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工商学院的发展和变迁：从南迁到超越

李宝震

一、创办时的历史背景

19世纪60年代正是列强竞相瓜分中国的时期。法国政府为了扩大在华势力，与英、美、德等国抗衡，想利用天津这个商埠在经济和交通上的优势，委托天主教耶稣会办一所高等学校。但是由于耶稣会的传教士属献县教区管辖，该会传教士又没有办高等学校的能力，故没有办成。1884年，法国驻天津领事代办鉴于直隶总督李鸿章给英、美的基督教会捐了地基、金钱，在天津建立了医院，并准备办学校，于是给法国政府写信说：“……别等我们的敌手在他们的阴谋成功后再下手，因为到那时我国耶稣会教士将要完成的任务……将极其艰巨，……我们将更受其害。这样基督教的势力已经太大了。”^[1]

1885年，法国驻津领事召集献县教区主教和耶稣会会长在天津计议办学校的事，并拟了一个计划，说明办学校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国人学习欧洲的科学，以便能与欧洲人往来，传播欧洲文化；要求用外语讲课，要学会英语和法语；原则上由法国传教士或聘请其他国籍人任教；管理、庶务和中文课由华人担任。由于献县、北京两教区不和，同时李鸿章受英美影响也不同意法国在天津办高等学校，未能实现。但献县教区耶稣会没有放弃办学计划，1909年在马场道清鸣台附近买下一片地基，准备将来建校之用。1913年，传教士狄志远（Petit）为办学来津，罗马教庭也催问此事，终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建校之事再次搁浅。

欧战结束后，1920年7月30日，罗马教庭传信部指示天津教区主教文贵宾（Vienne）和献县教区主教刘钦明（Lecroart）商议在天津创办高等学校，同年12月文、刘二人达成协议。1921年7月21日，献县教区任命于溥泽（Jubaru）神甫等办学校，校名为工商大学。这就是津沽大学的前身。7月25日，于溥泽来津筹办一切，1922年，建北疆博物院、教职员宿舍和预科校舍，次年落成，1923年9月15日开始上课。当时只有预科学生51名。

从上述历史背景看，这所学校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产物，它是法国作为在华扩大天主教势力和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

二、抗日战争前后的工商学院

工商大学成立初期，先是在1923和1924两年秋季招了两班大学预科学生共131名。当时本科校舍大楼因直奉战争延至1925年底完工。当年9月8日本科第一班开学时，只有工科学生10名，商科学生6名。1928年毕业时，工科为7名，商科5名。从1928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前，工科毕业生共83人，商科61人。这阶段学校虽有发展，但大学部学生不多，经常在校的仅百余人。教学设施也只建了图书馆、藏书楼、理化实验室、材料实验室、机械实验室、商品陈列馆、北疆博物馆、学生宿舍和运动场等，充实了教学仪器、图书设备，增聘了教学人员。1930年向南京政府申请立案，改预科为附属高中，1931年增设附属初中，招初中生90名，连同高中和大学共有学生264名。1933年8月南京政府批准立案。当时规定，大学至少须有三院九系，而工商大学只有工商两科，故改名为天津工商学院。华南圭任院长。1937年，工科改称工学院，设土木工程和建筑工程两系；商科为商学院，设会计财政与国际贸易两系。

1937年“七七”事变后，7月29日，日军轰炸天津，南开大学被毁，平津两地大学纷纷南迁，一些院校教师来工商学院任教，部分学生转来借读。因此从1937年以后，工商学院大中学的学生人数连年激增。大学部的发展也超过了中学。原因有以下几点：

1.抗日战争前，天津工科院校有北洋大学、河北工学院；商科院校有法商学院和南开大学的经济学院，它们历史悠久，声誉卓著，新成立的工商学院不能与它们竞争。然而抗战后，这些院校有的南迁，有的解散，有的校舍也被日军侵占。工商学院是法国教会学校，法国同情中国的抗战。在这样形势下，转入工商学院求学的学生日渐增多。

2.平津两地高校的一些教授、专家，凡因环境所迫，无法随院校南迁的，很多人转到工商学院任教。如燕京大学的齐思和、翁独健、侯仁之；南开大学的袁贤能、胡继瑗、张华伦。此外还有工程技术界的王华棠、阎子亨、谭真、沈理形、陈炎仲、高镜莹、刘问凯、孙家崎等专家。他们担任教学，使工商学院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都有显著提高，工商学院毕业生受到社会好评。加之，学校设备较完善，图书资料较充实，这在当时很具吸引力。

