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汇文学校历史及斗争情况简介

刘　芳

我在汇文学校任校长20余年，现将我任期内的一段经历就记忆所及做一概要的记述，虽不能窥见全豹，聊可以做为史料供研究者参考。

（一）就任汇文学校校长及为收回学校教育权而进行斗争的情况

天津汇文学校是美以美会创办的，是美帝国主义用来侵略的教会学校，历任校长都是美国人，并且每年要由美以美会华北年议会派定。自1919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以来，反对帝国主义和收回教育权的呼声日高，又经过大革命风暴的冲击，1926年教育部明文公布：凡未经立案的中学毕业生一律不得报考官立大学。天津汇文中学当时是第一个申请立案的，教学主任骆公权首先提出坚决主张立案，得到多数教职员和学生的拥护，经过多方的努力奔走，终于得到立案的成功。

1927年汇文学校立案成功后，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当时美以美会华北年议会会督谷卓志（Bishop George Grose）一时找不到合宜的中国校长人选，便想到我身上，从北京写信给我，让我做天津汇文中学和汇文小学校长，并征求我的意见。我回信表示：“既然我做校长，就要执行校长职权，不能做有职无权的傀儡。”可能我的话触怒了他，便又来信用经济向我施加压力。他说：“你既然把中国教育权收回，经济方面也要自己负责。”他可能认为这样可以使我屈服于他的压力，不敢出任校长。却没想到我在天津有不少军政、金融界的朋友，不怕他的威胁，于1927年暑假后毅然就任了天津汇文中学校长，同时还兼任中西女校和汇文小学校长。每年我总要到北京去参加美以美会的华北年议会，在会上要提出关于学校工作情况的中、英文报告。另外我还担任南关教会的执事和妇婴医院的董事长。

汇文校董陶文泉（前安徽省代理省长）的女儿于1932年创办进德小学，委托我帮助办理立案，成功后，也请我兼任校长。

1928年暑假，我离校去郑州参加我六女与冯玉祥部运输司令许骧云中将的婚礼。学校会计、美国传教士邱文明（A.B.Cao te）给我打来急电，声称学校款项己全部告罄，让我火速设法解决，这显然就是给我来个下马威。过去学校经费不足，一向由美以美会拨款，这次因学校立案收回教育权，中国人做了校长，帝国主义分子便藉经济压力进行要挟，想把我压服，他们便可重霸教育权来操纵学校。邱文明这一手法是和当初谷卓志那封信一脉相承的。他们以为这样做会使我措手不及，无法应付，却没有想到在我接到来电后竟连夜赶回天津，立即在学校董事梁孟亭（前外交总长）家召开紧急校董会。参加会议的有董事卞白眉（中国银行经理）、卞俶成（中央银行经理）、钟秉峰（交通银行经理）、孙子文（前直隶省教育厅长）、黄荣良（前驻奥国大使）、杨韶九（前安徽省省长）及孙仲英、雍涛等当时社会名流，还有美以美会董事艾礼门和邱文明等。在会上我向董事们报告了学校的经济状况，当场即由董事们每人捐出二百余元，筹齐了所需款项1516元，另外还有华北制革公司股票一百元，就这样顺利地渡过了学校的经济难关。通过这一事实说明中国人是热心支持自办教育的，这也就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分子妄想施加经济压力重新控制学校的阴谋。后来他们又施展伎俩，为学校存款几乎酿成大祸。我原来主张把学校所有的款项全部存入中国的银行内，但是邱文明却把它存入了美国的美丰银行。1935年在美国经济危机声中，天津美丰银行倒闭，学校的行政费、教职员们的薪金及学生们的伙食费用都成了问题。这突如其来的不幸消息几乎使我晕倒，我急忙找到交通银行经理和中国银行经理钟秉峰和卞白眉商借一笔款项为学校开支使用，经二位经理慨然应允，这才暂时解决了学校的经济危难。

