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海关的争夺与帝国主义

天津地处华北东部，滨临渤海湾，背靠我国东北、内蒙、西北等大片腹地，是整个北部中国出海通商最适宜之处，它的周围不仅有丰富矿产资源，而且还有各种农副土特产品。况且天津又是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咽喉，历来是我国的战略要地。为此，外国侵略者在千方百计将其辟为商埠后，便大力发展。加之天津具有各种优越条件，因而很快就成为我国近、现代仅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就其贸易而言：从一八六八年到一九三七年的七十年间，天津对外贸易的总值，历年平均占全国对外贸易总值的百分之十。就其对外贸易单位，一九四七年有册可查的就达二百二十八家之多。在贸易总值和轮船吨位方面，天津一直处在上升趋势，并居全国第二。不仅如此，天津在进出口的转口贸易中亦仅次于上海，跃居第二。例如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一年的各年进口与出口的转口贸易，各占当年贸易总值的40—50%，可见天津海关转口贸易的比重是多么重要。

这些都说明天津无论在政治、经济以及贸易等方面，对全国来说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各帝国主义国家激烈地争夺对天津贸易的垄断权和对天津海关的控制权。然而在一九一四年以前，英国无论在天津的进出口贸易，还是在来往天津的船只及其吨位等方面的比重，都居首位，海关大权亦为英国所控制。对此，日、美等国只能望而生叹。可是，日、美两国绝不示弱，尤其是日本。日本利用其毗邻中国的地理条件，急起直追，猛增其对天津海关的进出口贸易。请看下面几年进口天津船只吨位数：

一八九四年，英国进口天津船只的吨位为636,570

日本进口天津船只的吨位为28,738

美国进口天津船只的吨位为——

一九一二年　英国进口天津船只的吨位为916,005

日本进口天津船只的吨位为608,804

美国进口天津船只的吨位为45,606

一九一五年　英国进口天津船只的吨位为909,989

日本进口天津船只的吨位为839,325

美国进口天津船只的吨位为16,596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英、美、日在天津棉布业市场上的比重是：美国五十九万九千匹，占8%；英国二百零二万匹，占27%；日本五百二十四万八千匹，占65%。

上述情况说明了一九一四年前英国还居领先地位，之后其优势就为日本所夺。日本趁欧战之机，利用与中国毗邻之势，对天津进出口贸易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美国虽也紧紧追赶，但远不及日本。

一九三七年日本全面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占领天津后，日本对天津的进出口贸易不仅取代英国，名列前茅，而且还将英、美远远抛之于后。一九三八年日本就占天津进口洋货的53.63%，占出口土货的44.42%；一九四二年接近于垄断，占进口洋货的78.23%，占出口土货的79.8%。相反一九三八年英、美两国相加起来才占进口洋货的17.2%，占出口土货的24.42%；而一九四二年就更为可怜了，占进口洋货的0.28%，占出口土货的0.02%，竟一落千丈。在一些品种的进出口方面，日本在一九三八年就达到了垄断地位。如棉布：一九三八年日本就占进口天津棉布总值的86%还多，而一九四〇年日本就达到了93.3%。

然而，日本占领天津尤其是接管天津海关后，天津海关的进出口贸易就纳入了日本侵略战争的轨道，进出口贸易就完全依据其战争的需要进行，凡战争所需之物均为日本所夺。华北地区所产之煤、铁、粮、盐等战略物资均被日本所占。如开滦煤矿一九三八年所生产的四百八十万三千吨煤，全为日本占去，还急令其由年产五百五十万吨增至六百五十万吨。其他如猪鬃，此时全为日本军用，列为限制之品，不准出口。华北农副土特产品，也完全为日本所独占。麦粉、食品运往日本军营，高粱、黑面低标准配给天津人民。由于日本对天津地区的猖狂掠夺，一九四三年后物价暴涨，使天津社会极为动乱，人心惶恐，食品奇缺，生活费用急剧上升，造成了历史上的粮荒和生产极度萎缩的局面。后来日本办了所谓“输入配给组合”，对进口日货加以管理和分配，更加剧了天津社会的动乱与不安。所以天津海关在日本接管后，对外贸易就呈现出了困苦之境，且一年不如一年地萎缩，特别是一九四一年以后就显得更加突出。如：

