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高音喇叭创制历程及投资支持

叶自乔

真美电机行是在1946年末开始营业的，当时它属浩华公司，我以浩华副总经理的身份兼任该行经理。1947年，我退出浩华公司，开始独资经营真美电机行。

在最初的一年里，真美电机行主要是经营无线电收音机及元件，并搞装配修理。从上海批来收音机的散件，在天津组装出售。也从敌伪产业处理部门购得大批日本炭膜电阻和隔音纸板等在门市零售，业务无大进展，只不过是维持而已。后来在美军处理物资时购得唱片录音机一台，并从美国定购了一批空白唱片，开始了录制唱片的业务。对此当时地方报纸曾到我行采访并刊登了半版采访介绍，可是因为时局关系，这项业务并没有什么发展。由此使我得到一个深刻的体会：做买卖必须从广大人民的实际需要和现实的环境出发，才会有发展的可能。

解放后，人民政府实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真美电机行逐步由维持而有了一些发展。从业人员由5人增加到12人，业务也由组装无线电收音机进而自行设计和制造扩音机，并且与上海中国电工厂签约，在华北独家经销“三角牌”漆包线。在此基础上又由上海亚美厂定制了包丝机4台，自己培训工人制做丝包漆皮线，由此真美电机行初步由商业经营型走向工业生产型了。

“三五反”运动后，我决心要把真美的业务搞得更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服务。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搞漆包线生产；一是搞高音喇叭。搞漆包线需要设备投资，周期比较长，但可以得到中国电工厂工程技术人员的支持，而高音喇叭在当时国内尚无正式生产厂家，技术工艺都无可借鉴。从当时市场情况看，漆包线虽是紧俏的商品，但上海有中国电工厂，天津也有大新漆包线厂出产。而高音喇叭一方面在建国初期各地都常开群众大会，对高音喇叭的需求量大，一时各地采购高音喇叭的人员云集天津；另一方面国内尚未有高音喇叭的生产厂家，而国外因未建立正常贸易关系，没有批量进口货，仅由私商零星从香港搞来的美国“大学牌”（UNIVERSITY）高音喇叭头子，市面价格已达到1800万元（旧人民币）一个，还供不应求。我认为如果攻克高音喇叭的技术难关，既能解决当时市场的急需，也可填补国内生产的空白，抵制舶来品，节约国家外汇。这正是我做出贡献的大好时机，自己必须迎难而上。

国内没有可借鉴的资料，那就向国外寻求。我便日夜在外文书刊及广告情报资料中广泛地探索，我的外文基础帮了很大的忙，不久就找到了一些有关喇叭的结构和性能规格的资料，甚至在一本美国有机化工的书籍上找到了酚醛树脂的工艺过程。虽然所介绍极为肤浅，但使我得到了很大的启发。

我把自己愿搞高音喇叭的意向和市场信息向当时分管真美电机制配厂的人民银行大金同志进行了申述，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立即贷款5000元，作为此一项目的流动资金，真美的职工对此也抱有很大的信心。

贷款后，摆在我面前的主要课题有两个：一是要解决核心材料合金磁钢（即铝、镍、铁三类磁钢）的供应来源；一是关键部件音膜的制做工艺。为此我专程到了上海，首先找到了上海私营无线电行业的泰斗、亚美公司的苏祖圭，由苏介绍与中兴磁钢厂经理陈钧台取得联系。我和陈钧台两人可说是一见如故，当即谈妥并签订了合作协议，由中兴优先供应真美所需用的磁钢，而且允许真美售货后再付货款。第一批100块由中兴在上海负责代为联系加工配套导磁铁碗，并规定中兴在没有满足真美的需要前不向他人供货，而真美则必须专用中兴的磁钢，绝不采用其他家的磁钢。这一协议给真美制造高音喇叭奠定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基础。由于磁钢在喇叭成本中占50%左右，中兴交货真美售后付款，无异给了真美在高音喇叭生产上近50%的投资支持。这是一个一般经营企业家的理想条款。

在音膜方面，我在上海向中国电工厂的张叔祁工程师和他的夫人（有机化工工程师）请教。他们给了我一些具体的指导，并在一位挚友开的诊所药室内，作了一些酚醛树脂的熬制实验。这就使我能够把从国外资料上所得信息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从而日益深入探索，并有了自己独特的创造。