根据美以美会华北年议会政策委员会章则的规定，学校的校长和主任必须是热心的基督教徒，以前的训育主任就是由北京汇文大学（燕京大学前身）毕业的李鸿春担任（原是美以美会的教师）。但在学校立案之后，1929年国民党进驻天津，教育局命令各校的训育主任须由国民党党员担任，故将李撤换。因一时不易物色适当的人选，曾指派本校教师临时代理。后来我想到了1928年至1930年曾在汇文讲授过党义课程的旧法商学院学生范绍韩，那时他在讲课时所采用的教材都系自己编撰，对党义及国民党事务均比较了解，这时正值他在法商毕业，为能聘任他来校担任斯职，堪称合宜。经过我提出之后，中国董事们都一致表示赞同，1931年范正式受聘到校担任训育主任，但范并非基督教徒，在处理日常工作中，有的事不能符合教会的要求，因而遭到美国传教士艾礼门和邱文明的不满和反对，竭力怂恿我将他辞退。我为缓冲起见，不得不采取变通的办法，在名义上改派范担任教育付主任，而实际上却仍让他执行着训育主任的职务。

虽然如此，帝国主义分子对此并不甘心，仍然伺机寻衅。原来我初来天津时，学生做礼拜或学校召集大会都要借用维斯理堂，非常不便。于是在1930年首先帮助教会在南关建造礼堂，我绘图设计，由当时教区长李连颖自北京请来彼之姐丈潘希文监工，于1931年建成。自此以后，学校开会便可就近在南关教堂，再不用跑远路到维斯理堂了。但当时学校开会时都悬挂孙中山先生像和国民党党旗、国旗，为此亦引起了美国传教士和南关教堂牧师的极大不满，而且教堂是属于教会的，总不如学校自有礼堂用起来方便。我便又积极地筹划为学校兴建礼堂，在利生体育用品厂经理傅若愚等的热情帮助下，仍由潘希文监工，于1935年为中西女中建成了礼堂与体育馆两用的建筑，于1937年又建成了汇文学校礼堂。为兴建礼堂，我发动学生向家长募捐，自己也费尽苦心到处奔走。我还写信给张学良，得到他捐寄汇票1千元。也曾访问过孔祥熙，但孔只为奖励热心捐款者捐赠银盾一座。当时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也为捐款多者赠送银杯、银盾等多件。东莱银行经理刘子山捐款1500元为礼堂打制了500把铁腿木椅，仁立公司又赠送了台幕。从此学校有了自用的礼堂，再不会受到教会的约束和干涉了。

抗日战争时期，学生虽组织学生会，邱文明又藉故刁难，说学生会主席是反对宗教者，非要我将他开除出校不可。我回答说：“学生会主席是学生们自己选出来的，是学生中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我不能开除他，除非是品行恶劣的坏学生才能被学校开除。”我这几句话顶撞得他面红耳赤。他道：“既然如此，我还在中国干什么呢？你不开除他，我就回美国去。”以此威胁我，但我却并未介意，冷淡地对他说：“如果你愿意回国的话就回去好了。”他为我对待他这样的态度，反而再不提这件事了。训育主任范绍韩也是维护着学生，坚决支持我的主张，邱文明想以宗教为名破坏学生会的阴谋活动终未得逞。

（二）校长任期内经历的历史时期及学校的变化

自1927年我任汇文学校校长期间，经历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卷土重来，直到全国解放，前后共二十年左右，兹将各个时期学校的重大事件和变化叙述如后：

1.国民党军队占领天津：1927年北伐军兴，1928年5月扬言进攻天津。当时天津系在直系军阀统治之下，战事将起，人心慌乱，一些有钱有势的军阀、政客、资本家等纷纷逃往租界。外国军队在通向各国租界的路口设岗立卡，架设铁丝网，堆起沙土袋，情势非常紧张。学生家长对此均惊慌异常，要求学校提前放假，校方遂自5月21日至28日停课一周，后因形势稍渐弛缓，又行复课并进行考试。但在考试期间，战端又起，学生暂时避入地窖内，俟战局稍定，又继续考试，并按规定日期放了暑假。1929年国民党军队驻天津后，地方当局曾召开大会，并由汇文学校的剧团和乐队演出节目，以资庆祝。

2.“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全国人民痛国土的沦丧，莫不敌忾同仇。汇文学校教职员和学生组织对日外交后援会，以谋抵制日军侵略，并且检查和宣传抵制日货。学生们还曾组织过抗日救亡会，并确定汇文学校、南开大学和天津工业学院等三校为秘密会议点。经常秘密商讨有关抗日救亡宣传事宜，还不时张贴标语进行宣传，校方对于他们的活动并未加以制止，在某些方面还给予支持。学生还自动组织晨操，锻炼体质，同时还加强了军事方面的训练。当时国民党政府却对日军采取了不抵抗主义，步步退让，节节败退，人民对此万分愤慨。1931年11月7日，学生代表随同其他各校代表南下赴南京请愿，并有人卧轨阻挡南驰的军车，以表示决心，坚决要求国民党当局抗日并收复东北失地。

