班留我不让走，我在原班演戏教戏，教张美玲、孔婉华、李凌云、安艳秋等。
后来，崔盛斌来到济南搭班，他知道我是唱昆曲的，又能教戏，让我教他的女儿崔丽蓉，还有徐玉川。那时济南正在敌伪统治下，崔盛斌给张美玲编排了一出《刘海与嫦娥》，日本人说：“刘海怎么跟嫦娥在一起呢？”审查剧本内容，里面有“后羿射日”情节，影射抗日，不准上演。经过崔盛斌托人向日伪托情、请客，最后准许演了。崔盛斌饰刘海，张美玲饰嫦娥，叫座力极强。
抗战胜利后，济南戏院营业较盛，很多人利用势力抢占戏院子。崔盛斌被撵出了大观园，孟福田进入取而代之。孟福田有两个女儿——孟丽君、孟丽蓉在这里演出。
我最后在芜湖搭班，一共住了四年，那时是国民党政府重来所谓的抗日胜利年代，由于物价飞涨，伤兵骚扰，戏院这一行业也是不容易维持的。我们在芜湖演戏，常遭到国民党伤兵们和一些流氓坏蛋的骚扰，因而观众不敢来了，戏院不上座，我们的生活也就成了问题。
我在芜湖住了四年，遇到两次闹大水，在第二年闹大水时，剧场不能演出了，饭也就没处吃。我迫不得已，同几个人到芜湖农村去搭戏班。记得是到达一个名叫仙女庙的地方，在那里白天演老戏，晚上演连台本戏《杨家将》，我扮演宋仁宗。我根本不会这出戏，那会儿只是由说戏的人，说一说故事情节，剩下就自己编去，编圆了就行。打鼓的就管上下场，过场全不管，靠演员自己随机应变。后来演到第五本，让我演杨五郎出家，这是个小生重头戏。我说演不了，另叫一个唱老生的演了。后来一个女孩演《佘太君招亲》，让我扮杨继业，我说不会，但说戏的人，让我快快扮装，我一边化装，他一边给我说戏，只说了一个大概，我就根据他说的意思编着演，是怎么演的，演完了连自己都糊涂。当年为了餬口，竟做过这样对观众不负责的演出，今天回想起来，不胜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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