在原材料和部件初步有了着落后，我回到天津进行生产组织安排。首先，我抓住了关键性的一环——聘请技术人员。当时有曾和我谈过合作改装一批进口纸盒喇叭的朋友于文科，我马上找到他，并接受了他所提出的要优厚的工资待遇的条件（比我工资高），请他担任生产、工艺和培训装配工人的负责人。

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和生产努力，第一批100个高音喇叭头子终于做出来了，和美国“大学牌”进口货对比试听，毫无逊色，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售了。这时我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在门市自售，每个可开价500元，还不到当时难以买到的进口货美国“大学牌”头子价格的三分之一，肯定会很快卖完，这样能获利几万元；一是放弃私营自销，争取国营包销订货。这样做定价低、获利小。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下，我终于下了决心，坚决争取走国营包销订货的路。事实证明这条路走对了，这是真美以后成名的最关键性的决策。

第一步我把产品送到当时管理购销成交的天津市信托公司展出，和进口美国“大学牌”头子试听对比，许多外地的采购人员纷纷询价要货，我请信托公司负责人员评价，他说：“定300元一个吧。”我说：“我只要150元，可是必须由您包销，这100个全卖给您，您怎么卖与我无关。”他说：“我们没有这项包销的任务，不能这样办，不然，你就找交电公司去试试吧。”

我找到交电公司，接待我的业务员听了我的申述和要求后，表示很同情，但是也说他们当前还没有这项收购业务，不能办理。两次都未能办成，可我仍不死心。我当时在门市热情接待前来洽购的外地采购人员，当面给试听对比，同时却宣布我不直接私售，一定要通过信托公司或交电公司，由国营包销卖货，希望能造成一种市场需求力量。

上海中兴磁钢厂的陈钧台和夫人来天津到我厂参观。中兴交货有一段时期了，可是真美还不付款，陈当然要亲自来了解原因的，我给陈看了陈列在货架上的100个高音头子成品，参观了装配车间生产工艺，并和美国“大学牌”头子试听对比，详告我在信托公司洽谈的情况，并指出我们一定要走国家包销的路才真正有前途的长远打算。陈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我的意见。我们一同到北京旅游后，陈同夫人回沪，没有再向我提货款问题。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支持，更坚定了我的决心。

陈回上海后，我想不能再等待下去，必须主动争取才是。于是我鼓起勇气给中共和平区区委书记写了一个呈文，申述我为了给国家效力，研制成功高音喇叭供给市场急需并能填补国产空白，节约国家外汇的情况，和我决心走国营包销道路的愿望，以及在信托公司和交电公司都没能办理的经过，请求区委书记给以大力支持，协助解决。三五天后，区委秘书来电话召我谈话，并告我说已和交电公司商妥让我去洽办了。就这样，“真美牌”喇叭自开始生产以来，一个也没有自售，全部交由国家包销。(www.xing528.com)

第一批100个高音喇叭头子交货后，交电公司开始向真美订了当年4季度3个月的货。有了订货，也就有了定向目标，我开始筹划和布置生产。当时我深知要争取国营的包销订货，必须做到产品质量第一，遵守合同第一，对国家忠诚老实争取信任第一，因此我一切都是为实现这三个第一而考虑的。

1.在生产组织和管理上，结合当时真美的实际情况，我采取了以真美为龙头，掌握住音膜这一最关键部件和喇叭最后装配、质量检验的技术和工艺，用合作协议和订货合同的方式组织了中兴磁钢厂、福生钢精厂等大小单位来共同完成交电公司的订货。这种组织使我们真美以一个不满20人的小厂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交电公司日益增加的订货任务，从来没有发生过误期问题。

2.在喇叭质量上不断地改进和采取措施加以保证。首先是中兴磁钢厂陈钧台完全同意我走国营包销的道路，愿和真美携手并进，在供应磁钢上保证了可靠的第一流质量，从来没有误过期。在音膜方面，我亲自同妻子徐孟琦在小实验室里做了不下100次的实验，找到了最合理的配方，掌握树脂熬制的过程及目测树脂合成最佳时的信息标志。我不但要完成经理及负责技术的全面工作，同时还亲自掌握音膜热压成型的全部过程，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改进。在音圈方面，由于于文科同志有丰富的经验，并有他细心培训的技工，因而质量经受住了长期的考验。

3.对国营交电公司忠诚老实，争取信任，只例举一些具体事实来说明：1953年9月，我在第一批订货交货时，主动向业务员请求降低交货价格，理由是由于批量定货后我的成本降低了，利润太大了。业务员当时很感意外，向会计商量后，同意了我的意见，如数降低了交货价格。当年10月交第二批货时，我又以同样理由再次降低了交货价格。