3、便衣队作乱：1931年11月8日夜，潜藏在南关汇文学校附近的汉奸便衣队在日军的主使下突然作乱，保安队与之鏖战几昼夜，炮火终日不停。中西女中和汇文中、小学三校，因宣布戒严，走读生不能到校上课，住校生为了保障安全一律不准走出校外，并躲避在地窖内。小学住校学生则更是惶恐万分，白昼不敢出屋，晚间均睡在铁丝床下，并以棉被堵塞门窗，以避流弹袭击，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惊慌之态，不可言状。妇婴医院方面的病患者亦因变乱与家人讯息隔绝，终日惶惶不能自安。我当时身任三校校长兼妇婴医院董事长，对学生和病患者的生命安全负有重大责任，睹此情状，能不焦急！经过我多方联系，到处奔走，始得于12日先后将中西女中住校生及妇婴医院病患者和医务人员护送到租界。最后在护送汇文学校学生及教职员家属大队行列时（约500余人），正值有戒严命令，巡警阻止通行。恰在此时，适逢当时天津市长兼警备司令张学铭乘汽车经过。他因我过去到东北见过他哥哥张学良，并到学校访问过我，故而相识。当时见巡警拦住学校队伍，经我说明原委后，他立即下令准予放行。后经东浮桥，绕道行至万国桥（即今解放桥），又被旧法租界巡捕拦阻。我一方面打电话向旧法租界当局联系，一方面让范绍韩联系附近学校设法安置。后来经过电话联系，谈妥准许通行过桥，除有部分家在租界的学生被送回家外，其余人员均暂住于旧法租界维斯理堂避难。12月26日，第二次便衣队变乱又起，学生看到开学无望，有的便相继返回原籍，有些路途较远旅费无着的便迁到旧特一区李家花园（今人民公园）。直到1932年1月4日学校方才复课，但已回原籍的学生却无法回校上课，到校人数寥寥无几。复课不到一个月，又因时局不定，谣诼纷起，津市各校均提前放了寒假。

1933年5月9日，又有便衣队作乱，天津的中国地境内的学校除汇文、中西、宪真三校外都停了课。5月13日一枚炮弹正落在汇文学校墙外爆炸了，吓坏了美国人，美国领事馆通知美国传教士立刻迁入租界，我也被迫决定停课，再度率领住宿学生到维斯理堂避难，以策安全。

4.“一二·九”运动前后：日寇侵占东北后，进一步觊觎华北，但蒋介石却仍强调“攘外必先安内”，一方面加紧剿共，一方面暗中向日军勾结妥协。1933年5月，蒋派黄郛北上来津，与日军密商搞冀察特殊化。当时我和一些教育界中的人士对蒋介石还抱有幻想，认为他一定有抗日救国的办法，对黄郛北来进行卖国勾当的内幕并不了解，还认为他是来谋求战局的缓和，不使扩大。所以黄郛到津时，我和各校代表一起去车站接他。

另外，当时不少人把希望寄托在国际仲裁上，1932年国际联盟调查团过津，我也认为经过国际的调查和调停，中日关系就有可能和缓下来，有国际方面来主持正义，日本或许不至于扩大侵华战火了。所以我满怀希望地和各校代表一起去车站欢迎了国际联盟调查团。

1935年，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主张加强学生军训，汇文有部分同学被选拔随同全市军训模范队于4月间赴保定集中训练，并接受蒋介石派来的代表黄杰的检阅。同年5月，我随全市中学校长一起赴保定参观军训，并被选为代表向学生讲话。

1935年华北实行自治，宋哲元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行文各校宣传“华北五省自治”的意义。我对这一变相不抵抗政策不明究竟，便于11月9日向汇文同学照来文宣讲。12月9日，北平学生掀起了“一二·九”爱国运动，天津各学校纷纷响应，汇文学生也跃跃欲动。当时学校正进行季考，我那时唯恐影响学生考试，又听到北平学生在游行时受到军警镇压，不愿学生受迫害，故加以阻止没让学生参加这次运动。

