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创办历史与影响

周　雨

前　言

《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清光绪廿八年五月十三日）在天津创刊，创办人是英敛之。到1916年9月，英敛之把《大公报》售与王郅隆。王接办到1925年11月27日停刊。9个月后，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接办，于1926年9月1日续刊。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公报》天津版停刊，报馆人员随战局变化先后去上海、汉口、重庆；另一路去香港，而桂林。抗战胜利后，保留重庆馆，陆续恢复上海、天津、香港三馆，总管理处设在上海。直到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大公报》天津版宣告停刊（后改用《进步日报》名义出版）；上海版于1949年6月17日发表新生宣言，宣布《大公报》归人民所有，继续出版；重庆版在解放前夕的9月17日遭国民党当局派彭革陈等劫收，改出伪《大公报》。《大公报》在旧中国经营了整整47个年头，本文分两个阶段加以记述，前一阶段为英敛之创办时代，包括王郅隆续办时代；后一阶段是吴、胡、张续办时代，以上统属旧中国时期的《大公报》。大陆解放后，重庆版出到1952年8月15日宣告停刊。上海版于1952年年底停刊后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到北京继续出版，直到1966年9月14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迫停刊，又是17个年头。香港《大公报》则延续至今并未中断。

（一）《大公报》创始时期

一、创办于二十世纪之初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的天津，这一年是庚子义和团运动的第三年，《辛丑条约》签订的第二年。当时天津还被八国联军占领着，由八国联军组织的天津临时政府——都统衙门统治着。《大公报》就在国破民困的时刻诞生了。

彼时，戊戌变法已经失败，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逃往国外，谭嗣同等被杀害。但是戊戌变法的思想仍然影响着知识分子。英敛之和康、梁等人并没有联系，但他目睹朝廷腐败，外患严重，中华民族的灾难空前加深，人民生活日益恶化，因此也具有维新的思想，就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创办了《大公报》。

《大公报》一创刊便大胆地议论时政，呼吁慈禧撤帘，拥护光绪亲政，从鼓吹“保皇斥后”转而为呼号“君主立宪”，伸张民权，反对封建专制。言论锋芒，指向皇帝以下那些祸国殃民的权奸豪暴和各级衙署的贪官污吏。它指名道姓，痛骂慈禧的亲信、军机大臣刚毅为“国贼”；它对历仕三朝的相国张之洞、邮传大臣盛宣怀等惧外媚外，也不断给予警告和抨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与那个以出卖戊戌维新志士起家、后来成为慈禧手下炙手可热的新贵袁世凯，连续顶撞了十几年，始终不屈。袁世凯当时身为直隶总督坐镇天津，但他对英敛之无可奈何，因为《大公报》最初的馆址设在无津法租界狄总领事路（又名六号路乙，即现在的哈尔滨道42号）。1906年9月，报馆迁往日租界旭街四面钟对过（即今和平路哈密道口）。袁世凯只能在租界以外禁售《大公报》，英敛之和《大公报》因此获得“敢言”之名。此外，《大公报》极力提倡开办工厂，振兴实业，设立学校，传播科学知识等等，为社会发展创造条件。

二、创办人英敛之

英敛之（1867——1926年）名华，字敛之，又号安蹇，满族正红旗人，生于北京。幼年家贫，据说他的父亲和长兄都是体力劳动者，英敛之先学武艺，因八旗子弟学武后可入军籍，能得一份粮饷。20岁左右从习武转而学文，后来他之所以能诗善文，长期从事笔墨生涯，主要是靠这时期刻苦自学，博览今古群书而涉世成材的。他在《也是集·自序》中说：“仆一介武夫，不屑于雕虫刻篆。顽石可掇三百斤，弓能挽十二力，马步之射十中其九，每借此自豪。然此等伎俩，见遗于社会，无补于身家，遂弃之。弱冠后知耽文学，则又以泛滥百家，流览稗史侈渊博；甚至穷两月之目力，读《四库提要》一周，亦足见其涉猎之荒矣。”由于今古群书的影响，使他愤世嫉俗，尤其痛恨那些“奸贪误国、豪暴虐民”的达官贵人。因而他决心终身不做官。

忠实于天主教　坚持变法维新

英敛之22岁时信奉天主教，自学了法文，从此和天主教及一些外国神甫发生了联系。1895年29岁时，他与皇族爱新觉罗·淑仲结婚，淑仲颇有文化素养，常与宫廷往来。清廷与日本认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群情激愤。同年5月康有为“公车上书”，大声疾呼“非变法无以立国”。此后数年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声浪遍及全国。1898年4月，32岁的英敛之写了一篇《论兴利必先除弊》的文章，议论国事。文中把北京谚语所说“皇上是傻子，王爷是架子，官是搂子，兵是苦子”的话刻意发挥；对康有为的政治主张深表赞佩。这年秋，变法遭受镇压，康梁亡命国外，光绪被囚，谭嗣同等6人被杀。英敛之恐被株连，离京潜往外地，在去上海的轮船上巧遇康有为，曾作交谈，但不知姓名，可见他和康梁维新派并无联系。他流离颠沛，艰苦备尝，但仍坚持维新的思想。1899年8月，他在《知新报》发表了《党祸余言》，对戊戌变法的失败，表示“感痛郁结，情不能已”；对以悍后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重新擅权表示愤愤不平。1900年3月去云南蒙自法国领事馆做文案工作。在他到来之前，蒙自曾发生烧教堂打神甫的反教事件；英到后又传当地群众将继续起来闹事。随后传来义和团在北方兴起以及八国联军攻入天津、北京的消息，英敛之便离滇北返。于当年8月回到八国联军占领下的天津，满目疮痍，使他痛心疾首。在天津一时找不到工作，而津京的交通因战祸又不畅通，便携妻儿到了上海，为了养家餬口，干了一阵外国人的汉语家庭教师。

创办《大公报》经过

1901年4月英敛之回到天津，紫竹林天主教堂总管柴天宠提议集资开办报馆，邀英主持其事。办报集资主要由柴承担，并承诺“集款逾万元，甘为赔垫”，让英放手去干，不必考虑赔赚。资金来源除此以外，另一大股东是王郅隆，当时王经营元庆木号兼做包工，与柴常有往来。入股的还有天主教徒、天津法国领事馆高级翻译李敬宇，维新派人士、著名文人严复也入股千元，法国樊主教（华名樊国梁）加入10股，其余入股的多系天主教徒。

经费解决了，英便携款到上海订购机器、聘请主笔。当时报馆实行主笔制，负编务全责。先是上海《中外日报》的汪康年推荐蒋心斋出任，嗣因汪、蒋劝英办报不要有外国人入股参与，话不投机未谈成。关键是英敛之办报是要求慈禧归政，这就有赖法帝国主义的保护。蒋心斋担心言论受箝制，谢绝英的邀请。事后汪康年本人答应考虑其事，但欲独揽大权，又未谈成。马相伯曾请张元济推荐人选，张不愿给满族旗人办的报纸推荐主笔，婉言谢绝。英在上海聘请主笔毫无结果，订购机器和铅字后便回天津。后来汪康年推荐方守六帮助英主持《大公报》，算是第一位主笔。而报纸创刊后，一直由英自任总理兼撰述和编辑，总揽言论和经营之全权，重要的言论都出自他的手笔。后来担任主笔的还有在天津聘请的刘孟扬、王瀛洲（代理）、郭定森、樊子镕、唐梦幻等。

筹备了一年，到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便创刊了。创刊那年的英敛之日记扉页上题着这样一首诗：“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天尽，海天寥阔立多时。”

提倡爱国　不畏强暴

英敛之为了宣传他的君主立宪主张，不惜借助外国势力，依靠天主教为之掩护。1902年9月他在一则日记上写道：“晤法国樊主教，云：法钦使已应保护之事。”但英对洋人并无丝毫奴颜媚骨。他一本爱国热忱，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绝不回避或宽容，依然给予充分的揭露和控诉。1902年8月15日八国联军都统衙门把天津交还清政府管辖，此后数日《大公报》连续发表评论，尖锐地指出：名为交还，实际上大沽等炮台已被削平，新城诸营垒已被拆毁，制造军械各厂不得再设，距京津20里内，我军不得驻屯。评论揭露八国联军侵占天津时的种种暴行：“红光烛天，街市之被焚也；十室九空，居民之被抢也；死骸狼藉，人民之死伤也。天昏地暗，日月为愁，国破家亡，风云变色。此时之凄凉悲惨，有未可以言论形容者。”评论号召中国人“快些同心合力地把中国整顿保全起来！”

《大公报》在英敛之主持下，极力宣传天主教，提倡《以宗教救中国说》（1903年3月17日“论说”），文中鼓吹大办洋教，“莫如我全国国民同认文明教化为一己应有之教化，全国大立教会，各省遍立教堂。”但是英敛之很早便主张天主教要“革新自传”，1912年他与马相伯联名上书罗马教皇，指控洋教士不学无术，“专欲愚民”。那时北京是法国传教区，教权教务都由法国神职人员控制，英敛之对于他们排斥中国学问，欺压中国教徒的霸道作风非常愤慨。所以他极力运动天主教脱离法国羁绊，提出今后传教应“不限定一国，不限定一会。”为了实现自传，他主张创办中国公教大学，培养中国籍传教士。为了提高中国教徒的爱国意识，他撰写了《劝学罪言》一书，大声疾呼不做洋人“附属品”，不做“永世奴隶”。著名历史学家陈垣评价说：“敛之以一个忠诚的天主教徒，发愤著书，提倡爱国，受到外籍教士的种种恐吓威胁，而无一点惧心，真可谓‘豪杰之士’了！”

从1905年到1908年，英敛之曾三次出外考察。1905年应邀去日本考察，历时两个多月，归来积极呼吁“中日两国诚有唇齿辅车之势，合之两美，离之两伤。”此后不久，即1906年3月柴天宠告诉英敛之，法国人要收回《大公报》馆房，法国领事馆翻译李敬宇也要撤股。原来，大公报初办时与法国和天主教的关系密切，由于法国人对报纸业务不断干扰，英敛之十分反感，为此他曾向柴天宠等表示要离职他去。当年9月5日《大公报》便从法租界搬到了日租界。

1907年冬，英敛之到北京作了视察，归来在报上发表《北京视察识小录》，揭露朝野上下偷惰苟安，疲疲沓沓，一仍从前之陋习，毫无更改于其间。1908年冬，英又到东北去了一趟，写了《关外旅行小记》，报道一路所见“伤心”“痛哭”的事很多。他在文章中抨击了腐败的用人制度，并写道：“呜呼，一国而演成此鬼蜮世界，人人自私，同群相贼，欲竞胜列强，生存大地，得乎！”忧国忧民的衷曲跃然纸上。

辛亥革命后退隐山林

英敛之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影响，主张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在保皇的前提下赞成维新，却反对共和革命。辛亥革命以后，大清皇朝倒了，与他不共戴天的扼杀戊戌政变的罪魁祸首袁世凯竟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他的办报兴趣便索然了。1912年2月23日《大公报》大改版，报头上的清朝宣统纪年改为中华民国的年号；要闻多是袁大总统和临时总统府的活动。同天报上刊登一则“告白”说：“本馆总理英敛之外出，凡赐信者俟归时再行答复”。一连登了12天。

英敛之从此退居北京香山静宜园，潜心从事宗教、教育、慈善等方面的工作。先是创办静宜女学、辅仁社，为学生讲课传道。1925年和马相伯成立公教大学，即辅仁大学的前身，英出任校长，并亲自授课。英居住的静宜园在松树丛中，自号“万松野人”，著有《万松野人言善录》，这是一部反映他晚年人生哲学和道德观、宗教观的著作。收集在报上发表的论文，汇编出版了《也是集》，以及《敝帚千金》、《劝学罪言》、《安蹇斋丛残稿》等。英敛之于1926年1月10日去世，终年59岁。

三、英敛之时代的《大公报》

以敢言著称

英敛之时代的《大公报》以“论说”之“敢言”著称。“论说”是表明一家报纸的政治态度、思想观点的旗帜，《大公报》一开始就重视这项工作。创刊第二天的《大公报出版弁言》明确表示：“本报但循泰东西报馆公例，知无不言，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非以挟私挟嫌为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第三天即以来稿代“论说”，发表《论中国人人有救亡之责》。综观前后十年，《大公报》关于国家大政方针，如主张君主立宪、变法图强的宣传；对于贪官污吏、封建顽固势力的抨击；对于民间疾苦、兴办社会公益事业的呼吁等，主要是通过“论说”表示它的态度和观点的。1908年以前，“论说”地位还以“选论”、“来稿代论”、“要件代论”形式发表，以后几乎每天发表一篇“论说”和两篇“闲评”。

《大公报》的敢言，具体表现在敢于抗大官，敢于为民请命，有时还敢在慈禧头上动土。创刊第五天，即6月21日，便发出长篇“论说”：《论归政之利》，主要论点是只要太后一归政，就有八利：“中外利、满汉利、民教利、新旧利、宫闱利、草野利、君子利、小人亦无不利。”它还指名道姓，痛骂慈禧的亲信、“旧党”、“小人”——刚毅、荣禄之流，文章对慈禧全面加以否定，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胡政之曾说这篇文章是“大胆已极”。

宣传君主立宪　反对共和革命

英敛之一面要求慈禧归政，一面宣传立宪，反对共和政体。农历六月廿六日是光绪的生日，《大公报》每年都有庆贺的表示。1903年8月18日（农历六月廿六日）在报头旁刊登贺辞：“恭贺大清国大皇帝万寿圣节：一人有庆，万寿无疆；宪法早立，国祚绵长。本馆敬祝。”同日发表题为《本日庆贺万寿之感情》的“论说”。文章说：“中国之政体不改良则已，欲改良惟有立宪。”为了宣传他的君主立宪政治主张，还发表了《论立宪之要素》、《振兴中国何者为当务之急》等文章。

