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英华
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被迫开放,外国宗教传入中国,传教士纷至沓来,在许多城镇修建教堂,兴办学校和其他机构。中西女中就是基督教美国美以美会的传教士库斯曼(Crusshman)女士创办的。
中西女中创立于1909年9月8日,学校最初设在马家口《今广场桥)附近海大道(今大沽路)上的一个教堂内。那里房屋狭小简陋,屋内是砖墙,还有土炕,经过修缮拆去土炕,添置设备即为校舍。因学校规模不大,只招收三十几个学生,基本上住校,学校向学生收学费和住宿费,都比较昂贵。主要开设英语、音乐等课程,其他课程很少。
几年后美以美会以低廉的代价在南关下头(今南门外大街中段)购得大片土地,大兴土木,修建了男子中学、女子中学、小学、医院、会堂、宿舍等一整套的文教卫生机构。中西女中就是其中之一,它坐落在南门外大街上,后门在荣安街上,与汇文中学以荣安街相隔;同坐落在南门外大街上的妇婴医院只是一墙之隔;直到解放初重修马路时,将福安街延伸至南门外大街,才将两个单位隔开。
1915年3月27日,中西女中迁入新校址,校园共占地面积为25亩。初期校内建筑物不多,只有教学楼两栋,分为教学一楼、教学二楼,均为三层。另外有办公楼一栋为二层,全部是砖木结构。教学一楼内有教室8间、实验室3间、图书馆1间、练琴室6至7间、办公室6间;教学二楼为学生和女教职员宿舍,共50多间。楼下有两大间学生食堂,全楼上下都有储藏室和卫生间、洗澡间等附属设施。办公楼原名为Aweta Vicla LA(庄严的别墅),不做办公用,而是外籍女教士的宿舍。这里有住房11间,厨房、饭厅、厕所、盥洗室等附属设施俱全;卧室内有壁炉、壁橱。楼内有两个楼梯,一为木结构,专为主人所用,一为水泥结构,光线黑暗,为仆人而设。
1920年左右,在校园的西北隅修建了幼儿园。它的外型结构是一个圆亭式的瓦顶和一个尖形瓦顶结合的多姿多态的小洋楼,分上下两层,内部设施既完善又先进(解放后作为女六中的图书馆,1976年地震后重修,原来的旧建筑已荡然无存)。
1934年,在校园的西南角修建了一个礼堂,恰好与幼儿园遥遥相望。这座灰色的有地下室的高大两层楼房,外观庄严肃穆,内部富丽堂皇。楼下大厅前端有一个可供演讲和演戏、舞蹈、音乐表演的舞台,分前后台,有帷幕。全厅的地板平滑细腻极富弹性,可作排球、篮球场,上体育课。楼上还设有影剧院一样的半截二楼,有一排排固定座位。地板为阶梯式,人们互不影响,谁都能一览无余地观看舞台的每一角落。在当时来讲,一个中学能有这样比较现代化和多功能的礼堂是少见的。这座礼堂至今仍存在,依然发挥着作用。当时修建这样规模的礼堂,所耗的资金数目是可观的。这笔巨款一部分由美以美会拿出,学校董事们也承担了一些,余者全由在校同学设法到社会上募捐而来,其中也包括学生家长的捐赠。
中西校园的建筑物都独具特色,各有风姿。例如外籍女教士的宿舍小楼,灰砖墙上面罩着一个红瓦高耸尖峭的大屋顶,还有那挺拔直插云霄的扁方形烟囱。由于屋顶的突出,显得房子低矮得多,宛如小人头上戴个大帽子似的。正是因为它们不相称才别具情趣,就好像进入童话世界一般。教学楼每间屋子的窗台都是斜坡的,不能摆放任何东西,窗子也是高高的,同学坐在教室别打算向窗外张望。窗子分上下两扇,不能向里或向外打开,只能由绳子和滑轮牵引着上下移动。每间教室的前后门上都挖一个扁长的小洞,以备教学管理人员窥视教室内学生的动态。学校各个楼外墙上都爬满向上攀缘的花木,如藤箩、木香、爬山虎等,形成一面面绿墙。秋天树叶变红变黄,配以花坛里的各色花草,色彩斑斓,交相辉映,景色甚美。