“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以后，学生爱国运动蓬勃开展，到1936年4月23日，为响应世界和平自由文化运动，全市学生罢课一日，并相继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其后当局提出要实行“非常时期教育方案”，并规定修改课本。学生闻讯后，极力反对，5月27日至28日各校同学曾联合组织游行罢课。当时我也不同意这个方案，更不愿意修改课本，教职员也和我一样，想要维护学校原来的体制，因此我又鼓励同学，既然提出要罢课，就应该做相当的工作，以资配合。28日，保安队来到学校，捕走了几名学生，北平也有不少学生被捕。随着爱国运动的深入开展，6月1日汇文学校学生为向当局表示抗议，并响应北平学生的倡议，又连续罢课三天，还要停止季考，以抗议政府对外妥协和对学生镇压的暴行。6月15日，天津市长肖振瀛和公安局长孙维栋在第一公园举行茶会，召集各校校长讲话，强调“非常时期教育方案”，势在必行，季考绝不能停止。我回校向同学进行传达后，遭到学生们的坚决反对，结果没有举行季考。事后，我和训育主任范绍韩陪同学生家长一起去公安局面见孙维栋，费了许多唇舌，才把被捕学生保释出来。

5.“七七”事变：日军步步进逼，华北形势日紧，绥远将士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的命令，自动守土抗战，百灵庙一役，举国人心大为振奋，当时我在汇文学校曾发起募捐慰劳前方抗日将士。宋哲元部二十九军守防长城一带，喜峰口战役曾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捷报传来，群情鼓舞，纷纷募捐输将，慰劳前方。当时汇文学校全体学生出动劝募，将募来的款项购买了载重汽车两辆和大批的慰劳物品，同时由师生组成慰劳队亲自运送前方。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芦沟桥事变，揭开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平津相继失陷。由于日军飞机轰炸天津南开一带的影响，人心惶惶，学校中家庭阔绰的学生多转入旧租界内的学校。南开附近比较紊乱，教职员和住宿学生暂时迁到三义庄美以美会汇文小学，我也搬到旧法租界内安宁里居住。为计议开学事，我召集了紧急校董会，讨论如何应付沦陷后的局面。经决议：“在原校址继续开课，如学生太少，经费困难，则请教育局予以补助，倘不能得到补助，则暂行停办。”经过一番筹措，迟至10月6日才勉强在南关校址开学，但学生很少，只有20余人。我和教职员等不畏艰辛，苦心经营，教员只发原薪的三分之一，勉强得以维持，后来增发到五分之二。这时美帝国主义乘沦陷期间学校经济困难之际。又插手进来。美以美会华北年议会韩惠义会督（Bishop W·E·Hammakev）给学校以经济补助，并在人事上从南昌调来一位孔女士（Miss Cone），表面上像是同情学校的困难遭遇，骨子里却是想利用日军侵略所造成的困难，重霸教育权。这时的教务长也经我建议由华北年议会改派了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李天贵担任。(www.xing528.com)

日军因经常在学校僻静处发现有抗日宣传标语，而当时的训育主任范绍韩又是国民党员，怀疑系由他在幕后主使，故将他传去，羁押在海光寺日本宪兵队。经过多次的严刑审讯，终以事出无据，一月余即释放回家。经过一个时期的休息将养，才回到学校工作。后来又有英文教员张鸿钧因经常在课堂上宣讲时事，语文教员高玉爽和一些进步的学生关系比较密切，以及有抗日活动嫌疑的八名学生，也都先后被捕，拘押在日军河西部队狱中（后听说是局派特务、女日语教师大坂告的密）。我虽去做保要求释放，日军却说要他们在宪兵队里受受管教，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讯问，他们才被放了出来。

1938年2月，伪教育局令各校增开日语课。当时教育局长是何庆元，大权操纵在日本顾问之手。派来汇文教日语的有藤本、桑原、镰田、德田、米加田及大坂（女）、二宫（女）等日本人。当时对教会学校特别责令减少英语课，增加日语课。美以美会却指使多上英语课。有一次日本督学吉田发觉，大发雷霆，责怪我是阳奉阴违。日语教员米加田更加可恶，他的办公桌设在我的旁边，监视我的行动。有一天发现在他的桌上有人刻了“打倒日本”字样，就说汇文是抗日大本营，一怒之下，扬言要停办学校。幸而我和当时的伪市长温世珍、伪维持会长牛某和伪教育局长何庆元都相识，并且日本特务机关长羽宫也因我曾在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青年会工作过，对我另眼看待。所以吉田和米加田对我也无可如何，不了了之。