从1905年到1911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进入发展的新时期。革命派与清王朝、与改良派的斗争也以更加尖锐激烈的形式，在更加广阔的领域内展开。《大公报》在这期间不仅继续热衷于宣传“立宪”，而且发表了许多不利于革命的言论。该报认为：“吾国民智和时势，皆不能与当日法国比，因此更不能实行破坏主义。破坏犹纵火，不戢将自焚。破坏者流，且将自焚，而说能免于祸者，谁其信之？”在群众性的民主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采取反对革命的态度。

该报持有这样一个论点，光绪是千载不遇的好皇帝，坏事的是那些枢要部门的权奸旧党和贪官污吏，对历仕三朝的现任相国张之洞、邮传大臣盛宣怀等，便经常遇事讥评，不断给予警告和抨击。特别是对慈禧手下那个炙手可热的新贵袁世凯，整整顶撞抗争了十年，始终不屈，名满全国。

1905年《大公报》响应风靡全国的反对美国虐待华工运动，拒登美国广告，积极鼓动天津人民抵制美货。这件事大大触怒了袁世凯，同年8月袁世凯通过天津巡警总局，以“有碍邦交，妨害和平”的罪名，下令禁邮禁阅《大公报》。8月17日《大公报》一版头条位置通栏加花边，刊登了英敛之和主笔刘孟扬的联名《特白》，说明该报因抵制美货，“独触当道之怒，严禁士人购阅，不准邮局寄递，为不封之封。”同一天，“论说”栏还发表英敛之写的《说官》，指出：国家立宪维新，就要“拔凶邪、登俊良”，“洗涤刮磨”那些“当权”的大官。否则就“永无改革之望”，就“永无起死回生之一日”。1908年该报回顾这段经历时写道：“犹忆乙巳之秋被禁之时期，而售报能增，其多数置之死地而后生，天下事大抵然欤？固知文字之生命坚逾重石，虽万劫千魔、酷炎毒疠，而不能损害其丝毫者也。当飞沙昼冥、怒涛山立，正不知危险奚似，犹有风静潮平，安致今此之一日！”由此可见，当时该报所受袁世凯的压力是相当大的。后来袁见用强力迫害无效，又几次想以利诱办法收买英敛之，还派马车去接他，但是都被拒绝了。

反对残害革命党人

《大公报》的“敢言”，还表现于大胆反对清廷株连党祸，残杀党人的种种暴行。英敛之是不赞成革命党人用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的，但他反对清廷株连党祸，残杀革命党人的封建野蛮行径，尤其反对顽固旧党坚持迫害戊戌维新党人的种种暴行。1903年被清政府残酷迫害致死的新闻记者沈荩，便是《大公报》披露于世的。沈荩积极参加康梁为首的维新运动，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后与唐才常等在湖北组织自立军，被委任为右军统领，起义失败他潜居北京，应聘为日本一家报纸的记者。1903年清廷与帝俄相勾结，筹定了出卖东三省及内蒙古一带路政税权及其他领土权的《中俄密约》七条，沈在他熟识的亲贵大臣处采得全文，在日本报纸上详加披露，消息传回中国，群情沸腾，清廷恼羞成怒，于7月7日将沈逮捕。21日《大公报》在“时事要闻”栏透露这一消息。31日慈禧下“懿旨”，将沈荩“立毙杖下”，因用刑极其残酷，引起中外人士的义愤。8月2日《大公报》全文刊登了沈荩绝命词四章，其末章是：“今年三十有一岁，赢得浮名不值钱；从此兴亡都不管，灵魂归去乐诸天。”8月4日详细报道了残酷杖毙沈荩的前前后后：“拿交刑部之沈荩，于（六月）初八被刑，已志本报。兹闻是日入奏斩立决，因本月系万寿月（光绪帝生日），向不杀人，奉皇太后懿旨，改为立毙杖下。惟刑部因不行杖，故此次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谙习，故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犹不至死；后不得已，始用绳紧系其颈，勒之而死。”到9月16日《大公报》又续载：“探闻刑部司官，自杖毙沈荩后，托故告假者颇多。皆以杖毙之惨，不忍过其地。出而述其始末，照录于后，以补各报之缺。当杖毙时，先派壮差二名，打以八十大板，骨已如粉，始终未出一声。及至打毕，堂司均以为毙矣。不意沈于阶下发声曰：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堂司无法，如其言，两绞而死。”沈荩惨遭杀害的消息传出后，中外震惊。9月14日该报还登载各国公使夫人觐见慈禧时也都对杖毙沈荩表示不满。惨案引起社会上强烈反响：上海人民曾公开举行集会表示哀悼。民主革命派方面还编印一本题为《沈荩》的小册子，宣传他的事迹。因“苏报案”被捕入狱的章太炎获悉沈被害消息后，赋诗一首悼念：“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

1907年7月，清廷先后杀害了革命党人徐锡麟和秋瑾。7月30日《大公报》发表《党祸株连实为促国之命脉》，说：“近自皖抚被刺案出，警电纷驰，南北大吏咸有戒心。而一般趋承小人，邀宠冒功，多方株逮，风声鹤唳，举国骚然。乃不旋踵而女教习秋瑾以正法闻，旬日间各处以捕获余党闻。风之所靡，彼及全国。来轸方遒，正不知其所底止！”对于徐锡麟，文章说：“乃既杀而犹剖其心，啖其肉，此等野蛮凶残行径，不期见于二十世纪之中国！”对于秋瑾，文章说：“以一女子身，有何能力，有何设施，而谓为党于革命，以猛狮搏兔之力擒之。……既无证据，又无口供，遽处斩刑。斯岂非野蛮已极，暗无天日之世界乎！”摄政王载沣执政后，有人提出应开放党禁，宽赦戊戌时期的维新党人，一些顽固老臣表示反对。《大公报》1909年7月19日发表的《异哉，某相国》，文章痛斥他“历任三朝，身负天下之重望，而其所私心忿恨，日日落井下石者，乃在党人。”（某相国指的是张之洞）。

反对帝国主义侵华　又怕帝国主义威势

在帝国主义高压下，向广大群众宣传救国图存，唤起民众觉醒，《大公报》做了不少工作。它反对沙俄长期侵占东三省；它谴责英属南非当局虐待华工暴行；它坚决反对美国续订华工禁约。1905年5月26日该报全文转载了上海“人镜学社”关于抵制美货的传单；后来又连续刊登《上海筹拒美国华工禁约公启》，并经常通过“附件”栏，通俗易懂地向广大群众讲解反对禁约，抵制美货的重大意义；它一再刊布有关美国商品牌号的调查，使买者卖者心明眼亮，“有所鉴别”，以利抵制。反美拒约宣传的声势空前，直到11月22日它还发表了《论驻粤美领事函请岑督封禁报馆事》，严正表示办报人“执笔之天职”是：“阐发公理也，激扬公论也，开通民智也，维持国力也。之数者，皆执笔之士，临死生患难、刀锯鼎镬而不易其宗旨也。”有力地伸张了中国人民坚持反对外来侵略的决心和正气。

《大公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又害怕帝国主义的威势。该报经常污蔑、辱骂义和团运动，一个重要借口就是所谓义和团“排外”，引起八国联军的干涉，导致中国丧权赔款。它反对革命派用暴力推翻清王朝，一个重要理由也是所谓暴力革命会引起外国入侵，中国就要“沦亡于白种人之掌中”。就是在1905年该报积极宣传反对美国续订华工禁约时，也一再提出只能限于“文明”抵制美货，防止任何“暴烈”举动；唯恐群众“越轨”，触犯美国人、美国传教士，引起国际交涉等等。它痛恨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但又自感力量不足，总幻想依靠一个帝国主义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这充分反映了英敛之、《大公报》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特别是不懂得造成中国社会贫穷落后和各种灾难的根源，于是向宗教去求救，大倡“宗教救国论”。在1903年3月17日发表的《以宗教救中国说》中认为中国国魂散失，因为“民群无爱国思想也。民群何以无爱国思想？自锢其灵魂未曾释放也。灵魂何以不能释？无文明教化也。何谓文明教化？宗教是也。”英敛之还在1902年9月6日的《和民政策》论说中写道：“中国欲振兴，非认定一至善之宗教，使民知所趋向不为功！”他们就是这样深深陷入宗教唯心论的泥潭。

倡导社会改革

《大公报》在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赞同维新；要求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在文化思想上，它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宗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提倡开工厂、兴实业、立宪法、办学校、讲卫生，介绍现代科学知识等等。“百日维新”期间的变法诏书中的社会改革，在《大公报》上都有所反映，值得记上一笔的还有以下几项：

1.提倡白话文。当时报纸都用深奥古文写作，没有标点一般读者不易看懂。《大公报》从创刊号起就辟“附件”一栏，采用演说体的白话讨论各种问题，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1902年6月22日对“附件”有所说明：“近有许多西友，嘱本馆演一段白话附在报上，为使文理不深之人观看，未尝非化俗美意。本馆不嫌琐碎，得便即用官话写出几条。”在当时华文日报中，对这种以白话文抒发政治主张是一个创举。这个专栏不高谈阔论评议国家大政方针，主要是就社会上或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通过一个故事、一则寓言，借题发挥，以小喻大。诸如反对妇女缠足，破除封建迷信，改良民间习俗，宣传科学知识等，都是它常写、常议的论题。后来该报把“附件”中发表过的文章分为五类：①开智、②辟邪、③合群、④劝戒缠足、⑤寓言，汇集成册，名为《敝帚千金》，还请天津耆宿严修为之作序，广为发行。这时是在“五四”运动前十年，能用白话写作，可谓开风气之先。

2.反对妇女缠足。妇女缠足是旧中国一大陋习，为害极烈。《大公报》从创刊号起，在“附件”栏使用白话文发表《戒缠足说》，十几年如一日，一贯地宣传禁止妇女缠足，并设立天足会，提出许多具体办法禁绝这一陋习。后来也宣传男子剪辫、易服等。

3.宣传设立工场。1903年1月3日发表题为《书颜观察世清请设劝工场禀告》的“论说”，意在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同年9月13日“论说”《中国宜广设工艺厂说》，文中把发展生产列为第一位：“居今日而言新政，第一先从实业上做起，而其余一切皆后也。”

4.接触到社会主义。1903年3月31日“论说”题为《二十世纪之新主义》，文章说，社会主义“其目的欲打破今日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举社会皆变为共和资本，共和经营，以造成一切平等之世界。其手段则欲变少数（人）之国家为多数（人）之国家，变海陆军人之国家为农工商人之国家，变贵族专制之社会为平民自治之社会，变资本家横暴之社会为劳动者共有之社会；而后以正义博爱之心而压其偏僻之爱国心也，以科学的平和主义而亡其野蛮的军国主义也，以布拉沙呼德（按：意指兄弟般的关系）之世界主义而扫荡刈除其侵略的帝国主义也。”文章最后说：“然则社会主义者，亦乌托邦之主义焉耳。”它把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硬拉扯到二十世纪已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头上，显然是错误的。

1912年英敛之退隐后，《大公报》的笔政由樊子镕、唐梦幻等人接替。1915年发生“二十一条”交涉，《大公报》随众反对。这时报馆已迁到日本租界，言论锋芒只针对袁世凯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罪恶行径避而不提。到1915年末袁世凯称帝，《大公报》继续反袁，对洪宪皇帝作嬉笑怒骂的抨击。

四、王郅隆接办时期

1916年9月《大公报》盘给王郅隆，王原是该报一大股东。王郅隆字祝三，生于1888年，天津东大沽人。王的先世为天津著名粮商，本人除经营粮业，兼营木业和盐业。曾在清末纳捐得候补道衔。民国成立后兼营金融业和纺织业，一度担任金城银行总董，与皖系军阀关系密切。1913年7月皖系骨干倪嗣冲出任安徽都督，王被指派为安徽都署驻津代表，兼任倪的安武军后路局总办。1917年11月皖系政客组织安福俱乐部，他任俱乐部常任干事兼会计课主任，成为安福系理财人。1918年任安福国会参议院议员。1919年曾任财政总长。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失败，他被指为“安福十大祸首”之一，遭到通缉，逃往日本。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大地震时，死于东京近郊一旅馆中。

王郅隆集资购进《大公报》，自任总董，延聘胡政之为经理兼总编辑，该报从而成为皖系的喉舌。1917年段祺瑞讨伐张勋复辟时，该报宣传得较好，胡政之曾随段祺瑞赴马厂采访了誓师的一幕。据胡在《回首十七年》中写道：“张勋复辟之役，本报言论纪事，翕合人心，销路大涨，一时有亥年上海民立报之目。”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胡政之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前往欧洲采访1919年1月到6月举行的巴黎和会，是到会的唯一中国记者。1920年胡政之回国后，便辞职去林白水主持的北京《新社会报》。作为安福系机关报的《大公报》，经常发表亲日言论，不得人心，销路每况愈下，安福系失利后，报纸萎靡不振，每天只印百十份，勉强维持到1925年11月，终于停刊。

（二）新记公司《大公报》

一、吴、胡、张续办大公报经过

胡政之（1889——1949）名霖，笔名冷观，生于四川成都。1907年赴日本留学，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回国后曾任《大共和日报》总编辑。以后在王郅隆主持的《大公报》工作了五年，在林白水主持的《新社会报》工作了一年，于1921年到上海创办国闻通信社，1924年又创办《国闻周报》。由于经费困难，靠四川同乡、老相识吴鼎昌每月接济三四百元，以资维持，吴对《国闻周报》颇有兴趣，经常用“前溪”笔名在周报上发表经济论文。胡政之和吴鼎昌合作由此开始。1926年《国闻周报》迁到天津出版，革新内容，办得相当丰富多采，受到读者欢迎。