进出天津船只的吨位情况是：

一九三八年　5,570,559吨

一九三九年　5,389,120吨(www.xing528.com)

一九四〇年　4,663,318吨

一九四一年　3,470,231吨

一九四二年　2,534,739吨

一九四三年　1,838,538吨

一九四四年　　925,002吨

一九四五年　　268,900吨

总之，天津海关在日本统治下的对外贸易成倍地急剧下降，以致出入本埠的船只吨数一九四五年只及一九三九年的0.6%，特别是一九四五年的直接进出口等于零，说明了日本统治天津的末期，天津对外贸易的悲惨景象。之所以如此，除了其他原因外，就是战争所致。战争期间，陆海交通均被盟国空袭和封锁，迫使天津海关贸易只能限于日元集团地区。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完全投靠了美国。在“平等”、“友好”的幌子下，同美帝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条约》，为美帝独霸中国开了方便之门。这样，就由战前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所控制的中国，实际上变成了美国独霸的殖民地了。中国海关大权亦由美国人把持，由美人李度担任总税务司，天津海关税务司除中国人卢寿汶外，还有美人孟达理。

在天津的进出口贸易方面，这时美国也跃居首位：如一九四六年进口的洋棉为六万二千三百五十二公担，美国就占了一万二千一百四十三公担，约占20%。毛类品的进口大都来自美国。出口贸易美国也是如此。如猪鬃、皮货、草帽辫大都运销美国。一九四六年出口的毛地毯为三千四百四十一公担，其中运销美国的竟达三千三百九十公担，占90%以上。直接来往天津外洋船只的吨位，在一九四六年的四十四万二千六百八十五吨位中，美国占了二十九万四千四百七十吨位，为66.52%。反之，英国仅占有七万五千五百五十九吨，为17.07%。在进出口贸易中，美国所占的比重是：

一九四六年占进口总值的70%，占出口总值的76%

一九四七年占进口总值的68%，占出口总值的62%

一九四八年占进口总值的65.74%，占出口总值的70.68%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不仅操纵了天津海关，而且还垄断了天津海关的进出口贸易。

此外，天津海关进出口贸易的另一情况是：猖獗的贸易走私。贸易走私由来已久。早在明朝末年就有倭冠在我国南方沿海进行走私活动。之后，是西方海盗。鸦片战争前夕，突出的是英国侵略者，在我广东沿海一带进行鸦片走私贸易。鸦片战争后，贸易走私活动屡见不鲜，从未间断。日本侵占东北以后，南北走私活动更为猖獗，尤其是华北，迫使中国海关设立缉私组织机构，并不断加以扩大和完善，专司缉查走私事宜。然而日本当局公然唆使日本、朝鲜浪人利用帆船及车辆，在日军的保护下，大批而猖獗地向长城内外以及华北各省进行贸易走私活动。天津的日租界成了贸易走私的策源地、大本营及走私商品的集散地。当时中国海关便在水、陆交通要冲设立各种稽查机构和组织，于是走私和反走私的斗争，一时雷雨交加。结果，日本当局借口《塘沽协定》，强迫我陆上的海关缉私组织机构后撤或解散，甚至被缴械；海上的缉私船只不准在三海浬内巡查，尔后多被日军击沉，致使海关缉私组织难以履行职责，从而使得日人将大批商品和军事物资源源运入天津及华北地区。仅就一九三六年的统计，日本、朝鲜浪人每日运进天津的私货就在五百吨以上。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范围之广，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日本投降后，在国民党统治期间，走私活动亦不断出现。例如：一九四七年天津海关缉私人员在河北企业有限公司仓库里，发现了大批没有办理海关手续的货物，其价值超过了一亿元法币。又如经过天津海关缉私组织处理的走私案件，一九四六年就达三百五十二起，一九四七年则上升为七百九十三起。对走私人员的罚款在一九四七年达到了法币1,330,445,900元。至于查封的走私商品，一九四七年其价值就达到21,439,039,100元。

由此可见，走私贸易活动始终未曾间断，只是各个时期程度上的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