1938年8月，日军为控制天津市各学校，举办了中学教职员讲习会，无非宣传“日华亲善”那一套，并提出为“新形势”的需要，各校必须一律改用新编教科书，目的为通过学校向学生灌输亲日的奴化思想。同年9月，伪教育局还通令各校选拔优秀毕业生投考新民学院——一所培训甘当亡国奴的汉奸训练机构，但汇文学生都不肯去。

日军占领天津的初期，日美关系尚未恶化，日本对美国在华利益虽思染指，但尚未公开触动。当时教会和教会学校仍以美国为靠山，我为了应付日军，自1938年9月25日起请美以美会美传教士逖克逊（E.E.Dixon）担任汇文的付校长，主要是为对付日本人，对内一切则由我负责。

1939年天津洪水为灾，南开一带被淹，水深可以陆地行舟，汇文学校也因被水浸，无法上课。当时逖克逊正兼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副总干事，而我和青年会也常有往来。发水时东马路青年会所因地势较高，未被水淹，所以经过向陈锡三总干事商量之后，借到几间教室，汇文学校迁到东马路青年会上课，直到洪水退去为止。

6.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了日美太平洋战争。翌日凌晨，天津所有的与美国有关的机关、企业、教会、团体和学校、医院均被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队包围封锁。那天我刚起来，学校工友向我报告说，有一个日本军官要见我。当时我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还以为要藉词将我押走，便多穿了几件衣服出来招见。结果是他只向学校借体操用具高低栏来做戒严拦路之用，并且让我协助调查美国人。随后，日军将逖克逊等押进宪兵队。后来伪教育局将汇文学校改名为市立二中，派张冀为校长，我便回到北平住闲，韬光养晦，以待汇文重新复校。张冀以后又有陈印佛任校长，把学校图书馆的藏书盗卖了一部分。陈印佛以后的继任校长是王念粗，他才到任十几天，日本就投降了。

7.抗日战争胜利：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我从北平回到天津，想要恢复学校。当时黄钰生（字子坚）任教育局长，我去见他，他告诉我市立一中已占用了汇文和中西两处校址，让我临时担任一中的校长。我虽然就任，但一心还想作汇文复校的打算。1947年，郝任夫任教育局长时，让我和市二中校长黄道（过去是新学书院校长）一起去接收旧英国营盘（即今西安道市一中校址），因那里面积大，房屋多，两校合并使用，一中占用北面，二中占南面，这样就把南关原来的汇文的校址腾出来了。这时我正被选为私立中学校长联谊会主席，并且我早就有复校的打算，所以便辞去市立一中校长职务。虽然郝任夫竭力挽留，我仍坚持回到汇文中学担任校长去了。

8.解放后：解放后我只担任了汇文学校一学期的校长，因为我已年逾70高龄，所以在1949年上学期终了时便提出退休的要求。虽然师生们一再挽留，但我以年迈体弱，两手痉挛抖颤，实无法继续工作，力与愿违，坚请辞退。以后由尚文锦继任校长，华北年议会每月给我23元的退休费，直到1950年教育局接管学校为止，这以后便靠卖祖产度日。1950年，经范绍韩介绍我加入了民革社会人士学习组，1957年市里又聘我为天津文史研究馆馆员，政府每月补助我生活费，使我在老年时能以安享余年。我深切地感到新社会给我的幸福。

（三）汇文学校的课程和特点

天津汇文学校是教会学校，是美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所以在向中国政府立案之前，无论在课程以及课外活动中都贯穿着宗教教育的内容。那时在课程方面以圣经为必修课，有负责宗教教育的专任教总，另外在课外活动方面还有专人负责辅导学生们的宗教生活，在“培养基督化人格”和“为社会服务”的伪善招牌下，向学生们灌输毒素思想，宣扬美国生活方式。立案之后，虽然在某些程度上还带有教会学校的色彩，但是教育权已不再完全为美国传教士操纵，再不能像立案之前那样任凭他们为所欲为了。