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笔名张一苇、榆民、一记者、老兵等。原籍陕西榆林，出生于山东邹平。1905年去日本留学，曾在日本主编《爱声》杂志，宣传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的主张。他一直标榜超党派，始终没有加入同盟会、国民党。本着“新闻救国”、“言论报国”的志愿，回国后帮助于右任在上海办《民立报》，这张报纸的革命色彩浓厚，言论激烈，对辛亥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1913年张在北京采得袁世凯向五国大借款消息予以发表而被捕，出狱后回到上海，在留日同学胡政之任总编辑的《大共和日报》当日文翻译。袁世凯死后，1916年张季鸾应邀到北京创办政学会机关报《中华新报》，由于该报发表段祺瑞内阁非法签订“满蒙五路中日借款”的消息，再次被捕。出狱后到上海《中华新报》任总编辑，该报因经营不善，于1924年停刊。著名报人邵飘萍对张的评价是：“头脑极为明晰，评价亦多中肯，勤勤恳恳，忠于其职，不失为贤明之记者，且自身殊少党派之偏见。”该报停刊后，他曾出任陇海路会办，这是个有名的“肥差”，但他到任不及一月，便拂袖而去，对人说：“不干这劳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从而流落到了天津，正巧和胡政之、吴鼎昌同住日本租界，经常见面，有次路过四面钟《大公报》旧址时，同为这张有影响的报纸停刊而感叹，就引发了接办《大公报》的意愿。

吴鼎昌（1884——1950）名达诠，笔名前溪，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成都，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归国后，曾任大清银行总务局局长，民国初年又任农商次长、财政次长、天津造币厂厂长。1922年起出任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银行创办的四行储蓄会主任。1926年，吴只任盐业银行总经理职务，比较清闲，因此也愿意借助胡、张两个熟手办一张报纸，作为自己重登政治舞台的资本，于是三人一谈就敲定了。吴鼎昌从北四行筹集了五万元作为资本，用一万元从王郅隆的儿子王景珩手上盘购了《大公报》馆，以胡政之的班底（国闻通信社和《国闻周报》的干部以及原《大公报》的职工），加上张季鸾的一支笔，组成了新记公司《大公报》。

二、办报方针

吴、胡、张三人究竟想办一张什么样的报纸呢？1923年张季鸾在他撰写的《新闻报三十年纪念祝词》中曾这样说过：“且中国报界之沦落苦矣。自怀党见，而拥护其党者，品犹为上；其次，依资本为转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零卖，并无言论，遑言独立；并无主张，遑言是非。”简言之，他理想的报纸就是不受约束的文人论政的报纸。吴鼎昌也认为一般报馆所以办不好，主要因为资金不足，滥拉政治关系，滥拿津贴，政局一有波动，报就垮了。所以他宁愿把五万元赔光了事，也不拉政治关系，不收外股。

因此三人约定：①资金由吴鼎昌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捐；②三人专心办报，在三年内谁都不担任任何有俸给的公职；③吴鼎昌任社长，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④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问题，商榷意见，决定主张，文字虽分任撰述，而张季鸾负整理修正之责。意见有不同时，以多数决之，三个人意见各不相同时从张季鸾；⑤张季鸾、胡政之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须由报馆送与相当股额之股票。并规定胡、张每人月薪300元，吴不支月薪。

吴鼎昌独资经营的企业，所以称为公司，表示企业性质是吴的金钱股与胡、张的劳力股结合的组织。后来又增设荣誉股，赠送给有贡献的职工。这项荣誉股先后赠送过三次，持有这项股票的27人，都算股东。据持有150股荣誉股的李清芳说，他收到唯一的一次股息是在抗战胜利后，由于法币贬值，所得利息只值两个烧饼的钱。实际上还是吴鼎昌独资经营的企业。也有例外，1945年因凑钱购买印刷机，接受了华侨李国钦五万美元的投资；1948年为了恢复香港版，接受了港胞王宽诚两万美元的投资，这时才打破吴鼎昌独资经营的局面。

三、四不主义

新记《大公报》是在1926年9月1日续刊的。续刊之日，发表了两篇论评，一是《大公报续刊辞》，全文140字，抄录如下：“韩非子曰：‘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仓颉固已知之矣。本报以大公名者，已二十五年。、立言之道，勿待申说，时迁事异，责在今人。今当续刊之始。重申顾名之戒，特表韩子之言，冠于篇首。今后社会所以相背者若何，莫可前知，吾人所以自环者若何，当期先勉而已。”

再一篇便是张季鸾以“记者”笔名写的论评《本社同人之志趣》，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作为办报方针，并为《大公报》社训。所谓“不党”，即“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连带关系已耳。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所谓“不卖”，即“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之资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所谓“不私”，即“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他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所谓“不盲”，即“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易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大公报》工作人员多年以此奉为社训。

1943年10月胡政之在重庆馆编辑部会议上，对“四不”进一步做了注脚：“中国人素来做报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商业性的，与政治没有联系，且以不问政治为标榜，专从生意经上打算；另一种是政治性的，自然与政治有了联系，为某党派作宣传工作，但是办报的人并不将报纸本身当作一种事业，等到宣传的目的达到以后，报纸也就跟着衰歇了。但自从我们接办了《大公报》以后，为中国报界辟了一条新路径。我们的报纸与政治有联系。尤其是抗战一起，我们的报纸和国家命运几乎联成一块，报纸和政治的密切关系可谓达到了极点。但同时我们仍把报纸当作营业做，并没有和实际政治发生分外的联系。我们的最高目的是要使报纸有政治意识而不参加实际政治，要当营业做而不单是大家混饭吃就算了事。这样努力一二十年之后，使报纸真能代表国民说话。现在我们还没有充分做到这种代表国民说话的资格，但只要同人努力，这个目的总会达到的。”

四、艰苦创业

接办伊始，条件十分艰苦，吴、胡、张率领全体职工，筚路蓝缕，以只许成功的决心全力以赴，为办好报纸打下了坚实基础。

那时，编辑部只有二十几人。全馆职工（包括印刷厂）也只几十人。据当年参加工作的老同事说，胡政之经常到街上看报纸零售情况，还装做读者听取对《大公报》的意见。清早七八点钟便到报馆，先是了解发行和广告情况，仔细阅读本市报纸，指出本报漏掉了哪条新闻，哪条新闻抄袭别报的，其读报既大量又严格。中午在经理部用饭。午间稍事休息，便督促编辑部白班和采访人员进行工作，从各报中找出新闻线索，发电指示驻外地记者。到下午三时，规定夜班编辑集中阅报，他习惯把各报好新闻用笔圈出，供大家参考。晚饭和编辑共餐。胡每星期写两篇论评，有时还写新闻。周末，常去北京采访，并指导驻京记者工作。

吴鼎昌白天在盐业银行工作，晚八点左右来到编辑部和张、胡谈论时局，研究社评，大约两小时后离开。吴也能写文章，在续刊的《大公报》上，写了不少经济方面的论评。但他主要掌握经营方针和购买纸张，当时印报都用进口纸，这就需要熟悉国际贸易业务。吴走后，张季鸾就忙于看稿，写论评，胡政之则去工厂察看排版印刷工作。

张季鸾的体质素弱，但是通宵工作不厌不倦，最为健谈，深夜会客成为习惯。他认为和人交谈中可以了解许多情况，对于他思考问题很有帮助。他写论评时，经常是工友立前等候，写好一二百字便拿去检排，续稿写完，再分段落，一气呵成。张也勤于阅读各报，对京津各报评比短长，对本报的好稿给予表扬，对漏掉的重要消息或较他报逊色的稿件，经常提起有关人员注意。晚间亲自处理重要新闻，主要标题，版面安排，都仔细推敲，反复考虑，往往为题目措词，绕室徬徨良久。重要新闻排错一字，而顿足慨叹，终日不乐。他每夜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有时熬到天亮。他的活动就在四面钟对过报馆楼上的编辑部，除了打电话（最初只有一部电话设在楼下经理部）极少下楼，也不过问经理部事务。

胡、张二人的作风不同。胡的态度严肃，对人不苟言笑，报馆职工都畏其严厉，大家背后叫他“胡老板”，只要他在场，大家都不轻易说笑。张季鸾对工作要求很严，对人态度十分和蔼，随便说笑，无拘无束。他喜欢昆曲，有时约同事去看戏，和同事吃小馆，偶尔也约一般同事到他家吃便饭。同事中遇到困难向他求助，总是尽力帮助。

吴、胡、张三人以身作则，报馆职工团结一致，发挥各自才能，对事业有强烈向心力，报馆很有一番朝气。表现在版面上也是给人以新鲜活泼的感觉。20年代初的中国报纸的内容比较贫乏，版式呆板，都是一栏到底，先是“大总统命令”，然后是“本报专电”，“外国通信社电”，以下才是通讯等等。专电、外电是不标题的。后来改进了，都加了标题，还是记帐式的，或者说是书版式的，谈不到整体安排。《大公报》早期有两整版国内外要闻，重要新闻很突出。长短新闻注意搭配，错落有致，有时还配有图片。标题醒目，版面美观，尤其重视言论，当时各报的言论，多是言之无物，读者称为“太上感应篇”，而《大公报》的社评能结合当天的新闻，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并敢于批评时政，因而能吸引读者。续刊之初，发行不足两千份，到1927年5月，便上升到六千多份。广告收入是报馆重要财源，续刊伊始，商户不肯登广告，靠两三家银号照顾，每月每家的广告费不过二三十元。为了扩大影响，胡政之派人每晚到影戏院去抄明日演出的戏码，免费刊登，经过很长时间，才收少许费用。到1927年夏，广告收入由每月二百多元增到一千多元，这时，由每月亏损四千多元变为收支平衡。此后逐年都有盈余，到1936年，新记公司积累资本为50万元，较1926年吴鼎昌个人投资时增加了9倍。由于利润逐渐增加，因而有条件充实干部力量，更新工厂设备等。报纸的改进主要是充实更新报道内容，它开辟的旅行通讯，是报刊的创举。先后刊登过不少农村调查通讯，很受读者欢迎。1935年秋，肖乾采写的鲁西水灾区旅行通信，以他的生动笔触，配以赵望云的水墨淡彩的写生，相得益彰。范长江写的中国西北之行的旅行通讯，第一次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通讯见报后，引起全国震动。报馆把他的通讯汇编成为《中国的西北角》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连印七版，在当时出版界极为罕见。

五、发展历程

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从1926年以新记公司名义续办《大公报》，到1949年大陆解放，前后23年间，一共创办了六馆十报。六馆为津、沪、汉、渝、港、桂；十报指每馆除办有一份日报，还出版过4份晚报，是：上海《大公报》临时晚刊、香港《大公报晚报》、桂林《大公报晚报》、重庆《大公晚报》。此外，还有目前仍在出版的香港《大公报》和《新晚报》。

1.天津版

天津版于1926年9月1日续刊。报纸编号接续英敛之、王郅隆时代的总号，第一天标的是8316号。在报名旁附有一行小字“本报创办于民国成立前十年”字样。每天出版对开一大张，言论由吴、胡、张负责。新闻主要靠国闻通信社北京、上海、武汉、沈阳、哈尔滨分社供给，编辑部原不足20人，大部分人兼任两三种工作。如副刊编辑何心冷，兼任采访；地方版编辑许萱伯，兼编国际版；翻译杨历樵；本市新闻兼体育周刊编辑曹谷冰；经济新闻兼教育与体育编辑杜协民；女记者蒋逸霄兼编妇女周刊；外勤记者汪松年、张逊之；兼职的经济记者张晴荷，以及北平办事处主任金诚夫；驻沪办事处主任李子宽等。1928年以练习生招考进馆的有曹世瑛、吴砚农、郝伯珍、孔昭恺。此后陆续进馆工作的有王芸生、徐铸成、赵恩源、杨君如、陈泗波、李树芬、肖乾、王文彬、顾建平、林墨农、孔效儒、范长江等。另约西安王淡如、绥远杨令德、济南何冰如为特约通信员。报纸续刊时，赠阅两天。定价是零售4分，订阅每月1元，这个定价一直到1938年汉口版发行时代。

“九·一八”事变后，因为馆址在日本租界，宣传上受到影响，报馆准备迁离。东北沦陷一个多月，日军便在天津制造事端，于1931年11月8日发动便衣队到处抢掠，破坏正常秩序，扰乱治安，次日的报纸印出来不能发行，便决定暂时停刊，由日租界四面钟迁到法租界30号路新址出报，中间停刊6天。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7月28日晚日军大举进攻天津，一时对外交通断绝，报纸只能在租界内发行。上海版于7月30日发表了题为《天津本报发行转移之声明》的社评，说明天津以外订户改寄上海版。同时声明“天津本报决与中华民国在津的合法统治同其命运，义不受任何非法统治之干涉，万一津市合法官厅有中断之日，则不论其为外国军事占领或出现任何非法的中国人之机关，本报将即日自动停刊，待国家合法的统治恢复之日，再继续出版。”8月1日，天津沦陷，报纸又支撑了三天，于8月4日登出启事，宣告停刊。一部分职工间道转往上海馆工作，大部分就地遣散。

2、上海版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染指华北。1935年6月签订的《何梅协定》中规定华北将进一步特殊化。日军的铁蹄已踩临华北人民的头上，《大公报》要在天津租界里苟安，维持一张独立的民间报纸，其势已不可能。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决定派李子宽、徐铸成去沪筹办上海馆。记者有孟秋江、陆诒、杨纪、高公、唐纳、徐盈、赵惜梦、杨士焯、樊迪民、朱秀全、戚长诚、李天炽等。国外特派员：驻英先后有肖乾、马廷栋、黎秀石；驻美先后有杨刚、朱启平、严仁颖、章丹枫、张鸿增；驻新加坡和印度为郭史翼：驻缅甸为吕德润。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因为《大公报》设在法租界，仍坚持出报。不久，日军成立新闻检查机关，要求租界里的报纸都要接受检查。《大公报》拒绝送检，于限期的前一天，即12月14日断然停刊，发表社论说：“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我们是奉中华民国正朔的，自然不受异族干涉；我们是中华子孙，服膺祖宗的明训，我们的报及我们的人义不受辱。”报纸不办了，编采行政人员就地遣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是胡政之在上海召集主要干部商议后作出的决定。

