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医预科与朱宪彝教授

吴大任

天津医学院创办人、前院长朱宪彝教授是医学专家，又是医学教育专家。作为医学教育家，他既要培养临床医生，同时还特别强调要培养医学工作者。其所以如此，自然是因为人们对后者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南开大学为天津医学院开办医预科先后两次：一次在医学院成立之初的1952年，一次是1980年。第一次只是为医学院四年制（后改五年制）学生开设基础课，第二次则是为医学院办八年制教育提供条件，主要是使学生可以打好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是为培养高水平的医学科学工作者服务的。本文将就记忆所及，对第二次医预科创办经过和情况作简单叙述。

1980年冬，我去参加天津市委召开的一个会议。开会之前，朱宪彝教授向我谈了他准备在医学院创办八年制医学教育的计划。他说：“现行的五年制医学教育，培养临床医生有余，培养医学科学工作者则不足，而我们医学科学工作者奇缺，必须立即着手培养。”他认为：一个医学科学工作者必须有坚实的现代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和素养，而医学院则不具备开设这些课程的条件，必须借助综合大学的力量合作培养。他希望南开大学能为医学院开设三年制的医预科，作为八年制的医学教育的组成部分。他告诉我，中国医科大学和北京大学已实行了类似的合作。他还说：“我愿意把天津医学院放在南开大学，作为大学的一个学院。”这些话使我钦佩他为中国医学事业而献身的无限忠诚，又为他的高尚风格所感动。当即表示无保留地接受办三年制医预科的任务。

这天会上，原定有我一个发言。我临时改变了主意，谈了朱宪彝教授办八年制医科的意见，以及医学院和南开大学设立三年制医预科的协议。我借题发挥，谈到院系调整以后，理工分了家，综合大学只保留基础学科的专业，同时成立了许多专科学院。例如南开大学财经方面的专业，只留下一个政治经济学，其他的部门经济专业都调到天津财经学院去了。这样做，似乎是加强了基础学科专业，实际上是把理论和实际人为地割裂了，对于综合大学和专科院校都不利。我建议天津市把高等院校组成一个联合大学；一时不容易实现，可以设立一个机构，其任务是使得各学校的分工更为合理，协调各学校的教学科研和师资培养工作，并组织协作与交流，这样可以形成我市高等教育的一个特色。当时市委书记陈伟达同志立即表示赞赏。后来我了解到，朱宪彝教授曾经主张把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医学院合并，使医科学生能够掌握现代的基础知识和技术。他也有过办天津联合大学的建议。朱宪彝教授对于医预科的要求是很高的。他认为，我们培养的医学科学工作者对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根据现代医学发展的形势，八年制学生除了打下扎实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外，还要学好外语、计算机技术和心理学等等。他特别强调，要学好实验技术，尤其是生物和化学方面的实验技术。医预科的教学计划是他亲自指导拟定的。

就在这年夏天，医预科第一次招收新生，报名考生很踊跃，录取20人，成绩很高。开学后约一个月，朱宪彝教授就到南开大学来和医预科新生见面。他先让学生各自谈自己的看法、愿望和要求，然后他讲话。内容很丰富，我现在只记得，他除了说明八年制医学专业各阶段的计划和要求外，特别强调学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学医是很艰苦的，当医生要有为事业献身的精神，例如，在学八年不能搞恋爱，做实习大夫、住院大夫期间，没有时间搞恋爱；即使结了婚，住院医师也不能回家。在家的医生，不管是三更半夜，有必要就得起来到现场。他还提到，自己的婚姻是家庭安排的，老伴全心全意主持家务，所以他不论是学医的时候，还是当大夫的时候，都没有后顾之忧，行动不受家庭条件限制。现在青年多半是双职工，要分担家务，又要严格遵守学生和医生的纪律，所以必须有克服这一切困难的决心，才能学好并且当好医生。讲话时，他没有宣扬学医的美好前景，而是如实地告诉学生，要准备面对困难，克服困难。这段话也体现了他本人为医学事业不辞劳苦的崇高思想境界。所以我至今犹有深刻印象。

那以后，每年医预科招生20人，新生到校后，他都要来向他们讲话。他十分关心这些学生的质量。他们从医预科转入医学院学习表现如何呢？朱宪彝教授认为有三个优点：外文好，眼界宽，起点高。他也发现他们有两方面的缺点：高傲自满，遵守纪律差。这反映了南开大学教育不足之处，没能继续按照朱宪彝教授对新生教育的精神，严格要求学生。(www.xing528.com)

现在天津医学院已有四届八年制医科毕业生，他们在工作岗位上，表现基本上符合朱宪彝教授的设想。

不过，1984年朱宪彝教授去世后不久，一些人对八年制医学教育表示怀疑。市里一位医学专家就此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应该坚持办下去。这在新中国是新鲜事物，是一种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并且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有困难应该克服，可以少招几个学生，但必须保持高质量。后来我了解到一种反对意见是由于学生基础好，少数教师感到难教；另一种反对意见则由于有些学生抱怨学制太长。我认为这两种意见都站不住脚，都可以归结为“短期行为”。学生基础强是好事，不能要求教师样样都比学生强，医预科是新事物，有其特殊性，教师在某些方面不如学生是历史的必然。其实这也有普遍性，一代胜似一代是客观规律，何况在科学发展极为迅速的今天。教师教学生，同时又向学生学习，这也就是“教学相长”；好教师应当欢迎并鼓励学生超过自己。不这样科学文化就谈不上向前发展。所以学生强，即使“不好教”，却是值得人们，包括教师在内，额手称庆的好事。至于学生嫌学制长，那也好说，本来科学高峰只有不畏艰苦的人才能攀登，如果缺乏这种毅力，就不要报考八年制医学专业，朱宪彝教授对医预科学生的讲话，就暗示了这一点。这类专业，人数不必多，但要精；精，则一个胜十个、百个、千个。当然适当提高八年制毕业生的待遇，也是必要的。

随着时间推移，有一些大学也象北大、南开那样，为医科院校办起了医预科。1988年，国家教委决定，除北京大学的医预科仍为三年外，其余医预科，包括南开大学的，一律定为二年。继天津医学院之后，哈尔滨医科大学和北京中医学院也委托南开大学为他们办二年制的医预科。这三个学校都对医预科的课程设置和内容有其特殊要求。令人高兴的是，朱宪彝教授培养医学科学工作者的设想毕竟已为更多的人所接受。毫无疑向，中国医学教育必将继续提高和发展，朱宪彝教授的愿望必能实现。

我和朱宪彝教授不同行，但解放后几十年还是有不少接触，深敬其为人。这里附带记一件事。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市里组织学习，我和朱宪彝教授同在一个小组。他带去一大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文件，发言时无论是批评建议还是提问题，都随时引用，做到有根有据有针对性。这种严肃的科学精神和对人民负责的正直风格，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朱宪彝教授为我国的医学科学和医学教育事业名副其实地、不折不扣地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所开创的事业将继续发扬光大，他的奉献精神已树立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楷模，他的道德风范将永远为人们所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