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廷式娴习经史旧文，而西方资产阶级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业已浸入中国，如当时李提摩太之西方学说就已经深入士大夫阶层之心，国内涌现出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学说及郑观应之《盛世危言》等，廷式博学强识，自然不甘落后。他们同声相求，立意维新。当时政局内则宫廷龃龉，母子水火；外则恭、醇两王，以兄弟而隐争政柄。辅国之二三枢臣如翁同和、李鸿藻、徐桐、孙毓汶辈，大启门户之见；疆吏中之李鸿章与枢臣翁同和又积怨不相能。文廷式能经常亲近德宗，乃以改革政制创立维新之说，乘机陈述，由此帝眷极隆。
中法战争之后，日本用兵朝鲜，中日之战迫在眉睫。这时文廷式忧心如焚，力主抗战并上书参劾李鸿章，谓“畏葸求和，挟夷自重”，应交部严加惩处，并将中日草约内容首先遍示同人。当时友人等多劝文廷式，以和约将成，言之何益，并为文氏忧。而廷式曾答曰：“父母病患，即不可为时，岂能坐视不进药乎。”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对文恨之刺骨。廷式得知慈禧有黜废德宗之谋，以内忧外患将覆亡而忧虑。适时刘坤一总督由南京北上，率大军进驻津、榆，以防日本内侵，文以时机迫切，秘告刘废立之事，痛陈利害，刘极动容，嘱文廷式代拟奏章上奏。慈禧览奏后，亦虑及国内外多事之秋，恐有激变，废立之说始寝。当中日辱国条约（《马关条约》）到京时，以文廷式为首约数同寅签名上奏，内有“约成则辱国病民，莫此为甚，将何以见列祖列宗于地下”等语。慈禧阅奏大怒，将奏折掷地，议将重责。一八九五年春又上奏，制止和约中赔款割地之请。后以国事至此，已不可为，经友人劝告，乃以回籍修墓为名，乞假南行。
越数月入京销假。在南京上船经上海北上时，上海道刘麒祥在道署设宴招待，意甚殷勤。宴后回船发现衣箱三只被盗，立即通知海关道、上海道及上海县，要求设法侦缉。不久，上海道台刘麒祥即侦获盗犯将原物追回。文廷式打开衣箱发现除衣物及现洋数百元外，有两本内涉及慈禧与李鸿章误国事之奏稿遗失，阴悉必入李鸿章之手，祸将及身，但仍处之泰然。刘麒祥者，李鸿章之姻亲，奉李之命周旋文氏，将伺机倾陷，文不之知也。刘将盗去的奏章草稿，星夜递呈李鸿章，李又密呈于慈禧。此为后来文廷式被参劾罢官原因之一。(www.xing528.com)
在中日和约成立后，文廷式在北京与梁启超等倡立强学会，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立说，宣扬变法，君主立宪势在必行。当时文认为“变法阻力小，革命尚非其时”（时孙中山先生已倡革命之说）。都中公卿入会者颇多，公推文廷式为会长。康有为入都后，亦加入强学会。文廷式力主效法日本明治维新，重立新政，奋发图强，整振国威，甚为德宗所赞许。因而更为以慈禧为首的李鸿章等投降保守派所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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