3、汉口版

“八·一三”上海抗战不久，张季鸾率孔昭恺、李清芳由上海去汉口，筹办汉口版。上海版的社评交由王芸生负责。汉口版于1937年9月18日创刊。由张季鸾主持，许萱伯、曹谷冰先后任经理，张琴南任编辑主任。馆址设在汉口特三区湖北街宝润里2号。每天出一大张。汉口版发行数多达37000多份。武汉沦陷之前，《大公报》撤往重庆。1938年10月17日在休刊词中说；“目下本报决移往重庆，而吾人之心魂则仍在大别山英雄之旁。”

4、香港版

1938年8月13日，香港版创刊，馆址设在香港皇后大道中33号3楼。每日出3大张，由胡政之主持，金诚夫任经理，徐铸成任编辑主任。主要成员有：杨历樵、蒋荫恩、李纯青、李侠文、马廷栋、肖乾、杨刚等人。香港增出《大公晚报》半大张，有时一天出两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版于1941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九龙时宣布停刊，发表社评呼吁坚决抗日，发扬民族气节，不向敌人屈服。文章引用了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悲壮诗句。胡政之率领工作人员，历尽艰险逃难返回后方，报馆资财全部舍弃。

5、重庆版

重庆版于1938年12月1日创刊。社址设在下新丰街19号（后迁李子坝建设新村），并在中山一路96号设营业部。每日出版一大张。报馆由张季鸾主持，曹谷冰任经理，王芸生任总编辑。1939年日机对重庆连续大轰炸，重庆各报都被迫停刊，从5月4日起改出各报联合版，共出101天。到8月30日，李子坝报馆再次被日机轰炸，报馆把印报机的半数搬进防空洞内印报。

1941年5月15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将荣誉奖章赠予《大公报》。中国新闻学会和重庆各报联合报委员会为此在渝举行庆祝会，张季鸾扶病到会发表演说。会后不久，张季鸾病故。《大公报》成立董监事联合办事处（后改为《大公报》社总管理处）。胡政之任主任，统一领导重庆、香港、桂林三馆。成立社评委员会，重庆版由胡政之、王芸生、曹谷冰、李纯青、孔昭恺、赵恩源为委员。社外参加写社评的有：谷春帆写财经问题，王芃生、龚德柏、张廷铮写日本问题。香港版由金诚夫、徐铸成为委员。桂林版由蒋荫恩、王文彬为委员。1943年2月2日，报馆根据记者张高峰采写的《豫灾实录》发表《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被国民党罚令停刊三天。1944年，重庆馆创刊《大公晚报》，日出半大张。增出《大公报（双周）》，寄到美国纽约发行，出到1945年5月止。抗战胜利后，重庆馆由王文彬任经理，金慎夫、顾建平先后任编辑主任。1947年6月1日，蒋介石在全国学生运动汹涌澎湃之际，以“共党嫌疑，煽动学潮”罪名，由重庆警备司令部逮捕了记者曾敏之、李光诒、张学孔、方蒙、廖毓泉、蒲希平、廖忠管等7人，同时，广东省保安司令部以同样罪名逮捕驻广州特派员陈凡。1949年5月27日，重庆警备司令部以“泄露军事机密”和“通共”罪名，将编辑主任顾建平逮捕。同时，驻宜昌记者黄勉之，驻昆明记者严达夫也被逮捕。同年9月17日，国民党派彭革陈等劫收《大公报》重庆馆，18日出版伪大公报。到11月30日重庆解放，共出74天。重庆解放后，《大公报》继续出报，出版到1952年8月15日宣布停刊。

6.桂林版

桂林版于1941年3月15日创刊，馆址设在东郊星子岩，营业部设在桂林大桥北挽。日出一大张。由胡政之主持，金诚夫任经理，王文彬任副经理，徐铸成负责编辑部，蒋荫恩任编辑主任，要闻编辑何毓昌，采访主任张篷舟。创刊伊始，两次登报招考职员，后来成为名记者的曾敏之、陈凡、高学逵、黄克夫，副刊编辑罗承勋等，都是当时考进报馆的。同时招考进来的业务人员有吴则刚、李子谦、张朗秋等。桂林版以各地通讯见长。张季鸾以“老兵”笔名写过重庆通讯，胡政之连续发表《访英游美心影记》；徐铸成由港撤退到桂林后，曾发表《广州探险记》多篇。各地《大公报》记者的长篇通讯，以子冈的重庆通讯为最多，最受读者重视。徐盈、纯青、高集等也写过重庆通讯。还有朱启平、张高峰等人写的战地通讯，吕德润的印缅通讯，杨纪的成都航讯，金慎夫的贵阳通讯，赵惜梦的兰州通讯等。文艺副刊编辑杨刚由香港撤到桂林后，他编的《大公报·文艺》每星期日在桂林版和重庆版同时出刊。

1944年夏，日军侵略广西，桂林居民纷纷疏散，桂林《大公晚报》先于1944年6月27日停刊，日报由对开改为四开，遣散职工155人离开市区，只留四五十人，坚持到日军进占前的最后时刻——9月12日才告停刊。发表停刊社评，强烈批评国民党政府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主张彻底革新政治，呼吁蒋介石到贵阳督战。

7.抗战胜利后沪津港版相继复刊

抗战胜利后，上海版于1945年11月1日首先复刊。馆址设在南京路212号，编辑部及工厂在民国路261号，李子宽任经理，编辑部先由徐铸成主持，王芸生由渝到沪后出任总编辑。编辑主任许君远。社评委员会除原有各人，增加李子宽、张琴南、费彝民、肖乾、许君远、贺善徽、李侠文、寿昌、魏友棐为委员。另约社外方显廷、勇龙桂、方善桂、王寅生撰写经济方面的社评。上海馆设台湾办事处，由何添福、严庆澍负责。1948年11月5日，总编辑王芸生潜离上海，北上参加新政协。上海解放后，上海版于1949年6月17日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报纸归人民所有。到1952年12月31日，上海版停刊迁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为北京《大公报》。

天津版于1945年12月1日复刊，馆址设在第一特区罗斯福路241号（今和平路），先后由曹谷冰、金诚夫任经理，孔昭恺任编辑主任。孔调南京办事处后，编辑部由张琴南主持。金诚夫接任经理不及一年，借故去沪，副经理严仁颖旋也辞职赴美，不得已，张琴南以副总编辑身份组织馆务委员会，维持到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到此，新记公司《大公报》天津版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1949年2月27日，经整顿后改名《进步日报》。

1948年3月15日，香港版复刊。馆址设在利原东街15号（后迁轩尼诗道342号）。胡政之亲临主持，费彝民任经理，杨历樵任编辑主任。复刊后报馆赔累不堪，胡政之接受王宽诚入股美金2万元，不久，胡因病回沪医治。1948年11月10日，港版在王芸生主持下，发表《和平无望》的社评，表明态度，靠拢人民。并约周太玄、杨东莼主持社评工作。香港版延续迄今，于1950年10月出版一份香港新晚报。现任董事长李侠文，社长杨奇，总编辑赵泽隆，总经理尹任先。

8.总管理处

《大公报》社总管理处于1946年初由重庆移至上海，在其美路购地16市亩，筹建社址。它除管理渝、沪、津三馆外，还计划开办广州版，以使东南西北各有一张《大公报》，成为中国报业的托拉斯。到1948年，沪、津、渝、港四个版和两份晚报，日发行量20多万份，总管理处于1947年公布全社职员346人，总经理胡政之，总编辑王芸生，副总经理曹谷冰、金诚夫，副总编辑张琴南，总务部主任叶清真，业务部主任袁光中，设计委员会主任费彝民，编审部主任王芸生，南京办事处主任孔昭恺，驻英办事处特派员黎秀石，驻美办事处特派员朱启平，驻新加坡办事处特派员郭史翼，驻日特派员高临渡，台湾分馆办事员杨宝琳，广州办事处特派员陈凡。上海馆经理李子宽，编辑主任许君远。天津馆经理金诚夫，编辑主任赵恩源。重庆馆经理王文彬，编辑主任金慎夫。

《大公报》新记股份公司共有资本法币6亿元，实际出钱的最初是吴鼎昌的5万元，1945年李国钦入股美金5万元，1948年王宽诚入股美金2万元。吴为9750股，李为5000股，王为2000股。此外各人都以劳力入股，胡政之7500股，张秀鸾5000股。职工中得到荣誉股的，有曹谷冰、金诚夫、李子宽、王芸生各3000股；得750股的有杨历樵；500股以下到100股的有孔昭恺、费彝民等22人。赠与社外周作民、王孟钟等10人的股额，共7100股。另有假名胡雨霖的5950股，实际上是报社的盈余，未发股票。

9.解放后的北京《大公报》

1952年，党中央决定，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取消《进步日报》报名，先在天津然后在北京出版《大公报》，由中央宣传部领导，作为全国性的党的报纸，着重承担财经和国际方面的宣传报道任务。经过半年的筹备，1952年底，上海《大公报》编辑部工作人员陆续北上天津，经理部和工厂人员则留在上海，由中共上海市委安排工作。这份《大公报》于1953年元旦复刊，日出一大张，直到1956年9月30日迁往北京出版，在天津共三年零九个月。

合并后设党组，成员有：孟秋江（书记），李纯青、李光诒（1954年秋，杨永直接任书记兼副社长，杨于1955年调离，书记一职由总编辑袁毓明担任，党组成员增加了潘静远、姚仲文、胡邦定）。社长王芸生，副社长孟秋江、李纯青。总编辑张琴南，副总编辑李光诒、孔昭恺、赵恩源。在北京、上海设办事处，在天津、东北、西北、中南、西南等地区建立了记者站。报社职工200多人。

1955年开工兴建的北京永安路《大公报》办公大楼，于1956年秋交付使用，留在天津的报社职工陆续迁往北京新址工作。1956年10月1日《大公报》便在北京出版，直到1966年9月4日“文革”期间被迫停刊。《大公报》在大陆出版了共65年4个月。

六、《大公报》的言论(www.xing528.com)

以下按抗战以前、抗战期间、抗战胜利到解放三个时期记述。

抗战以前（1926年——1937年）

《大公报》从续刊时起，到1937年抗战爆发，天津版宣告停刊，十多年间，历经北洋军阀的统治、北伐战争、东北易帜、国民党军阀混战、“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到芦沟桥事变，政局纷纭，《大公报》应付各种复杂局势，周旋其间，处境十分艰难。

1.标榜不偏不倚

为了标明报纸的立场，在第一天的续刊辞里，便阐明“大公”的意义。续刊的第二天，9月2日一连发表三篇论评（开始几天叫“论评”，9月8日起改称“社评”）。第一篇是吴鼎昌以前溪笔名写的《战卜》，是一篇分析局势的文章，文章说：“袒刘袒吕，左右皆非；兴楚兴汉，端倪未见。”又说“战亦如是，不战亦如是；战胜亦如是，战败亦如是。”着重说明《大公报》的不偏不倚的对待时局的态度。第二篇是张季鸾以榆民的笔名写的《嘉使团中立》，文章对北京公使团电令驻汉口各国领事对于湘鄂战事严守中立，予以赞扬。第三篇未署名，题为《劝南北猛省》，从文章的语气风格上看，可能也是出自张季鸾的手笔，是一篇反对战争的文章。文章开头说：“今武汉告警，东南战事又起，岂南北诸将必欲拚尽全国而后已耶？”最后说：“长此以往，同归于尽而已。哀我善良无辜之四万万人民，被陷于此国际的怒涛之中，漂没浮沉，终于一亡。至南北清算之日，中国早成一片荒土矣。南北诸人宁不能于此时悬崖勒马自救以救国乎？”9月3日又发表了张季鸾以“记者”署名写的题为《南征北伐可以已矣》的论评，仍是反对战争的言论。

《大公报》所在地的天津，是北洋军阀旧势力的巢穴，在旧势力重重包围下，吴、胡、张当时对国民革命军北伐军事，一方面采取观望态度，一方面提出反战言论，主要是对南北两方不作左右袒，以求维持报纸的中立立场。因此，这一阶段的言论没有明确的中心。

2.反苏反共也骂蒋介石

1927年1月6日，张季鸾撰写了《明耻》的社评，这是一篇反苏反共的文章，他写道：“中国有赤化问题之发生，中国之耻也。民族立国，孰不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苟求之，必得之矣，何赖他人相助？然而中国之国民运动乃显受俄罗斯东方政策之影响焉。。”文章对民国以来的军政界统治者进行了抨击，对他们没有建立起强大的资产阶级专政表示失望，认为这是导致中国“赤化”的重要原因，至于谁能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建起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政权，主持言论者这时也没有看清。

