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季烈字君九，江苏吴县（长洲）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任学部专门司司长。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后离职。民国初年，袁世凯夺取革命成果，即任总统，约其出山。因不满袁之为人，避居海滨，迁来天津。
王季烈为昆曲名流，与吴梅、俞粟庐并称为三大曲家。他生于昆曲盛行的吴县，年少时即嗜爱昆曲。他记述少年时的嗜曲往事云：
“余幼时，吾苏剧场以及堂会所奏，无非昆曲，而文人学士犹多能度曲。我生以前，更无论矣。光绪癸未（九年，1883），余随侍入都，遇同乡团拜，先大夫率余至财盛馆观剧。时都中已盛行皮黄。余坐戌正，已伏案欲睡，先大夫欲率余归。有友谓下折即莲芬、杨三之《活捉》，可听之。余固不解所谓。未几笛声一奏，余即精神大振，终曲无倦容，先大夫深异之。而余爱好昆曲，实自始也。（见《与众曲谱》第八册，二十九页）
他感慨昆曲的衰微。认为昆曲之绝迹舞台是由于皮黄伶工不知重视。他指出：
“三、四十年前，京都虽盛行皮黄，而自科班出身之名伶，大都曾习昆曲。谭鑫培之《别母乱箭》，陈德霖之《游园惊梦》，王楞仙之《惊丑·后亲》，何桂山之《火判》、《山亭》，余屡见之，皆能谨守昆曲绳墨，不参以皮黄恶习，而诸伶所演之皮黄，亦皆名噪一时。盖习昆曲后，俯就皮黄，譬之习篆隶者，复习楷书，自易成家。”
又云：
“昆曲之衰微，由于知音者少半，由于伶工不求深造者亦半。”
他认为戏曲对社会有移风易俗的作用。他深感：(www.xing528.com)
“古乐已亡，今乐又为文人学士不屑谈，梨园子弟以外，无习乐之人，遂使移风易俗之权，乃操诸优伶贱工之手。世道人心所以江河日下也。……昆曲虽多言情之作，而表扬忠孝友义之篇，实居大半。至其音节和平，非秦楚之声可比，实于今乐中最为近古。”（见《螾庐曲谈》）
他积极组织曲会，在天津提倡昆曲。他汇集旅津的昆曲爱好者成立景憬社，后又组织审音社。社员有许雨香、屠正初、孙子涵、恽兰荪、童曼秋等。后又改名合笙社。一九四〇年曾以该社名义出版《与众曲谱》。
一九二二年间，王季烈与嘉兴刘凤叔慨于世俗曲谱有乖正音，贻误后学，遂编辑《集成曲谱》，选别四百余折，分为四集。论者称：“此谱起衰振弊，示学以指南。”两次印行千余部。后遭兵燹，毁去大半，为数仅存百部，而求此书者转众。重印匪易，于是更辑一书，比《集成曲谱》篇帙大为削减，宫谱亦较为徇俗，名曰《与众曲谱》，一九四〇年出版。此外编有《螾庐曲谈》四卷，初附于《集成曲谱》各编之首，后单印为四卷，于一九二八年出版。内论度曲、作曲、谱曲及传奇源流、词曲掌故等余论。其独特之见在于论各宫调之主腔一章。此书堪与吴梅之《顾曲麈谈》并传于世。又辑有《度曲要旨》一卷，附于《与众曲谱》各折末尾之纸隙，不增卷帙，而得所参考。
王季烈官学部专门司司长时，与学部侍郎、天津人严修（范孙）有同僚之雅，来津后时相过从。严亦好古乐，王所编《集成曲谱》振集，请严为之序。序文云：
“……今之昆曲，本名水磨腔，创始于明之中叶，距今将五百年。其歌词或沿元曲之旧，或为近代文人所撰。在今日音乐中洵是阳春白雪之俦，非下里巴人之比。然近百年来楚歌秦声，渐播梨园，几夺昆曲之席，则非特曲高和寡使然，亦由士大夫中审音知乐者鲜，无人提倡雅乐所至也。王君君九、刘君凤叔近编《集成曲谱》一书，自元明至近代之佳曲，搜采无余，订正曲文，厘定宫谱，俾习昆曲者得所依据，不为伶工传钞之本所误，洵足以振衰起废，使昆曲复盛于今日也。”
王季烈、严范孙先生等对昆曲的提倡，促进了天津业余昆曲活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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