3.抗战期间，欧洲的捐款和经费来源断绝，教会打算停办学校，裁减教职员，遭到师生的反对。当时由校友会发起募捐，以渡难关。1943年改组学校董事会，约请社会人士龚仙洲、徐世章等分别担任董事长和董事，董事会还议决增设女子文学院，招收女生入学，这也是大学部学生增加的原因。

4.耶稣会有办学经验，学校有科学的管理制度，教职员讲求工作效率，对学生要求严格，在社会上声誉日增。

工商学院在教学和管理制度上很有特点，主要表现在：

1.建校初期，学校采用法国的教育制度，工商两科学制均为四年，课程一律必修，无选修课。除期中、期末和毕业大考外，平时有星期考，每周考一门课，每天有作业。评分采20分制。毕业论文和设计答辩较严格，除本校教师外，还请校外专家参加提问和评定成绩。

2.教师由三部分人组成。耶稣会传教士一般都能讲一门以上基础课和专业课，为专职教师；专业课多由工商企业从事实务的外籍工程师、会计师、律师等兼任；中文和部分专业课由中国教师担任。最初主要用法语讲课，1927年后逐渐改用英语，英美籍教师有所增加。1933年立案后，华人专任和兼职教师人数超过外籍教师，并聘请校外专家来讲课。1937年前，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何廉、方显庭、吴大业、丁佶等教授等都曾来校作过学术报告。

3.课程设置偏重实用的基础知识和应用科学。培养目标较明确，学工的要会设计施工，学商的要能从事国外贸易，通晓企业管理。工科课程有物理、数学、力学、测量、钢筋混凝土学、土石工程、桥梁铁路设计等；商科有数学、化学、经济地理、国际贸易、商业学、会计学、财政学、银行学、保险学等。实验设备较完备，工科有机械、材料试验室及金工厂、土工厂；商科有商品检验室、商品陈列室、外贸实习室等。学生知识面宽，毕业后对实际工作适应性强。

4.管理机构人员十分精简。院长1人，院务长和教务主任各1人。工商两科各设1名主任，由专任教师（为法国传教士）担任。他们讲课时数不少于专职教师，并负责教学行政，兼作教研工作。此外，全校仅1名秘书，1名庶务，2名图书管理员和十几名工人。当时专职和兼职教师都自己编写讲义、讲课、监考、批改作业。传教士由教会供食宿，不给薪金。兼职教师按授课时数付酬。暑假前发聘书，教师接不到聘书即为解聘，这对保证教学质量有一定作用。

三、解放前后的津沽大学

抗日战争胜利后，北洋大学、南开大学等校相继复校，工商学院要跻列于大学之林，1945年又申请改为大学。工学院增设了机械工程系，商学院增设企业管理系，文学院则设家政、史地、外语三系。具备了三院九系体制，1948年10月4日获得批准，改称津沽大学。先后两次立案历尽周折，校董和行政人员多方奔走，都拖延数年，可见国民党政府官僚积习之深。

津沽大学建立后，学校有不少变化，主要在以下几方面；

1.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推行美国的教育制度，学校原法国的制度有所改变。如学生成绩采用百分制，增设了选修课。专任教师有所增加，还聘请了一些外校教师来兼课，如南开大学财经学院院长袁贤能、外文系主任司徒月兰和孟志荪、高殿森、颜毓蘅等教授。

2.传教士在教职员中的比重有所减少。建校初期，教职员中绝大部分为中外传教士或天主教徒。1938年全校教职员40人，一半为传教士或教徒。1948年改为大学后，教职员近100人，绝大部分为中国人，外国人不足10人，传教士、教徒仅十余人。(www.xing528.com)

3.宗教影响有所削弱。教会学校任用教职员、招生都优先照顾教徒。但传教士教师除少数专家外多无真才实学，学生中的教徒也多依仗神甫的恩宠，学习上无作为，不为同学们敬重。而教会又依靠他们统制师生，这就使宗教影响力下降。教徒人数在师生中的比重逐渐减少。1925年全校学生95名，其中教徒33名，占1/3；此后教徒人数日益减少，1948年学生879名，其中教徒86名，仅占学生总数1/10强。