1927年12月2日，《大公报》曾发表过一篇《蒋介石之人生观》。文章一开头就说：“离妻再娶，弃妾新婚，皆社会中所偶见，独蒋介石事，诟者最多，以其地位故也。”以下痛斥其再婚所持之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与再婚后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等所谓理由进行批驳，“呜呼，尝忆蒋氏演说有云出兵以来，死伤者不下五万人，为问蒋氏，此辈所谓武装同志，皆有美满婚姻乎？其有之耶，何以拆散其姻缘，其无之耶，岂不虚生此一世？累累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矣！……夫以俗浅的眼光论，人生本为行乐，蒋氏为之，亦所不禁。然则埋头行乐己身，又何必哓哓于革命？夫云裳其衣，摩托其车，钻石其戒，珍珠其花，居则洋场华屋，行则西湖山水，良辰美景，赏心乐事，斯亦人生之大快，且为世俗所恒有。然奈何更发此堕落文明之陋论，并国民正当之人生观而欲淆惑之，此吾人批评之所以不得已也。不然，宁政府军队尚有数十万，国民党党员亦当有数十万，蒋氏能否一一为谋美满之姻缘，俾加紧所谓革命工作？而十数省战区人民，因兵匪战乱并黄面婆而不能保者，蒋氏又何以使其没有意义之人生！甚矣，不学无术之为害，吾人所为蒋氏惜也。”喜笑怒骂，冷嘲热讽，可谓淋漓尽致。

此外，如在宁汉分裂之际，《大公报》发表社评《呜呼领袖欲之罪恶》，论述汪精卫野心大，领袖欲太强，讲的是很透辟的。文章最后写道：“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

3.反对屠杀青年

1927年“四·一二”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规模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凶。《大公报》不断发表言论反对屠杀青年，立论是从民族利益出发，社评中认为，对青年“轻加杀戮，无异残害民族之精锐，将成为国家之罪人！”在1927年4月29日发表的社评《党祸》中写道：“观南方近日党祸，吾人对于所谓宁汉两派实不胜愤懑之意。盖残杀之事，今才发端耳。从此右胜则杀左，左胜则杀右，所谓党以内无能免矣。而凡挟私杀人者，使其附于右，则将曰吾杀左派也，杀共产党也；而附于左，则曰吾杀右派也，杀反动派，杀土豪劣绅或工贼也，党以外无噍类矣。”文章还说：“若夫宁沪所标榜之反共，吾人姑不论政策，而论蒋介石之责任。孙中山末年之联俄容共，孰倡之？蒋倡之。孰行之，蒋行之。故共产党之发展，蒋实为第一责任人。然爱之则加诸膝，恶之则投诸渊，前后之间，判若两人。且取缔则取缔已耳，若沪若粤，皆杀机大开，继续不已，是等于自养成共产党而自杀之。无论事实上理由如何，道德上不能免其罪也。”文章最后说：“对于各方杀机之开，势不能不大声疾呼，极端抗议。”在蒋介石背叛革命，开始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大公报》公然反对杀人，尤其是呼吁各方不要杀害青年，当时博得社会上的称赞。

4.宣传苏联建设成就

1929年发生“中东路问题”争端后，《大公报》力主谈判解决，不要轻起战端，而被日本军阀利用。以后，果然日阀乘机大肆侵略。当时，《大公报》派出曹谷冰去苏联采写旅苏通讯，报道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于1931年以“苏联特约通信”形式陆续发表。这是中国报纸最先发表的访苏系列报道。随后，胡愈之，戈公振在反苏反共的白色恐怖下将访苏亲历亲见亲闻，先后著书出版。张季鸾在发表曹谷冰的通信时，曾写了一篇《读苏俄工业参观记感言》的社评：“今观特派员屡次通信，不得不承认苏联建设规模之大，及其进步之猛。即专论工业制造方面，如最近通信所述乌克兰工业区情形，及今日所载大水电站情形，已足令人惊叹不置。……夫俄为工业幼稚之国，其历史犹浅于日本，科学技术，去西欧尤甚。苏联现政府之可称道者，则在其整个的远大之计划，自根本上建设起来。以时计之，革命以来，仅十余年，拚命建设，不过数年，而成绩彰著如此。”1932年，反苏反共举世汹汹，他能如此发言，足见他的胆识。

5.阐明政治思想

续刊后的《大公报》，每天发表评论国内外时事的言论，但是一直没有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1928年元旦，发表了张季鸾写的《岁首之辞》，系统地表述了报纸的政治主张。这时大革命刚刚失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已在开始，国民党内部混战不已。文章《释改革之说》：“中国之改革潮流，非偶然也。盖根据民族生存的要求，而迎纳现代世界文明的要素，抒为情绪，积为信仰，而群力以赴之，诚当然必至之趋势，虽欲抑止而不能者也。”文章接着阐述了改革的含义：“现代文明之基础要点，自除旧言为解放，自布新言为创造。夫解放之义有数方面焉：曰民族解放，脱离外人压迫而完成国家独立之义也。曰群众解放，普及文化于最大多数之社会下层，使之平等参政、享经济的自由是也。曰女性解放，使自古于教育上财产上无均等权利之女性享平等待遇之义也。”文章断定“无论马克思主义善恶若何，但苏俄布希维克赤化政略实断不可用。”最后他宣布了自己的“根本旨趣”：“夫中国改革既有绝对必要，而改革之大义曰解放创造，非复古，亦非俄化，则大体之国是可定矣。此无他，对内厉行民主政治，提倡国民经济，采欧美宪政之长，而去其资本家专利之短；大兴教育以唤起民众，争回税权以发达产业；对内务求得长治久安之规模，对外必脱离不平等条约之束缚。”作者在这里表明了一个旧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企图建立一个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蒋介石上台后，国民党的统治与《大公报》主持言论的张季鸾的政治理想相距甚远。中国的封建主义基础依旧，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广大农村依然为土豪劣绅所统治。《大公报》为了促醒统治者注意农村的改革，努力解决农民问题，1930年10月派出记者到河北农村作了大规模的实地调查，发表了连续报道，配合报道还发表了社评。11月2日发表的社评《中国的文明在哪里？》说：“中国政治为都会政治，一切主义政策，皆都会之主义政策，而政治家实业家学者等所经营擘画研究思索，举不出于都会，其持以判断事物，锻炼思想者，要以都会生活为其背景，至于全国数百万方里中百分之九十以上大多数同胞之真正生活状态如何，则大抵茫然无所感知，易言之，中国之政治家实业家学者等并不知中国事，不理解中国人生活，与最大多数同胞精神上并无接触是也。此殆中国改革多年失败之根本，亦都会政治家实业家学者等精神堕落沦为寄生虫之由来。”文章指出，河北农民纷纷加入红枪会等五花八门的迷信组织是国民党的“苛政”造成的，“然近年政况，则民不能保其生，试观股匪遍地，劫虏时闻，人民无所呼吁，舍求神外，尚有何策？而匪亦民也，其为匪，苛政使之。”文章对人民的悲惨境遇寄予同情，写道：“抑人类欲望，不仅求生，且须有以乐其生，然中国人民全无乐趣，终年劳动，而不得衣食住之满足，苛捐杂税，复苛刻剥削之，生活枯竭，达于极点，是以最下等之刺激性的娱乐，反横行乡间，海洛因之剧毒，遂化为红绿黄白灰五色金丹，以吸耗人民骨髓，而土娼跋扈，梅毒流行，亦遂为乡间特色焉。”文章最后向政治家、实业家、学者等大声疾呼：“中国文明在哪里？主义政策在哪里？凡都会居住之有支配权者，反躬自省，对同胞大众曾扶助否？曾教导否？让一步，曾不加剥削摧残否？”《大公报》这种深入实际了解农村，根据采访情况进行评论的做法，在当时的报界是罕见的。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之风横行。1930年11月12日，蒋介石在孙中山诞辰纪念会上表示：“下一极大决心，要造成廉洁政府。”《大公报》立刻发表了《论造成廉洁有能之政府》的社评，文中尖锐地指出：要造成廉洁政府，必须做到国民党“党员为常人模范，政府高官复为党员模范”，“故廉洁之义，须自高级官吏以身作则做起。……惩治贪污并须自高级官吏始，导之以德，而齐之以刑。”

蒋介石实行法西斯统治。1931年6月1日国民政府颁布了训政时期的约法，其中第八条是关于保障人权的规定。6月2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望人人牢记约法第八条》的社评，文章对国民党任意捕人杀人的恐怖统治进行了猛烈抨击，写道：“呜呼！民权之摧残久矣！而其尤普遍尤痛切者，则为关于人民身体之不法的摧残！……夫有罪处刑，国家不为苛，人民不能怨。惟一切地方一切人民之日常生活中，其最视为天外飞祸者，则偶受嫌疑而被逮捕被监禁，羁押甚久，呼吁无从。迨证明无罪，则已受数旬数月甚至数年之囚禁；且纵属无罪，亦多遭数旬数月数年之羁押。尤可痛者，警察机关动辄蹂躏人权，肆作威福。琐小违禁事项，往往即加拘禁，其犯刑事嫌疑者，则故意稽迟，不送审判机关。哀我人民，其受此冤刑，小而耗财废业，大而毁肢体殒生命者，通全国计之，一日之中不知有几千百人！此诚政治上之最大黑暗，为革命时代须臾不能容忍者也。”文章最后还将了国民党当局一军：“吾人愿神圣约法，故愿先神圣第八条，以此条是否实行，以卜约法全部是否有效！”这样尖锐的言论表明了人民大众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不满的呼声。

6.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

《大公报》创业于北方，与南方的国民党势力本无渊源。1928年夏，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继续北伐，这年7月1日，蒋介石的专车到达郑州，张季鸾在郑州和蒋第一次见面。蒋随行的幕僚有邵力子、张群、陈布雷，都和张季鸾熟识。不久，张又到南京住了一个多月，在8月27日到9月3日的《大公报》上，接连发表张以“榆民”的笔名写的六篇《新都观政记》和三篇《京都杂记》，同蒋介石以次的国民党高层人物作了深入的接触。这年的9月1日，是新记公司《大公报》续刊两周年，特发表《本报续刊二周年之感想》的社评，表白“虽然本报非任何方面之机关报纸，今者北伐完成，党国统一，本报续刊以来之信念，可谓得相当贯彻。然其立言精神，今昔则同。”紧接着表示：“盖本报公共机关也，同人普通公民也，今后惟当就人民之立场，以拥护与赞助国民政府之建设。”表示了拥蒋的态度。“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吴、胡、张出于对日本的认识，衡量国力，提出缓抗的主张，缓抗并非不抵抗，但是从效果上看，却是支持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1935年12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改组，《大公报》三巨头之一的吴鼎昌当上了实业部长，他去南京上任前，在《大公报》上登了启事，声明辞去《大公报》社长职务，保留董事之职。由于吴做了官，张季鸾和蒋的关系也就更加密切起来，他以国士自居，虽然不做国民党的官，却参预国家机密，发表了不少袒蒋的言论，特别是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写了许多篇社评，极力主张释放蒋介石，他的立场是拥蒋而反对张学良、杨虎城。他在12月18日发表的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中，责备张、杨及爱国官兵道：“主动及附和此次事变的人们听着！你们完全错误了，错误的要亡国家，亡自己。”文中美化蒋介石：“他热诚为国的精神与领导全军的能力，实际上早成了中国领袖，全世界各国都以他为对华外交的重心。这样的人才与资望，决再找不出来，也没有机会再培植。”这篇文章被国民党政府印了数万份，用飞机散发到西安，为营救蒋介石大造舆论。张季鸾的这种思想逐渐发展而形成了“国家中心论”。后来全面抗战开始，体现在社论和版面上，就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对内宣传“国家中心论”。

胡政之于1930年11月趁采访张学良南京之行的机会见到蒋介石，以后来往不多。胡政之和蒋介石的关系，远不如张季鸾密切，私下里，胡对蒋常有尖刻的评论。

7.国民党军阀混战时的处境

国民党军阀的混战，从1929年春蒋桂（李宗仁、白崇禧）之战揭幕，接连上演蒋冯（玉祥）之战，蒋唐（生智）之战，1930年蒋冯（玉祥）阎（锡山）之战，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党军阀仍在纷乱征战中。《大公报》续刊后，在北方军阀重重包围下，应付着一幕幕的战乱，十分艰苦。中原大战时期，在北平的阎锡山势力对于《大公报》每天仍然登载来自南京方面的许多报道进行干涉。1930年4月24日《大公报》登载“本报特别启事”说：“本报近在南方全被扣留，又于北平将遭干涉。国乱政纷，自由扫地，言之可叹！兹愿向全国读者声明，本报绝不变其独立公正之立场，决无受任何方面贿赂津贴之情事。地方政令虽愿遵守，至于官厅谅解与否，只有听其自然。特此声明。幸爱读诸君共鉴之。”转天又发表一篇题为《诉之公众》的社评，申述三点：第一，再次介绍“不卖”的主旨，说“海枯石烂，此志不渝”。第二，声明“本报乃营业性质，专赖广告与报费维持事业”。第三，申述了当时办报的困难环境。借此为《大公报》做了一番自我宣传。

当年9月，东北军进关，阎、冯败走，形势起了变化，这年12月31日《大公报》发表社评：《送民国十九年》，用打落水狗的手法，把阎锡山痛骂了一通，历数阎以所谓“尚治不尚兵”和“礼让为国”等诙诡谲怪的手法，搞成中原大战的情节。结论说：“要之，民国十九年实为一最不幸之年，而其不幸之责任则战事尸之，战事之责任则军阀或类似军阀者尸之。阎锡山曩曾喋喋于止乱戡乱之语，实则止乱戡乱何如不造乱？十九年来造乱者多矣。今当痛定思痛之日，吾人愿正告当世有力诸公曰：‘慎勿造乱’。苟能如此，则不幸之年乃真过去，建设时代乃为真来。因由人造，非偶然也。”《大公报》就是这样地应付过了这几年的国民党军阀混战局面。