在旧时代,差不多学校都有“校色”,做为本校的标志,校色是由校旗和校服来体现的。各学校的校色避免雷同,也防止色调单一,所以多采用两种颜色相配合。中西校色的主调是青莲色,配以白色,有两面旗子,一为长形,一为三角形,在参加大型集会或举行隆重仪式时用长旗,三角旗不常用。长旗用两条布横着缝接起来,上一条是青莲色,下一条是白色,旗尾处剪去一个三角,形成两个尖尖的角,宛如紫燕的尾巴,所以这种旗子又叫燕尾旗,“天津市中西女子中学”几个字是缝在青莲色上面的。校服为青莲色绒上衣,白色布运动裤。
中西女中的校歌中文的有《中西女校》、《巍巍乎我中西》、英文的有《SchooLSong》,还有《Keen,Keen,SingThypraiseAfar》等。现将中文的两首歌词抄录如下:《中西女校》:“中西女校,校名最香,各方受人赞奖,师生合作,喜气洋洋,品德行为高尚,学问思想成绩优良,勉为国家栋梁,鹏程万里,不可限量,为我祖国发光,我甚愿我中西,千古流芳,齐声欢呼,我中西万岁!中西万岁!中西万岁!”;《巍巍乎我中西》:“巍巍乎我中西,赫赫然中西,敦品行修学仪,教学相长兮,及时努力,诚朴勤劳贤淑,是我中西至趣,努力,且努力,再接欣欢再励,再接欣欢再励,勉为巾帼英雄,立志即在今兮,中西万岁!万岁中西!”
中西的教职员中有一部分是外籍人,美国人居多,他们都是基督教会的传教士,但每人都有个中国名字。例如英语教师纪美瑞(MyraA.Jacguet),音乐教师苏明德(McntaStahl),还有简教士、雷教士、范教士、荻教士、翁教士、雪教士等。她们有的人既管理学校的行政、财经、教务和学生课外活动,又都担任教学工作。除语文、史地课程外其他各科课程她们都能教。中国人谭鑫铭任校长多年,五十年代退休后回北京。刘芳也担任过中西校长的职务,不过他主要是负责管理汇文中学。外籍人员的薪金及一切开销均由教会开支,中国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也相当优厚。由于学校任用教师的条件比较严格,所以中国教师的业务水平是很高的,其中还有几位是留学生,如女青年会的总千事郑汝铨、伍檀生(出生在美国檀香山,五十年代由女六中调到音乐学院任教,已故)、钢琴家刘金定等人都是在国外学有专长的。余者几乎都是大学毕业生,如生物教师刘淑铭,解放后提升为女六中校长。高玉爽教师解放后调到师范大学任教。还有张凤石、黄小云、卞文哲、崔联尉、凌剑罗、林秀莲、黄肃秋、李知章、张棋、李静芬等,在教学上和其他工作上多有建树,给同学们留有深刻的印象。
美丽的校园,优秀的师资,完善的教学设备,高水平的教学质量,加之可以住宿、生活管理严,中西女中的学费是很昂贵的,比市立学校高出几倍,可以说是个贵族学校。因而当时的巨商富贾、官僚买办、社会名流、贵族都将自己的女儿送到这里来。其中有陆宗舆、曹汝霖、颜惠庆、朱启钤、顾维钧等人的女儿,张学良将军的佳侣赵一荻女士,她们都曾在这里度过少女时代。清末民初私人还没有汽车,小姐们上学是坐高头大马拉着的带有玻璃门的马车,称为轿车,也有乘坐由二人抬着的轿子,稍后即由黄包车、小汽车取而代之了。每当星期一早上和星期六下午,中西女中的大门外真是车水马龙,五光十色的小汽车、包月车排成长长的蛇阵,可谓华盖盈门,盛况空前。也有不少同学是自己骑自行车来上学。小康之家的女孩子来中西求学的也为数不少,个别的家境贫寒、矢志苦读的女学生,由于学习成绩超群,在学费上能得到助学金。但是学校规定:凡是女子为人妾者不得入学。然而,偏巧有位十八九岁的女子是某富人的妾,她是隐瞒身份私自离家考取而入学的。她的学习成绩很好,不料没过多久,丈夫家见其久出不归,便找到娘家逼着要人。娘家无奈,四处寻找,终于找到学校,说明情况,校方立即令其退学,交给家人将其领回。
来中西寄宿的同学不光是家住本市的,也有不少人来自外地。例如三十年代中期有位黄姓女同学,家住农村,只身到北京贝满女中读初中,后考入天津中西读高中,毕业后成为优秀的中学教师。她家的经济情况并不好,但是她就喜欢到中西来读书。还有一位姓何的海关职员,是基督教徒,自身工作经常调动,携带孩子们各处迁徙很不便,又怕影响她们的学习,于是毅然从武汉将两个女儿送到天津中西来寄宿读书。姐妹俩在这里学会了英语,弹得一手好钢琴,毕业后考入大学西语系,后到大学教英语。
