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攻占大津，立即暴露出其强盗行径，人民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在都统衙门建立后，烧杀淫掠的暴行仍时常发生，洋兵经常三五成群向各铺户及居民搜索鸡、鸭、鸡蛋、西瓜、并搜掠首饰银币，“翻箱倒笼，尽其所欲而去”，若“稍不如意，即开枪轰击”。他们将掠得之物公开售卖，无人制止。[3]这些罪行，帝国主义分子也不得不承认：“临时政府曾通知中国居民回来各安生业，但城内对于中国人并不安全，妇女和财产日夜都遭到外国兵的任意蹂躏和抢劫。而新政府对于各国无纪律的士兵无法控制”，以致后来“天津情况很糟，破坏秩序和法律的有增无减”。[4]在天津城郊各村也遭侵略军践踏，无一幸免。如独流镇、高家庄等十余村被焚，凡是义和团活动过的村镇“无不枪炮齐施，痛加杀戮”，仅独流镇就“焚毁大半，居民死伤者，妇女被奸污者，不计其数”[5]。至于洋兵在街上调戏妇女、污辱行人、打骂居民、任意罚款、滥抓苦力等等为非作歹之事，更是层出不穷。被巡捕抓来的苦力，身穿属国服装并配戴标志符号，强迫拉纤，扛抬赃物。凡是犯了洋人所谓“禁条”者，或身浇凉水、顶砖罚站；或充当苦力，白天劳动，夜间坐牢；甚至处以死刑。所有这些都是在都统衙门殖民统治期间，在光天化日之下屡次发生的，充分暴露出殖民主义者的野蛮性。
除各国侵略军、外国巡捕的暴行之外，一千余名中国巡捕依仗洋人势力，助桀为虐。他们借“搜索军械”之名，欺压百姓，大量掠劫民间财物，攫为己有。
在都统衙门对天津地区殖民统治期间，在各国侵略者大肆烧杀淫掠之际，连帝国主义分子杜德维也很担心中国人再度起来把侵略者赶出去。他说“这些暴行只会加强各地排外情绪，并可能使全国的革新派和保守派都联合起来，一致赶我们出去。”[6]
在都统衙门统治下，天津人民承受了空前沉重的苛捐杂税。据《天津都统衙门告谕汇编》、《天津政俗沿革记》等书记载，都统衙门开办工巡局，创征铺捐（商铺、货栈、当铺）、房捐（分瓦、灰、土三等）、车捐（分大车、小车、地扒车、人力车），分等抽收。都统衙门创征的捐税，名目繁多，数不胜数。全部税收每月约为白银十五万两。现将当时十一种重要的捐税情况列表如下（注：均为月捐）：
都统衙门从一九〇〇年十一月收税起至一九〇二年八月十五日止，共收捐税总数达2,758,651.18两，[7]这笔收入养活了大批洋人官吏、巡捕和万余侵略军。每个侵略军头子，如都统每人每年的薪金高达一万五千元。而广大人民的生活又是怎样呢？当时天津百货上涨，物价腾贵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天津在洋货充斥、白银外流的情况下，十年间，米、面、油、炭、柴、猪肉的价格都上涨了一倍或一倍以上，各种蔬菜大约上涨了三倍，房租上涨了一倍半。[8]实际物价上涨的倍数还要多。至一九〇二年物价继续上涨，当时天津大米每袋的实际价格为13.4元，要比一八九二年上涨三倍多，甚至一般百货上涨了十倍。[9]物价上涨主要是由于外货充斥、白银外流和八国联军的入侵、外国长期驻兵造成的。(www.xing528.com)
物价上涨，银价也随之而涨，但照常用银子上捐纳税。广大劳动人民遭受盘剥，成千上万的人们的生活受到严重威胁。《闻见录》记载称：“惟贫寒之民及赔累铺户而令按例输捐，是不免竭蹶，况在兵燹之后，失业者多，既无生财之道，又需设法输捐，则苦累情形，不问可知。”甚至从举人到童生所有读书的人，其中大多数去贩卖字画、玩物，藉以为生。
帝国主义为了长期对天津进行经济侵略，都统衙门建桥修路，强迫人民迁徙，使居民备受痛苦。据载：自闸口至南门外桥子以东“所有居民铺户，速行迁徙，其房间令各房主自为拆毁，即以其地修筑马路一条，以宽六丈为度，该处居民扶老携幼迁徙者，涕泪交流焉。”[10]被拆的数百家民房，房主所得到的只是有名无实的补偿费。这只不过是天津无数受难者的一些例子，类似的事情是记不胜记的。此外，有的房屋强行没收，有的作为军用，有的拨给教会，这就使天津更多的人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一九〇〇年冬天，成群结队的饥民，被工头廉价雇去从事拆城、修路、挖河、建桥等繁重劳动。
天津还有不少居民是依靠撑船、拉车为生的，他们虽然缴纳繁重的船税车捐，而他们的车辆及船只往往被都统衙门强行征用，为联军从事运输。当时“任何种类的大小船只，即或证明是从外国地来的，都被漆上‘英国87’‘美国运输63’等字样，或者是挂上神秘的T·P·G（即天津都统衙门的英文缩写—引者）的旗号，表示已被天津临时政府登记征用。大车、独轮车和人力车，甚至许多牲口身上都漆上标志。”[11]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天津的英军竟诱骗中国人当兵，将所“招募”来的数百名中国人，加以训练，然后分批送往威海卫，组成“华勇团”，供其驱使。
帝国主义的残酷野蛮统治使天津人民陷入沉重的民族灾难之中，过着奴隶般的悲惨生活。反抗斗争是他们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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