8.为争取言论自由作斗争

《大公报》对报纸和报纸评论在社会改革中的作用十分重视，在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中曾指出“近代中国改革之先驱者为报纸”，“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渡时代之国家为尤重”，本着这种认识，张季鸾曾两次因办报时触怒北洋军阀政府而被捕下狱。在天津《大公报》时代，也常与国民党的新闻机关发生冲突。他对国民党的新闻制度持否定态度。在1929年12月29日社评《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中写道：“查党国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多少有承袭苏联式或法西斯式理论之趋势，将完全置全国言论界于党部指导管理之下，而绝对统一之。……当局谓黑，则俱黑之，谓白则俱白之，其所是否者是否之，是此种制度下之报纸，其职责乃完全为当局作政策之宣传，不复含自由宣达民隐之意也。”文章认为，实行这种新闻制度，有两大流弊：“其一，宣传过于统一严整之结果，人民神经久而麻痹，反使宣传失效；其二，报纸专为政府作宣传机关之结果，全国言论界单调化，平凡化，根本上使人民失读报之兴味，最后足使报纸失其信用。”文章进一步指出：“若夫既钳制民口，而政府本身尚未臻巩固，施政亦未收效果，那人民仅受独裁之不便，而不及专政之利益，初则怨望，寝假而愤怒，而爆发矣，此诚至危之道也。”对国民党的新闻制度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批评。

抗日战争前，《大公报》曾对国民党当局压制言论自由的行为多次提出抗议，1935年1月间，《大公报》和上海日报大会向国民党五中全会提出关于新闻检查的意见。1月24日国民党中央常会对此作了决议予以答复：“凡对于党政设施有事实之根据，而为善意之言论者，除涉及军事或外交秘密或妨害党国大计者外，均得自由刊布之，但不得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1月25日，《大公报》发表社评《关于言论自由》指出：“原则之适用，视遇事之解释，故此次中央原则之适用如何，尤在军政检查机关之态度。如军事外交秘密，如党国大计何者为秘密范围？何者在大计之列？业报者固亦自有衡量，然若军政机关吹毛求疵，附会周内，则中央爱护言论自由之盛意将实际不能表现，……近年一般社会甚有蔽聪塞明之感，即报纸记载尤其关于军政外交重大问题，不能尽如实报道之责，有时外报哄传，而华报阙如，以致谣诼之兴，往往取信。且因报界常受取缔，时虑不测，遂至应尽之责亦不易尽。昨日中央决议，只禁止泄露国家机密，或抵触主义，实则业报者触犯此种问题甚少。而在中央允许范围以内之事，求皆为自由之批评记载，则亦奇难。譬如揭发贪污，指摘劣政，中央原则上并不禁，然业报者之勇敢尽职，则甚不易，此无他，畏祸故也。是以中国现在言论界之真相，为一般无力。”1937年2月18日，在社评《论言论自由》中，再次要求国民党当局在新闻检查时，“应以充分尊重人民权利之精神行之。‘但可放则放’，切勿‘但可扣则扣’”。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从1935年11月起，《大公报》连续发表了记者范长江的系列通讯《中国的西北角》，第一次向全国报道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部分真相，这对广大读者正确了解中国工农红军，对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起了重要作用。1937年2月，范长江到了延安，与毛泽东同志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大公报》在国民党三中全会开幕的前一天，发表了范长江离开延安后写的长篇报道，这篇报道与蒋介石在三中全会上污蔑中国共产党的报告针锋相对，因此，触怒了蒋介石，大骂张季鸾，但是张不予理睬，仍然照样发表范长江的西北旅行通讯。

9、从隐忍持重到坚持抗日

新记公司《大公报》续刊之时，正是日本军阀侵华野心日益险恶之际，张、吴、胡都是留日学生，通晓日本政情，对于日本问题素有研究，所以发表社评对于日本问题和中日关系往往写得深入而中肯，不仅在国内很有声望，而且为日本朝野所瞩目。

1927年，蒋介石北伐军到山东时，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出兵济南，以阻止北伐革命的发展而酿成的济南事件，《大公报》事前曾经发表警惕性的言论，对日本作了抗议，而在具体主张上却提出隐忍持重的态度。对于“九·一八”事变，也是如此。在事变以前，《大公报》对东北局势迭作危论，对万宝山事件，以及与此连演的朝鲜暴动杀戮华侨的惨案、中村事件等等，都曾论到中日关系的危险，并向日本方面进行忠告。到“九·一八”的炮声响了，东北大片土地被日军占领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致要求抗战，而《大公报》一开始就主张缓抗，认为不能轻易“一战”，因此遭到社会上的唾骂，《大公报》馆被人投了一枚炸弹，张季鸾个人也收到一个装有炸弹的邮包。《大公报》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一般认为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王芸生、曹谷冰合写的《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也这样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于右任曾致电张季鸾，传达蒋介石的嘱托，请《大公报》支持他的不抵抗政策。”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张、胡对日本政情了解很深，他们是有自己的看法的，隐忍持重的主张早在“九·一八”前即已形成，而且在具体问题上不断显示。当时，青年学生纷纷起来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抗日的呼声四起，张季鸾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反对学生群众的抗日请愿，反对社会上的主战论点，公开和广大群众相抗衡。在读者纷纷向《大公报》严词质问声中，张、胡两人相商，决定向人民群众的抗日要求作斗争，这就是他们两人所津津乐道的“宁牺牲报纸销路，也不向社会空气低头。”这时，阐述他们缓抗观点的言论很多，如张季鸾在1932年6月26日发表的社评：《自卫之策》中写道：“中国，病国也。五脏俱衰损，而外感乘之，精气消耗，达于极点，此珍养摄生之时，非跳掷决斗之日也。”随后提出：“就现局论，其一，对于今后猛烈之外患，须先图避缓以为自卫。其二，同时则对于不可避不可缓时之准备，迅速以全力筹之。”这说明，隐忍持重的缓抗论不能和不抵抗政策等量齐观，而且临到重要关头，张、胡还是坚守民族立场的。

“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北三省，1933年又侵占热河，越过长城侵占冀东，步步深入，平津完全陷于日军包围之中。《大公报》所在地的天津，受到日军的严重威胁，随时都可能发生不测。张、胡决定增出上海版，作为退路。上海版于1936年4月1日创刊，张季鸾写的创刊词中有：“长城在望，而形势全非；渤海无波，而陆沉是惧。”一时传为名句。张、胡都到上海主持工作，天津版仍继续出报。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方大局急转直下。7月27日，日军大举进攻北平，次日晚进攻天津。29日，《大公报》发表了张季鸾撰写的社评：《艰苦牺牲之起点》说：“我们军队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之后，昨天只有悲愤应战。因为中国今天整个是背水战，要想独立自由，就必须拼命。不然，就必须降服，并且降了还不留余地。日军是侵略邻国毫无不得已的理由，中国是生存问题，只有彻底牺牲，才能自救。”这是芦沟桥事变后，《大公报》表明了抗战的决心。从此而后，张季鸾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很多抗日文章，抱着破釜沉舟的意志，主战到底。

抗战期间（1937年——1945年）

“七·七”事变，中日战起，《大公报》坚决主战，自始至终从未动摇。用胡政之的话说，我们要吃了砒霜毒死老虎，以报国仇。抗战爆发，先是停了天津版和上海版，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去汉口尔后重庆，一路去香港尔后桂林，流离播迁，丢掉一个报馆，重新建立一个报馆，建立之后，又丢掉一个报馆。到抗战后期，就只留下重庆馆一处，也是几遭轰炸，损失惨重，躲进防空洞勉强出报。胡政之于1939年10月22日为《日本春秋》一书作序时写道：“我们一向希望中日两国和平相安，二十年来持论一贯，所以‘九·一八’以后，尽管有人主张对日作战，我们却从不轻于附和。但是自‘七·七’事变，继以‘八·一三’的上海战事，日阀下了决心，必欲奴隶中国，于是一向主张和平的《大公报》，从此一变而为百折不挠的主战派。我们为着这一点，不惜牺牲营业，抛弃财产，擎起一支秃笔，天南地北，播迁流离地巡回办报，和日阀撕拚。”“不胜不止”。“打到使日本服输认错，悔过自拔。”“变更国策，放弃侵略。”“而后和平乃可恢复，两国乃可望得长久地相安。”……胡政之这些话，也足以说明《大公报》的抗日决心。

1.澄清和谣，坚主抗战

上海撤守后，国民党政府宣告移驻重庆。1937年11月，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对中日战争进行所谓调解，企图帮助日军诱迫蒋介石订立南京城下之盟。在蒋与陶会晤之际，张季鸾应蒋介石的特邀到了南京，从而了解谈判内幕，得知日军提出了十分苛刻的和平条件，连主张妥协的蒋介石也无法接受。谈判虽然破裂，但是和谣大起，人心动摇，对于中国战局起了极大破坏作用。为此，汉口版连续发表有关这次“调停”的社评。1937年12月8日，张季鸾撰写了《最低调的和战论》。文中写道：“我们以为政府即日即时应当明白向中外宣布，如日本不停止进攻南京，如日本占了南京，则决计不接受调解，不议论和平。我们以为这决不是高调，乃是维持国家独立最小限度之立场。”“倘南京不幸被占，应明白拒绝名为调解实为屈服之一切议论。”文章指出，只要大家“不分党派，同心奋斗，中国就永不亡，民族精神也永不至衰落。”文章发表后，弥漫于南京、武汉的和谣为之一扫，空气澄清，影响重大。

在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上，《大公报》社评一直充满了胜利的信心。许多篇社评都对抗日战争的性质进行了正确分析，强调中国抗战是为正义而战。如在社评中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为打倒日本军阀，打倒其野心，打倒其反人道的兽行，而不是打倒日本国家与其人民。这一个伟大的抗战目的，不但救中国，并且救日本，不但利中国，并且利世界。我们只要坚强守着这个大原则奋斗，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大公报》许多篇社评还控诉了日军屠杀中国人民的残暴罪行：“敌人不把我们当人！敌人在占领地的心理，是打猎！同时要牢记：敌军又残，又贪，又卑劣，纪律荡然，丧失人性！这也可以证明其精神的堕落，就可以反证中国胜利之不难！”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显示了巨大的力量，《大公报》认识到取得胜利必须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因此，在社评中强调了自力更生的思想。指出：“我们必须明明白白决心自力更生。这一定够用，一定成功。”此后又曾发表多篇宣传“吃苦抗战”的社评。

2.高唱拥护蒋介石

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张季鸾主持汉口版言论这段时间，他写了多篇社评，拥护蒋介石。1937年10月26日社评《全国更需要切实团结》，特别要左翼人士拥护蒋介石。文章说：“在这生死存亡的大战中，全国一切都要统制于最高统帅部之下，一切爱国人士都应受统帅部的指挥，凡大家的意见行动不可与统帅有出入。”“大家要认定军事利益高于一切，要信任统帅，大家全力扶助之。”同年11月11日社评《中国民族的严重试验》说：“大家要决心援助政府，要信任政府，共同维护国家的中枢，守纪律，受指挥，尽职分。政治上自成党派的人们尤其要注意，现在只有国家利益，没有党派利益。”同年12月13日社评《对于一切爱国者的警告》说：“中国今后，势不容再谈各党各派，应当只成为一个党，一个派。”1938年4月27日社评《团结的增进》，欢迎张君励代表国社党、左舜生代表青年党致书蒋介石、汪精卫表示拥护国民党。文章说：“今天的局面，国存大家存，国亡大家亡，党派的感情或利害，在这危急存亡的时期，其问题太渺小了。”“今天全国一致实行者，是共同拥护政府，拥护领袖，拥护抗战到底。”

1938年7月7日蒋介石发表《抗战周年纪念日告全国军民》的文告，是张季鸾起草的。他在文告中为蒋介石提出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1939年3月张季鸾为蒋介石起草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又用了这四个口号，经陈布雷增添了“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两个口号。这些口号在帮助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大公报》搬到重庆出版后，因张季鸾肺病渐重，已不常写文章，社评经常由王芸生执笔。基本观点是主张抗战，反对投降议和；效忠国家，拥护蒋介石政权。1941年1月，国民党策动了皖南事变。《大公报》于1月21日发表了《关于新四军事件》的社评说：“这事实，至为不幸；而就军纪军令以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议的。”仍是拥护蒋介石搞“一个军队”、“一个军令”的论调。3月10日的社评《关于共产党问题》中拥护蒋介石在“参政会”上所作的反共演说。文中写道：“这问题有一个最要之点，就是‘军队国家化’；无论如何，国家的军队只有一个系统，而不容有两个军令。”

1941年5月21日，第二次反共高潮已近尾声，王芸生受陈布雷之托，写了《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文章综述了日军对八路军的种种谣言诬蔑，然后说：“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出自敌人的捏造，唯既播之中外，其事实真相自为中外人士尤其我们忠良军民各界所亟愿闻知，因此我们热诚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全国同胞皆知十八集团军是抗日的，是会打游击战的，现当晋境敌军求逞之际，近在咫尺的十八集团军岂能坐视敌军猖獗而不抗？岂能坐视国军苦战而不援？”周恩来当夜写了一封长信给张季鸾和王芸生，与《大公报》辩论此事，并辟驳谣言，指出中条山并无十八集团军一兵一卒。《大公报》接信后，张季鸾特地写了《读周恩来先生的信》的社评，以为答复。发表在5月23日的报上。张季鸾在这篇社评里把中共与苏联联在一起，又把当时签订苏日中立协定联在一起，暗指中共不抗日，听苏联的话。并且正式抬出了“国家中心论”。文中说：“敌我的形势，自己的国力，世界的时机，都绝不容许存一种观念，以为现在的国家中心失败了，还可以再建一个中心，然后将国家再组织再统一起来。……所以一般军民同胞的基本认识，是必须拥护国家中心的国民政府，以贯彻自主自卫之目的。这是唯一的路，此外无路。”“我们希望认识蒋委员长十几年来全力拥护此国家中心，决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国民党，而是为中国建国家的基础。”很清楚，这个“国家中心论”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把当时掌握政权的国民党政府看作正统。在抗战期间，《大公报》的社评多次宣传“国家中心论”的观点。

3.关于“国家中心论”