中西是一所完中,在教学上接受市教育局的领导。因为同学们毕业时参加全市的统考,毕业后还要报考国内各大学,所以学校的课程设置基本上和普通中学相同。所不同的是在教学的具体做法上有其独到之处。特点之一是采取灵活多样的“道尔顿”升降级制度,也就是学分制,即一科不及格,补考仍不及格,这科就不能升班,留在原年级学习,其他及格的学科就可以升级,如果某一科成绩优异,已达到高一年级的水平,通过考试及格,这一科就跳到高一年级去学习,其余的科还在原年级学习。这样有的同学可以跨三个年级学习,到后来哪科不及格,哪科毕不了业,还要在校专修这一科,达到毕业标准才准毕业。所以中西在校的同学200人左右,每年毕业生只有一二十人。第二个特点是,每个班都没有自己的固定教室,只有各科的专用教室。例如:音乐教室、数学教室、化学教室等等,各年级轮流到这里来上课。没有课的同学都到一个大的公共教室去自习或完成作业,犹如大学的自习室,这里有每个同学的固定座位。第三个特点是,同大学上课一样,每门课连着上两节,每节课不是和普通中学一样50分钟而是45分钟。第四个特点是,中西同学所用的课本,除语文、地理、历史是中国出版的中文书,教师用汉语讲授外,其他如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西洋地理和历史等课本全是直接从国外订购的外文书,教师用英语讲授,同学用英语回答问题和试卷,在课堂上师生都不讲汉语。用英语讲课,似乎给同学带来许多困难,其实不然,这里的学生英语水平较高,对于课本的内容自己都能看懂。(www.xing528.com)
在各科教学上,中西也是有独到之处的。首先说英语教学吧,中西对于英语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学科。普通中学的英语课以文选为主,适当地学些语法,而中西却以讲语法、修辞为主。文选的学习只是为语法、修辞服务的,同时选几种语法、修辞课本交替使用。课堂教学注重发音,教师本人的发音是纯正的,故要求同学也非常严格,错一点儿也要进行反复纠正练习。会话练习的比重也特别大,在课堂上教师采取提问、对话、口头造句、朗读、书面作业等手段以达到提高同学的英语运用能力和反映敏捷的目的。在课外,师生还组织演讲会、辩论会(四人一组)、演外国话剧等活动,使课堂上学过的东西得以实践,得以检验。这样既提高了英语水平,又提高了学英语的兴趣。在英语教学上对同学严格要求的另一手段是升级和毕业的关口把得极严,因英语不及格,不能毕业者大有人在。经过如此精心培养,严格把关,成效是非凡的。中西毕业出来的同学的英语一般的能达到大学毕业水平,升大学时英语可免试,有的入大学后英语可以免修。中西毕业出来不再升大学的同学们,凡从事教育工作的,大都教英语课,或做英文翻译工作。中西英语教学搞得灵活机动的另一个做法是,英语水平低或不会外语的人,其他科目都已达到高中毕业水平,要想专修英语,也可以到中西来上英语课。中西毕业的同学凭着英语程度高的优势,出国留学的人数也相当多。
音乐教学是中西比较重视的第二门课程。音乐教师由外籍教士苏明德和中西校友刘金定等人担任。上课时除了唱几支歌曲外,主要的是练发声,每节音乐课大家都“依依,啊啊”地反复地练习着。给同学们以后学声乐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也适当地讲些乐理。学校从国外购置了不少高质量的钢琴,设有六七间钢琴室,供同学们练琴使用(这些钢琴在五十年代由天津市教育部门调到其他需要的单位去了,现在长征中学中还留有一架大型三角钢琴和一架立式钢琴。有两架钢琴的中学还不多见)。