在如期保质保量交货又如实报价下，我争取到交电公司1954年全年定货26万元。开始了包销订货的正式历程。中兴磁钢厂在上海也以接受了交电公司的包销订货的荣誉扩大了业务。中国磁钢厂特派人来津找我要求分担部份任务。我拒绝后告诉陈钧台，陈很高兴，我们的合作更加巩固，友谊日深。

1955年因镍的来源紧张，经交电公司介绍我由天津自行车厂购进了一批该厂废置堆存的电镀挂钩。这批挂钩是挂工件在电镀槽中用的。钩上也镀上了很厚的镍层，废置了若干吨，堆积如山，无法把镍分解出来使用。我给陈钧台运去后，陈很快在电话中告我，他已分解成功，使用它做出了合格磁钢。陈的办法说出来也很简单，用大批临时工凿开镀层，然后用手工剥离而已。交电公司业务员知道我分离成功，问我用什么方法时，我如实对他们说了，不料自行车厂再也不肯卖挂钩给我了。可是当年交电公司却破格发给真美厂一笔1000多元的奖金，我深感这是作为一个私营企业的莫大荣誉。我更加兢兢业业地在改进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方面下功夫。

1.在组织协作厂方面，我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务求各有专长，配搭适当，能严格按协作条约保质保量如期交货的协作厂家，这样做为提高质量降低成本起了一定作用。我组织进了福生钢精厂和同大铁工厂协作加工制做的高音喇叭反射铝筒及其支架。福生厂的主要技工是一位由日本回国的台胞，有擀铝板的绝技。我从国外资料上得到反射型高音喇叭筒的结构和设计理论，自行计算设计，绘制了全套图纸交福生钢精厂试制。使当时上海“飞乐牌”喇叭用冲床12套冲模才能完成的直径5——10厘米、长达40厘米的铝筒在擀床上一次成功，班产可达200个以上。对比之下，真美向交电公司交货不但完成了全套高音喇叭，而且成本降低到上海厂家难以竞争的价格之下。我扶植并培训了一个喷漆手工业社，专做喇叭头和喇叭筒的漆饰，在质量上按指定的工艺过程加以保证。

2.为了进一步提高高音喇叭的质量，我在音膜方面不断地进行研究提高。在装配车间购置了车床，聘请车工老师傅专门制做和维修音膜的垫压模具。不断地改进音膜的圆弧度的弹簧形式部位，以取得音质音量的理想效果。

3.为了保证交货质量，我研制了一套简单的声压测试仪器，当时限于条件，虽然无法测定绝对数据，但在比较法上却已有了具体依据。这套仪器的设计和理论得到了交电公司业务人员的许可，作为交货验收的依据。我拟定了一系列喇叭的质量标准，详细载明在接受交电公司订货合同上按质交货。这不但使向交电公司交货的质量标准有了具体的数字依据，交电公司对真美喇叭提高了信任，也为交电公司在衡量其他厂家的喇叭上提供了依据。

4.1955年，我亲自设计和印制了真美喇叭的广告样本。样本中详列了5瓦、10瓦、25瓦以至100瓦各种规格的高音喇叭的各项技术指标，工艺照片为铜版彩印。我认为在赢得市场的各项条件中，样本广告是很重要的一环。

1955年是真美电机厂进一步向国营靠拢争取公私合营的关键性的一年，同时也是在好几家国营和公私合营大厂的竞争对比下，经过艰苦的努力而获得最后成绩为名牌产品的一年。现在回顾，综合以上所述，可以说是真美喇叭能在交电公司的大力扶植下成为名牌的由来吧。

在交电公司的扶植下，“真美牌”高音喇叭经四机部选定，把天安门广场上的进口喇叭全部替换下来，为国家争得了荣誉。

1955年天津市机电局开展的厂际红旗竞赛，真美小厂和中天电机厂、联合电机厂等公私合营大厂编在一组，我们竟一举夺得了红旗。说明真美全体从业人员都是兢兢业业地为一个共同目标在努力工作，这是真美本身成名的主要力量。

1956年1月，真美在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中参加了合营，我被安排担任副厂长。1959年，公私合营真美电机厂与手工业第二电器厂合并，迁至陈塘庄工业区，改名为天津市电声器材厂，工厂占地100亩，从业人员共达700余人，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