1941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大公报》荣誉奖章。在这以前，东方报纸中只有日本大阪《朝日新闻》曾被授过此项奖章。5月5日重庆新闻界为此举行庆祝会，张季鸾力疾参加，并发表了激情演说；胡政之和张季鸾还发表对美国的广播演讲；当天，张季鸾还写了题为《本社同人的声明》的社评。文章写道：“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所谓文人论政，原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研究，只是在庆祝会后的不几天，《大公报》就中条山战役发表社评，提出了“国家中心论”，这就引起了人们对问题的争论。

何谓“国家中心论”？按王芸生、曹谷冰1962年撰写的《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一文中说：“张季鸾拥护蒋介石，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可以名之为国家中心论，他是把蒋介石当作国家中心来拥护的。”根据从1937年参加《大公报》社评写作的李纯青（中共地下党员）在1985年撰写的《抗战时期的大公报》一文中说：“平心而论，不能把《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与拥护蒋介石，拥护国民党划一笔帐。抗战以前，《大公报》即不拥蒋，也不赞成国民党。……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末期，吴鼎昌在战犯名单中名列前茅，香港《大公报》首先发表文章公开表示拥护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吴对于当时香港《大公报》的做法并未表示反对，反而说了‘你们可以这样做’一句话……可见他也不再以国民党为国家中心了。”

4.几篇痛斥国民党政府的言论

张季鸾于1941年9月6日病故以后，重庆版言论由王芸生主持。根据他自己分析，“这时也比较倾向于反映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国民党官僚资本相矛盾的气氛”。在1940年夏四川粮价跳动时，王芸生曾于6月29日发表了《天时人事之雨》的社评，主张用曹操借人头的办法，杀几个囤积居奇的奸商，以平抑粮价。1941年末，重庆版连续发表社评，谈《收缩通货及信用之紧急处置》、《由明年度预算谈紧缩》、《太平洋大战爆发后关于我国经济财政的几点建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之中国财政经济》、《事业紧缩与消费节约》、《为什么要紧缩建设事业？》、《信用紧缩的着手处》、《信用统制的机构与技术》、《通货收缩与预算平衡》、《申论紧缩》。这些文章，都是出自社外谷春帆之手，用社评形式见报的。这种议论，当时很受读者重视和同情，却遭到国民党官僚资本特别是孔祥熙的嫉恨。因为国民党政权的四大家族，以及等而下之的投机官僚商人，都依靠膨胀政策而发展官僚资本，大发国难财。当时掌握财经大权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曾邀王芸生到他的官邸吃茶，在座的有翁文灏、张嘉璈、徐堪、俞鸿钧、刘攻芸、顾翊群等部长、行长等。孔当场就《大公报》某篇论财政的文章，说其中所引的事实及数字不确，表示抗议。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胡政之陷于香港，1941年12月9日由港飞渝最后一班飞机抵达，到机场守候迎接人员仍不见胡，却见大批箱笼、几条洋狗和女佣人从飞机上下来，由穿着男子西装的孔二小姐接运而去。王芸生为之气愤不已，过了多日，仍无胡政之的消息。恰巧这时国民党在开五届九中全会，为平息人民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厌恶情绪，通过了一个《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治制度，以修明政治案》，王芸生便借题发挥，写了一篇题为《拥护修明政治案》的社评，发表在12月22日的报上，指出：“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又如某部长在重庆已有几处住宅，最近竟用65万元公款买了一所公馆。……另闻此君于私行上尚有不检之事，不堪揭举。”文章一出，社会上议论纷纷，群情激愤。在遵义的浙江大学和昆明的西南联大先后举行游行示威，向国民党政府抗议“飞机洋狗事件”。

1942年河南省大旱，饿死几百万人，活现一片人间地狱。记者张高峰采写了《豫灾实录》发表在1943年2月1日报上，披露了河南人民惨况。王芸生据此撰写题为《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这篇文章为河南三千万灾民呼吁，痛骂重庆灯红酒绿，物价飞腾，提出“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收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这篇社评使蒋介石大发雷霆，当晚便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1944年12月19日，王芸生还写了题为《晁错与马谡》的社评，不指名地暗示国民党应该罢免某财长，杀掉某将军。文中激愤到三呼“请你们饶了国家吧！”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

抗日战争时期，对于国际问题的论点，《大公报》倾向于美国。

抗战胜利到解放（1945年—1948年）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乱纷纷地“复员”，争抢金子、车子、女子、房子、票子，大闹“五子登科”，南京、上海一带的人民首先遭殃。1945年9月27日《大公报》发表社评《莫失尽人心》，10月24日再发表《为江浙人民呼吁》，都是大胆的揭露，愤怒的抨击。例如“只要人人有来头，就人人捷手抢先。一部汽车几十人抢，一所房子许多机关抢。”“可怜收复区同胞………睡了几夜觉之后，发觉他们都已破家荡产。”“这二十几天时间，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10月25日发表题为《为交通着急》的社评，文章虽未在字面上指明共产党，明眼人一见就知是在指摘八路军和新四军切断津浦路。到11月20日发表题为《质中共》的社评，替蒋介石大放厥词；21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题为《与大公报论国是》的社论，对《大公报》的错误论点作了详尽的辩驳。这个时期的《大公报》社评是既骂国民党，又骂共产党，而且措词激烈。《大公报》上层对国内形势的基本看法是：国民党不可能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可能推翻国民党。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大公报》始终反对内战，坚持无是非的和平信念。

1.对苏联美国的态度

战后国际形势由联合国与同盟国的战争转变为苏美对立与冷战。国家分为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由于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一度被视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翼，然后发展为不结盟的第三世界。《大公报》基本上同情拥护第三世界。

《大公报》在战时浅染了亲苏色彩，战后对苏联或明或暗地施展诛伐。反对外蒙独立，反对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和大连开为自由港，反对苏联撤走东北机器设备。以后在东北问题上，多次影射攻诘苏联。至于美国，战时对它表示亲密无间，战后也有所变化。反对美国的重点问题是：美国扶植日本。1946年10月4日《大公报》发表《怀疑美国的对日政策》社评。1947年2月3日，王芸生参加中国赴日记者团，归来写了12篇通讯，反对麦克阿瑟的对日政策。《大公报》一直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直接间接支持了1948年五六月间展开的上海文化界和广大学生的“反美扶日”爱国运动。《大公报》对美论点不为国民党所容忍，这成为正面冲突的原因之一。此外，魏德迈将军作为美国特使，到中国进行调查时，出言无礼。1947年8月24日《大公报》发表了短评，题为《可谓国耻》。《大公报》反对美国剩余物资向中国市场倾销。1946年11月6日，发表的题为《评中美商约》的社评，对美国对华经济侵略，进行了尖锐的抨击。

2.叫嚷东北问题

1946年2月1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提议，公布雅尔塔协定的全文。其中有关外蒙独立及中国东北两路两港问题。这个协定一公布，刺激了一些有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知识分子，叫嚷起东北问题，掀起了一股反苏反共的逆流。2月13日《大公报》发表了《读雅尔塔秘密协定有感》的社评，叫出吵闹东北问题的第一声。文中说：“未经征得中国的同意，而三巨头就此决定了，不啻代为主持，这可见中国是处于受支配被处分的地位。”随之，连续发表了《东北的阴云》、《东北的经济与金融》的社评，都是反苏反共的。

到4日16日，又发表了《可耻的长春之战！》的社评，文中散播了诬蔑东北民主联军的谣言：“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地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请问这是什么战术？残忍到极点，也可耻到极点。”重庆《新华日报》于4日18日发表题为《可耻的大公报社论》的社论，痛斥《大公报》这篇社评。

3.打出中间路线的旗号

《大公报》原想走中间路线。虽然只是几个人，在一段时间内，发表过一些文章，并没有占据《大公报》的主流。思想概念也较模糊，或叫自由主义，或叫改良主义，执笔者是受美国宣传民主个人主义的影响，另一执笔者，则偏爱英国工党路线。1946年8日28日，在社评栏里发表了长篇的《英工党执政一年》，把英国工党几乎恭维成世界的救星，人类的方向，10日1日又发表《世界需要中道而行》，正面宣传中间路线。文中说“人类正在毁灭与繁荣的歧途，中道而行，可免毁灭，中道而行，更可走到‘天下一家’的理想。”1948年1月5日又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继续贩卖中间路线的谬论。当时，在国内知识分子中，也出现过这类思潮和活动。这条路线既反对国民党，也反对共产党。因为客观形势发展很快，中间路线昙花一现，终被革命浪潮所淹没。

4.港版首先转变态度

1948年，胡政之率领十几名骨干由沪去港恢复港版。由于他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不愿与蒋家王朝同归于尽，当然他认为《大公报》也不可能在共产党的世界里继续存在。在1948年3月15日，他执笔撰写的香港版复刊词中表明，第一，他不满国民党，说《大公报》“名之所至，谤众随之。在循环内战当中，我们不知道受过了多少诬蔑。”第二，他也反对说“我们存在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信念，发挥和平统一的理想。”不料复刊一个多月，胡政之重病回沪，于上海解放前夕逝去。

王芸生遭受南京《中央日报》连番攻击，感到处境险恶。正在此时，接到中共邀请参加新政协通知，便离沪经台湾到了香港，并于1948年11月10日发表由他执笔撰写的社评《和平无望》，将港版转变到人民方向来。文中说：“请想中国这个古老国家，人类历史虽进步到二十世纪的现代，而中国尚迟留在家长封主的时代。康梁维新未曾损其毫毛，辛亥革命未曾挫其根株，北伐只完成一瞬的统一，抗战仅于挣脱一具近侧的帝国主义的枷锁，政协未曾解消内在的矛盾，三年战乱又扯开了一切疮疤，到现在，石走悬崖，箭已脱弦，其势已无法挽转，再难得简易的和平了。”“和平既已不可遽得，且也不能廉价取得，那么，我们便惟有忍痛挣扎，以争取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了。”这篇文章给国民党极大震动，但沪、渝、津各版都未转载，各仍其旧，若无其事。当时上述三馆都在国民党统治下，压力越来越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几次对曹谷冰施加威胁，要他对香港版的态度“负责纠正”。上海特务头子方治在一次会上威胁曹说：“《大公报》如不马上改正过来，我就枪毙你。”《大公报》没有对国民党表示软弱或投降。

七、遭受国民党的迫害

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界民主人士赴南京请愿，要求和平与民主。国民党特务一路阻挠，车到下关车站，横遭特务暴徒殴打，是为下关惨案。《大公报》记者高集也在下关惨案中遭到殴打。1947年5月20日，国民党同时在南京和天津殴伤和逮捕学生百余人，造成“五·二〇”血案。不久，6月1日，便逮捕重庆《大公报》记者曾敏之等7人，同时逮捕《大公报》驻广州特派记者陈凡。12月30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攻击上海《大公报》掀起学潮，并指名叫骂王芸生。1948年7月8日国民党勒令南京《新民报》停刊。7月16日和19日南京《中央日报》刊出社论，扬言要“发起三查运动来检讨王芸生君”。国民党对《大公报》的压迫，矛头指向王芸生，这就不是个人的事了。

遭受最严重迫害的是重庆馆，这不仅是国民党统治临近覆灭的疯狂挣扎，也是重庆《大公报》同人一场英勇的斗争。1949年5月27日夜，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部派出大批特务将《大公报》包围，以“泄露军事机密”和“通匪”罪名，将编辑主任顾建平捕去下狱。最后送进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集中营。经理王文彬被软禁。同时《大公报》驻宜昌记者黄勉之，驻昆明记者严达夫先后被捕。1949年8月15日，国民党西南行政公署奉命查封重庆《大公报》，王文彬坚决抵抗，令未执行。9月17日，国民党对《大公报》实行劫收，派彭革陈为重庆《大公报》发行人兼社长，翌日王文彬刊登启事，辞去《大公报》职务。国民党在光天化日之下，居然出版伪重庆《大公报》。74天后，重庆解放，王文彬才重返报馆。

八、星期论文

《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专栏，是它的一大特色。这个专栏一出现，便受到社会上广泛重视。从1934年1月起，直到上海解放止，在《大公报》上从未间断。

1934年元旦，天津《大公报》以显著地位，登了一则“本报特别启事”：“本报今年每星期日敦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星期论文’，在社评栏地位刊布。现已商定惠稿之诸先生如下（以姓氏笔划为序）：一、丁文江先生，二、胡适先生，三、翁文灏先生，四、陈振先先生，五、梁漱溟先生，六、傅斯年先生，七、杨振声先生，八、蒋廷黻先生。”1月7日，即1934年的第1个星期日，刊出的第一篇“星期论文”，是胡适写的《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从此以后，《大公报》的社评逐渐改为白话了。

开辟“星期论文”专栏是张季鸾提出的，他的用意：一是每天要发一篇社评，多数由他执笔，负担过重，组织社外人撰写星期论文，每星期可以少写一篇社评。二是加强与文化教育界的联系，扩大在学术界与青年学生中的影响。参加星期论文写作的原是8人，随着影响的扩大，不断地充实，3月18日的“星期论文”栏里，发表了任鸿隽写的《科学与国防》。9月9日报上又刊出“本报特别启事”：“兹承张奚若、吴景超两先生的慨允，担任本报‘星期论文’撰述，特此通告。”同天，刊出吴景超的《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一文。进入1935年以后，陈衡哲、梁实秋、何廉、徐淑希、马君武、吴其昌、陈岱孙等相继为“星期论文”写作，1936年又增加了陶孟和、吴俊升、萧公权、陶希圣、潘光旦等。作者队伍日益扩大，但仍以大学教授为主，其他也多为各界名流。因此这个专栏的知名度很高，影响很大。