一.课程特点：

汇文学校的课程特点是特别注重英文，英文课时所占比重要比一般学校多，而且到了高中，数、理、化均采用英文课本。日本侵华时期，被迫减少英文，增开日文，但汇文的英文课却仍较其他学校为多。另外汇文还特别提倡体育，并以此在天津闻名，曾以连续夺得天津市运动会的团体或单项冠军而轰动一时。汇文收费虽然较一般学校高，但以体育闻名，再加上注重英文，吸引了不少学生慕名而来投考。另外，汇文与别的学校不同的是高中班次中分成文、理、商三科，根据学生的不同志趣和程度分别编班授课。但在理科方面进行教学试验所需要的仪器用品为数很少，不能满足教课的要求。为了适应这方面的需要，曾经我商请校董陶文泉先生捐助六千元，从上海购来理化和生物试验用的进口精密仪器十二箱，另外在天津还购置了一些显微镜和天平等仪器，大大地充实了理科试验室。

二.学费制度：

汇文收费较高，只有官僚、资本家等阔绰人家子弟才能上得起，非一般家庭所敢问津。在立案之前，除一般交费入学者外，另有两种特殊的交费办法：一种是“外附生”，即资产阶级子弟缴纳学费后，可以不必正式到校上课，随意选修几门课程就行了。充分说明了学校为适应资产阶级阔少爷自由散漫、好逸恶劳的需要而服务的特色；一种是“贷助生”，与前者适得其反，是较贫苦的学生，但是有一定的名额限制，主要分配给教友子弟。立案之后，便废除了“外附生”这一不合理的制度。另外，牧师和学校教职员子弟入学，由教会和学校补助学费。除此，汇文每年开办暑期学校，收费盈余纳入学校正常开支。

三.毕业生出路：

汇文既是教会学校，所以有便利条件能和全国有名的各地教会大学，如北京的燕大、济南的齐鲁、上海的沪江和南京的金陵等挂上钩，并且和天津的南开大学也建立了关系。凡学生毕业考试平均在85分以上者，可保送以上各大学，经过特考（仅考英文、语文和智力测验）即可优先录取。特考的考场多半在中西女中，参加的为各教会中学和南开中学的毕业生。监考人有我和南开中学的喻传鉴和新书学院的英国人Longman。特考成绩好的如果本人为教徒，并且家境贫寒的还可以享受大学奖学金。基于这些原因，有些人为了升入大学有此捷径，也宁愿多花些学费到汇文上学。汇文毕业生中即使非教徒也愿投考教会大学，特别是沦陷期间更是如此。抗战胜利后，成绩好的学生则投考清华和北大的较多，因可享受官费，至于就业的学生则寥寥无几。

四.汇文学校学生的一些课外活动：

1.宗教活动：立案之前，由于教育权操纵在美国传教士的手里，所以在宗教活动方面比较突出，藉以达到毒化学生思想的目的。每星期日由教员率领全体学生到滨江道维斯理堂作礼拜，立案之后则改为自由参加。1931年南关教堂建成后，设有讲道会和主日学，因教堂距学校较近，故前往参加者较多。教会在学校虽成立学生青年会，还曾组织过基督徒学生团契，活动内容类似学生青年会，不外查经、灵修、文娱、演讲、讨论和旅行参观等活动。以形形色色的活动来吸引学生参加，并灌输亲美、崇美思想，宣传美国生活方式。

2.社团活动：汇文学生组织有夕阳会，是一种课外阅读的小团体，另外还有中文和英文两个文学会，除欣赏中外文学作品外，有时举办中英文演讲比赛。1934年，汇文、中西和南开男女中学四校联合举办英语训练班，各校共抽出十几名英语较好的学生，在美国传教士刘瑞明（L.F.Kouliy）的指导下用英语排练过莎士比亚的剧作。

3.文娱活动：汇文学校组织有京剧、昆曲、话剧、音乐、歌咏以及摄影等团体，经常在校内外活动或演出节目。爱好歌咏的同学还参加维斯理堂的圣诗班。

4.服务工作：学校方面曾组织学生协助学校图书馆的管理与合作社的售货工作。还发动学生为学校兴建礼堂的募款活动。学生于1935年热心为战地服务捐款。学校青年会也举办过平民千字课，后发展为平民小学。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免费教授附近贫苦儿童读书识字，后来由团契接办，学生会成立后，又由学生会主持办理。

（写于196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