4.进步的政治影响有所增强。早在“一二·九”运动时期，姚依林同志在工商学院曾以借读学生的身份为掩护，在津开展革命活动。当时教会不准学生参加政治活动，故此革命影响较小。抗日战争期间，学生曾于1938年成立难民收容所，焚烧日军存棉仓库；1939年救济水灾；1940年募捐办学，但这些进步学生运动都遭到日军的镇压。1944年，日军当局派日本人到校监视进步学生。抗战胜利后，王金鼎同志以学校历史系讲师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组织学生参加了1947年5月19日的反内战、反饥饿游行活动，迎接了天津的解放。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学校董事会改组，由李烛尘任董事长，孙冰如等任董事。原院长刘迺仁已于1月8日辞职，3月潜逃离津。在党的领导下，全校师生开展了反帝爱国运动，向反对共产党的传教士卜相贤等为代表的教会势力进行了斗争。同时在教徒中开展了“三自革新”运动。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在师生的要求下，成立了校政改革委员会、工会、学生会和中共党支部。全校师生在党的领导下，收回教育主权，自力更生，决心把津沽大学办成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

新生的津沽大学确定了如下办学方针：

1.坚决执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文教政策，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影响，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及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培养、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2.贯彻业务技术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原则，密切结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实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培养具有高度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程及财经建设人才。

3.加强体育卫生工作，改进膳食管理，活跃课余文体活动，不断增强师生体质。

4.改进教学，精简课程，建立新的规章制度，调整机构，加强行政领导，树立新的教学态度、工作态度和学习态度。

5.深入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制订和执行爱国公约。

学校按照上述方针，建立了新的教学秩序，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1950年学生人数超过1000名，教师120人，职员30余人。1951年镇反运动中，举办了教会利用宗教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的展览，政府依法处理了反动传教士头目，在爱国主义旗帜下，领导与群众、教师与学生、教徒与非教徒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

1953年进行了全国规模的院系调整，津沽大学工学院转入天津大学；商学院转入南开大学；文学院留在原址改为天津师范学院。从此，津沽大学宣告完成了历史任务。

四、津沽大学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回顾津沽大学的历史，对我们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改进与完善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的价值。

1.学校要有科学的教育和严格的管理制度。学校的学制、科系体制、课程设置都要适合社会的需要。天津是华北经济中心，需要大量的工程师、会计师和企业管理人才，津沽大学为培养这些人才，建立了较科学的教育制度，课程设置讲求实效，同时执行严格的考试制度和学习纪律。入学、毕业和平时考试不循私情。教师迟到、早退、教学不负责任，要受到批评、扣薪以至解聘的处分。学生不遵守纪律或成绩不及格，要受到警告、留级以至开除处分。

2.尊重教师，发挥教师的作用。要办好大学必须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津沽大学虽然是一个教会学校，但随着学校的发展教师中的教徒人数相对减少，非教徒的教师人数相对增加，这是由于事实教育了教会，唯有尊重教师，任用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学校的发展。如果囿于门户之见，任人唯亲，不问教学质量，毕业生不为社会欢迎，学校必将被淘汰。

3.精兵简政，讲求工作效率。津沽大学从创办起，教职工人数就不多，许多教师兼作行政工作。1937年后，学生增多，教职工仍未增加，而是每人增加了工作量。直到1948年学生已达800多，教职工仍不足100人。改为津沽大学后，规模大了，机构有所增加，学生超过1000名，教职员工人数还不到学生人数的20%，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津沽大学解散。1953年，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在天津作报告时，还提到津沽大学教职工在与全国的大学比是最精简的，建议各大学参照研究管理学校的方法。

津沽大学毕竟是一所教会学校，教会对教职工是雇佣关系，教师为了养家餬口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听命于教会和外国传教士。解放后，我亲眼看到觉悟了的师生，为了办好社会主义学校，废寝忘食，日夜奋斗在教学与学习岗位上的动人情景，深深体会到解放了的师生，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高等教育对国家建设、经济发展，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津沽大学的校训是“实事求是”，在它30年的历史中还是实践了这个校训的，因此办学取得较好的成就。我们今天所需要的还是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也是我们应当坚持的重要经验。

【注释】

[1]引自1887年法国耶稣会巴黎会长彭尔瓦神甫给献县耶稣会长鄂尔璧神甫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