天津时期的星期论文，以胡适为首的“独立评论派”作者的文章为多；抗战期间，日本问题专家王芃生，经济学家谷春帆、伍启元，国际问题专家沙学浚、公孙震等人的论文为多，一个时期，西南联大教授们的论文为多，等等。文章内容，涉及面十分广泛。但是很少直接评论新闻事件。这是因为《大公报》每天都有社评，而星期论文的作者，又多是教授名流，分析政治时事又非其所长。议论专题常有不同的观点，“星期论文”也为大家提供了争鸣园地。如1934年12月18日，丁文江写的《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一文，主张“试行新式的独裁”以救国。1935年1月20日，丁文江又写了《再论民治与独裁》，重申“独裁”救国论的观点。1935年1月13日，张奚若发表题为《独裁与国难》的星期论文，指出“统一不须专制，专制或于统一有碍；独裁救不了国难，国难或因独裁加重。”驳斥了独裁救国论。1935年2月17日，胡适发表“星期论文”，《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政治信仰》。他表示自己反对专制，主张民主，又肯定争论的双方，都是为了救国，充当论争的调解人。这是“星期论文”作者的第一次争鸣，这类争鸣后来时有出现。如抗战胜利前夕，关于战后的建都问题也开展了讨论。有人主张建都北平，有人主张济南，有人主张南京，还有人主张在西北、东北建都。各抒己见，颇为热闹。

抗战胜利以后，星期论文作者队伍更加扩大，论题与时事政治关系就密切了。如讨论了复员问题、建设时期的经济政策问题、内战问题、东北问题、反美扶日问题、学生运动问题等等。还有由沙学浚、初大告、任美锷等十教授联署的《论今日国是》，站在第三方面的立场，提出了九点主张，中心内容是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统一完整的民主共和国。

从1934年起，《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专栏一直坚持到上海解放，从未间断。遇有重大新闻事件，“星期论文”或提前或推后，但一定刊出。由于它有严格的规定，由总编辑亲自约稿、选稿，就保证了文章的高水准和持久性。

九、文艺副刊

副刊，是中国报刊独有的特色。天津《大公报》续刊不久，即陆续增设了各种副刊，有哲学、史地、医药、儿童、妇女、戏剧、军事等多达十一种。后来副刊不断增删变化，唯文艺副刊坚持始终，影响最大。

文艺性副刊，《大公报》早期叫《铜锣》，不久改名为《小公园》，都由何心冷主编。主要刊登通俗文艺作品，有一些在当时是进步的，也刊登旧体文章，如徐凌霄写的谈戏曲一类的文字。何心冷用“园丁”笔名，每天一段“园丁的话”，以茶余酒后的闲谈，吸引读者，颇受欢迎。因此，何心冷的名字在一般读者中很叫得响。1932年，何心冷还编过一个《摩登》周刊，介绍新事物，新风尚，为读者解答问题，为后来报纸添设的社会服务版的先声。

做为纯文艺副刊，先是叫《文学》，由吴宓教授主编，学院派气味浓重，不登新青年的作品。1933年，由杨振声、沈从文主编后，定名《文艺》，开始发表一些青年人的作品。到1935年由肖乾接编后，新一代作家群成为中坚力量。文艺副刊辟有很多专栏：书报简评、名著介绍、创作经验谈、文艺新闻等，还出过多次专刊、特辑。如委托黄源编的《译文特辑》中，发表有鲁迅翻译的《奇闻八则前记》和《波斯勋章》（契珂夫）。出过《普希金三百年祭》专刊，还出过《书评专刊》、《诗歌特刊》、《散文特辑》等等。在创作经验介绍文章中，小说方面的如巴金写的《〈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给刘西渭先生》；诗歌方面的如陈梦家写的《一个写诗者的自白》；戏剧方面的如曹禺写的《我如何写〈雷雨〉》。

曹禺写的剧本《日出》出版后，《文艺副刊》用了三个整版篇幅，发表了文艺界新老作家对剧本的观感，最后还请曹禺写了自我剖析的长文：《我怎样写〈日出〉》，谈了他写此剧的动机、构思经过和艺术企图，同时对剧评者作了虚心、实事求是的答复。

1936年，是新记公司《大公报》续刊十周年，报馆决定提出3000元，其中1000元作文艺奖金，奖给优秀作品作者1至3人，以促进文艺创作；2000元作科学奖金，奖给1至4人。文艺奖评选结果是：小说：《谷》（芦焚）；戏剧：《日出》（曹禺）散文：《画梦录》（何其芳）。

抗战期间，文艺副刊的编辑先是肖乾，后是杨刚。起初的稿源主要靠流亡到大后方或留在上海孤岛的作者供给。内容是突出抗战，1938年8月25日的《文艺》预告了首期《战地特刊》的内容：陈毅的《最近的山西》、杨华的《川口镇之役》以及连载了三期刘白羽的《西北线上》。接着又刊出美国友人史沫特莱的《冬夜行军》和《八路军随军记》（译者艾风），黑丁的《我怀念吕梁山》、吴伯箫的《随军草：怀寿州》等一系列来自战场的作品。文艺副刊当时在香港稿，香港与延安的邮路畅通，据1987年6月出版的《当代农民》杂志上刊登的《延安文学在香港〈大公报〉》文中说，1938年后的三个年头内，《文艺》发表过118篇来自延安的文章，如刘白羽的《蓝河上》连载16期，何其芳的《夜歌》连载4期，沙汀的《抗战期中的“日后”文艺》连载5期等等。

抗战胜利后，文艺副刊在上海编稿。巴金、靳以、李健吾、王统照等进步作家常在文艺副刊上发表作品，质量较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副刊书评专栏里介绍过不少革命文艺作品，如《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受苦人》等。钱钟书也为这个专栏写过文章。

（三）解放后的《大公报》

解放到停刊（1949年——1966年）

上海解放后，上海版于1949年6月17日发表王芸生写的《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告《大公报》获得新生，属于人民所有。初期发行猛涨到16万份，后逐年减少，到1952年降到63000份。主要是它无力与党报竞争，党报的宣传享有最高威信。上海版如此，天津解放后改组易名的《进步日报》也是如此。重庆馆更是如此。重庆馆于当年12月12日宣布为公私合营，以后改名为《重庆日报》。

解放后，上海各报进行了分工，《大公报》的读者对象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这一阶层人数较少，而且他们比一般人更需要学习马列主义，更需要懂得党的政策，上海《大公报》仍然打不开销路。从而产生了第二次分工的重大决策，即上海《大公报》和天津《进步日报》合并，以报道财经新闻和国际问题为重点。

1952年底，上海《大公报》人员北上天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取消《进步日报》的报名，先在天津然后在北京出版《大公报》。就这样，《大公报》于1953年元旦在天津复刊，1956年9月30日迁到北京，直到1966年9月14日“文革”期间被“造反派”砸烂，在内地共出版65年4个月。

1、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宣传

1953年，正是我国开始从经济恢复阶段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实行有系统的改造的阶段。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求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里，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化三改”都是《大公报》的宣传任务，但报纸着重宣传了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到1956年，在这方面不仅报道数量多，集中突出，所涉及问题也比较全面和系统，在手工业行业和工商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宣传上，大致有这几个方面：一、宣传安排工作、调整商业，鼓励资本家积极经营。曾大量报道私营企业承接加工订货，搞增产节约运动，改变经营方法等。并突出报道了调整商业，给私商让利，以及组织私商代销、经销等等，以增强信心，变消极经营为积极经营。二、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有步骤地报道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当时比较著名的大型企业如永利化工公司、久大盐业公司、天津北洋纱厂、恒源纺织厂、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北京同仁堂药店等改为公私合营或争取公私合营，都作为重要新闻予以报道。上海全部私营棉纺织印染厂接受国家加工订货、包销、统购，克服盲目生产也突出报道。并配合发表言论，介绍经验，使其在全国范围内发生影响，促进大型企业的改造。1954年12月2日发表社论《重视利用和改造中小资本主义工业》，并陆续发表天津、上海中小型工厂先并厂后公私合营的新闻，给中小型私营工厂提供走向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经验，推动其进一步发展。对私营商业改造的宣传，首先针对商业资本家认为没有出路的问题，发表言论，扫除其思想障碍，进而报道零售商、批发商、货栈等不同类型商业企业的安排和改造。三、宣传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进入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新阶段。四、宣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1956年新年伊始，首先在北京继而在津、沪掀起了三大改造高潮。《大公报》积极投入，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进行了比较突出的报道。五、报道公私合营后公私关系、清产核资和经济改组等方面的情况。《大公报》的宣传中十分注意对人的改造的宣传，如宣传要爱国守法，要转变立场，要认清前途。其宣传形式，除评论、报道、理论文章、图片外，还开辟了“工商界的改造”、“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己的命运”等专栏。多次召开座谈会，请有关人士交流思想认识和工作经验。以及搞专题讨论等。

在对手工业改造的宣传上，对从宣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起，到全国基本实现合作化这个全过程，以及合作化基本实现以后的新工作、新情况，都做了比较充分的反映，对整个手工业合作化运动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大公报》在这方面的宣传报道大体分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可以1953年12月结束的第三次全国手工业合作会议划界。会议以前为第一阶段，会议以后到1956年全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为第二个阶段，在那以后到1957年，手工业合作组织做了许多调整整顿的工作，为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搞了些各地手工业发展生产，当大工业的助手，为农业生产服务和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的报道，宣传手工业的地位和作用，以引起人们对手工业的重视。第二个阶段，由于中央要求加强对手工业生产和合作化工作的领导之后，合作化的步子逐渐加快，《大公报》这时宣传的声势、规模大大超过了前一个阶段。如系统宣传和阐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注意报道典型示范，曾发表《新乡、安阳手工业社已成为当地个体手工业者学习榜样》、阳泉市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好处多》、《天津第一棉纺社从生产小组发展到全部使用机器的工厂》，以及《潍坊市手工业者跨进了新时代》一组报道等等。到1956年初，手工业合作化的高潮首先在北京出现，《大公报》突出报道北京手工业合作化任务胜利完成，五万多手工业者和家属游行联欢，还发表社论《组织起来共同富裕》。随后对天津、上海，都作了突出的宣传。京、津、沪带动了全国，到同年8月20日，报道《全国手工业基本实现合作化》，算是告一段落。第三个阶段，由于合作化发展速度过快，出现了一些缺点，如集中过大过多，丢掉了某些经营灵活、服务周到、方便群众的传统等等。1956年2月间，根据中央领导意见，《大公报》连续发表社论，呼吁《保存和发扬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原有特点》、《不要轻易改变手工业的原有制度》，9月间又发表社论《妥善进行手工业合作化中的改造改组工作》。经过各地有效的工作，情况有了变化，不少地方手工业社分散后生产提高，经营改善，消费者称便，报纸也及时作了报道。

2.关于国际宣传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上海《大公报》便着重这方面的报道。1953年，两报合并时，战争进入后期。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达成朝鲜停战谈判协议。随后，开始交换战俘，《大公报》派往朝鲜记者多人发回的通讯，揭露了大量的美方特务对战俘的恐怖活动。报纸针对美方野蛮行径，发表了若干篇社论，严予谴责。此后，根据斗争需要，《大公报》针对美国在朝鲜战争方面的言行不时发表言论，仅社论就有：《制止破坏朝鲜停战协定努力争取朝鲜和平统一》、《美国应该认真考虑裁军问题》、《美国统治集团在道义上的破产——评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之被迫结束》等等。

关于反帝反殖支援民族解放运动。这一时期，着重报道了越南抗法战争、美国加紧参与侵略印度支那战争、阿尔及利亚抗法战争、埃及抗英战争等等。《大公报》经常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阴谋及其内部矛盾，支持国际和平运动，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及时发表言论加以评述，多方提供资料帮助读者更多了解情况。如发表社论：《我们始终一贯的和平立场》、《拥护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新号召》、《反对美国的海盗行径》、《伦敦九国会议的阴谋》。发表“时事解说”：《保大傀儡集团的内哄》、《印度支那问题资料》、《寮国介绍》等等。1954年5月9日越南人民解放了奠边府，法国侵略者从越南的最后一个据点被赶了出去，配合着正在举行的日内瓦会议上的外交斗争，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与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达成协议。报纸连续发表社论：《怎样进行统一朝鲜的选举》、《印度支那三国是一个整体——高棉寮国的民族独立斗争不容抹煞》等等。在支援各国人民斗争方面，除了报道各国共产党，如日本共产党、印尼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缅甸共产党的情况，还报道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如菲律宾解放军的斗争等。

日本问题也是《大公报》国际宣传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期间，重大报道有遣送日侨、遣返战俘、审判日本战犯、日本各种代表团来华访问等等。日侨、战俘返回日本后，经过旅日华侨和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的努力，把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秋田县花冈矿山以及其他地方，被日本军国主义虐杀的中国被俘士兵和被强征的工人的遗骨560具运回祖国。《大公报》发表关于日本问题的言论很多，如社论《努力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根据日本外务省提出的所谓“撤退留在中国大陆的日本人问题”的荒谬主张，发表社论《日本政府走错了路》予以驳斥。当日本国会议员访华代表团和其他日本代表团相继来华访问，回国后把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的友好意愿传达给日本社会公众之后，以李德全为首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去日本进行友好访问，受到日本各界人士热烈欢迎，日本各阶层广大人民要求日中关系正常化的呼声很高，《大公报》于1954年11月5日发表社论：《中日两国人民应该友好》，1955年1月17日社论：《斩断原子战争准备者的血手——支持日本人民要求禁止原子弹和氢弹的正义斗争》等等。当时，大陆还没有资本主义国家报纸的驻华记者，《大公报》对于国际问题的言论，受到国外读者的重视，特别是受到日本朝野的重视，日本《朝日新闻》多次转载《大公报》关于国际问题的报道和言论。

当时的国际版属综合型，既登政治经济方面消息，也报道科学文化新闻，主要是宣传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友好和被压迫民族友好关系，沟通相互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