同学们谁对弹钢琴感兴趣,就可向教士们请教,她们也乐于指导,可以在课余时间到琴室去练琴。如果打算深造,学出成绩来,还可另交学琴费请专人指导,定时回琴,要求也比较严格。中西毕业生差不多都能弹钢琴,学有成就的也有,现居住在美国的著名钢琴家刘金定就是其中之一。她毕业于中西,留学回来又任教于中西。伍檀生的情况也如此,先作学生后任老师,后调至音乐学院执教。学校每天早晨唱赞美诗时,或文艺演出时的钢琴伴奏角色都由学生充当,她们因此得到了锻炼,自然也增强了对音乐的兴趣和欣赏能力。中西培养同学技能技巧的方式不拘一格,是值得称道的。
中西在所设的课程里面虽有侧重,但却不偏废,不仅重视外国传来的洋玩意儿,也同样注意中国的国粹——中国语文。当时语文教材多偏重古典文学,由对中国语言文学造诣较深的教师来授课。如黄肃秋、张凤石、李知章等人都着重讲授古文和唐诗宋词,并指导同学赋诗填词办壁报。平时对于背诵课文、作文练习也抓得很紧。学生到工作岗位后,中文的运用能力同英语一样也是很强的。她们的字体也都写得娟秀。
历史、地理两科的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还不断地激发同学们的爱国心。崔联尉教师的历史课讲得有声有色。有的同学被他的历史课所吸引,毕业后报考了大学的历史专业。
中西根据当时受过教育的女孩子,毕业后有些人还是要担负起管理家务的责任的情况,开设了家政课(那时并不是所有的中学都设家政课)。由师范大学家政系毕业的教师任课,所教的内容主要有营养学、缝纫、刺绣、烹饪等。缝纫和刺绣学做枕头套、沙发靠垫,抽纱手帕、台布……;烹饪主要学制做西式点心及冰激凌、西餐等。同学们最感兴趣的乃是做吃的。在家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姐们,几乎每人都系上一条美丽的小围裙,与米、面、油、盐、酱、醋、茶打起交道来,饶有情趣。做得好坏姑且不论,却给她们的学习生活增添了异彩。
在体育方面,学校内有大小两个操场,它们加起来的面积要超过全校所有建筑面积的总合一倍左右,体育设备也比较完善。二十年代中西就从南方聘请女体育教师凌剑罗来教课,四十年代又有很有名望的体育教师林秀莲来校任教。她们除田径、球类出色之外,体操也很有名。林秀莲为各班设计体操,并不辞辛苦地为大家排练。在每年一度的恳亲会上,家长们就能欣赏到林老师为他们的女儿编导的优美体操表演。
中西对学生的品德教育和生活管理都要求很严格,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一切照章办事。但作法很灵活,把品德教育寓于课堂学习和课外活动内容的潜移默化之中,不搞抽象的说教,也不搞管、卡、压。每年一次的恳亲会类似今天学校的家长会,但举办得比家长会隆重、热闹、内容丰富多采。学校将学生们一年来的学习成绩展示出来,请家长们参观,可以了解自己孩子的学习情况,还有师生们精采的文艺和体育表演,大家喜气洋洋,宛如过盛大的节日。
中西除外籍教士是基督徒外,师生中教徒的比例不大,学校的宗教活动也是自愿参加。每日清晨正式上课前有半小时的宗教崇拜,不讲道传教,只阅读圣经和唱赞美诗,由学习钢琴的同学轮流伴奏。每日三餐开始时大家要唱谢饭歌。具体做法是,由负责生活的教师摇小铃铛,摇几下大家便开始唱,唱毕才开始用餐。每个星期日早晨教徒们进教堂去做礼拜,教师去滨江道的维斯理堂,学生去南关会堂。
学校里面也有一个青年会组织,参加的人数不多,由范教士负责,郑汝铨任顾问。开展活动的内容除了表演英语话剧,开辩论会之外,还有春游、夏令会、秋令会等活动。春夏秋三季都到外面举办,只有冬令会因气候寒冷在校内进行。1937年的夏令会是在北京西山卧佛寺搞的野营活动,由郑汝铨领导。大家游兴正浓,不料芦沟桥一声炮响,全民抗日战争开始了。北京城立刻呈现出一片抗日的紧张气氛,城内外的消息不通,可急坏了在卧佛寺的中西同学们。她们做梦也没料到在游兴方酣时国家罹此巨大灾难。同学们义愤填膺,心急如焚,恨不能插翅飞回学校,投身战斗。但是兵荒马乱怎么走呢?结果是郑汝铨老师将她们护送进城,乘火车返回天津的。
中西同学的思想相当活跃,既认真读书又关注天下大事。远在“五·四”运动时候,同学们就以聂玉清、聂玉蟾姐妹为首参加到爱国运动洪流中去。“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的抗日救国运动轰轰烈烈,中西的同学们也纷纷行动起来,办壁报、演讲、演戏剧、开辩论会,大力宣传抗日救国。有的同学干脆弃学去干革命,如东北籍同学赵纯贞,愤然而起,不顾一切地投身到革命行列中去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前后,中西的一些进步同学就传播革命理论和抗日思想,大多是在住校同学中秘密进行的。当时还有个读书小组,成员有吴宗瑞、金静珊、刘新等,这些人不久均奔赴解放区,参加了革命工作。还有些同学参加过天津市学联组织的抗日爱国全市游行,并举行过罢课,还请到刘良模先生来校教大家唱“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抗日战争爆发后,有十多位同学投笔从戎,有的去延安,有的去打游击。
中西女中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培养出大批品学兼优的人才,其中有不少佼佼者。她们当中有天津市政协委员汪培娲医生,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孙家琇等。还有许多同学久居国外,她们也都成就卓著,如钢琴家刘金定现在美国,万秋芳在联合国图书馆工作,唐文顺在德国汉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在美国的某大学任教。她们之间还经常联系。在美国西部和纽约各有一个天津“Keen School”(即中西女中)校友会,校友们时常聚会。近年来不断有校友归国探亲或旅游观光,如顾维钧的女儿顾菊珍和刘金定、万秋芳等人,都来津探望过母校,尽管校园有很大的变化,可是她们还是走遍了校内的每个角落,从她们的言谈举止中流露出海外赤子眷恋母校的深情。
中西自建校来,几度沧桑。太平洋战争后日美宣战,国际战火燃到宁静的校园,学校被日军接收,派来了日籍教师臼居千代子(她本人对同学比较友好)。学校的一切活动受到日伪政府的控制。外籍教士先后回国,教会学校不复存在。中西与河北的究真教会学校合并,改名为“天津市女二中”,校址在究真原址,中山公园附近。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教士们陆续回到天津,筹备复校。1947年,中西又迁回到南门外大街旧校址,仍名为中西女中。解放初,还维持原状。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学校由美国提供经济的来源断绝,由人民政府将教会学校接管过来,仍叫中西女中。1952年改名“五四女中”,至此,中西女中的校名就成为历史了。不久又改名为女六中,因教学质量高,校风好,仍保持中西的优良传统,成为和平区的重点中学。1966年“文革”初期,又改为“长征中学”的校名,1968年开始男女生兼收,女六中的名字也成为历史了。解放三十多年来,这个学校变化很大,校舍增加了很多,学生也由200多人增到1200多人,教职员工也增加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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