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高等学校接管与改革初期：解放初期的重要文献

王金鼎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解放大军进驻天津城后，成立了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的文教部以黄松龄为部长，负责接管在天津市辖区内的各种文化教育机关。当时，在天津市辖区内共有11所高等学校，都完整地保留在原址。它们是：国立北洋大学、国立南开大学、国立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河北工学院、河北医学院、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河北水产专科学校；还有私立的津沽大学、达仁学院和育德学院。

天津解放时这11所高等学校之所以能够全部完整地保留下来，并由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顺利接管，原因之一是：国民党政府政治上腐败黑暗，祸国殃民，造成人心丧尽。尤其在教育界，就连长期对国民党政府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到解放战争后期，也丢掉了幻想而倾向讲民主、真救国的共产党了。比如，当时的河北工学院院长路荫柽，是国民党河北省和天津市党部的委员、河北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第一战区招训分会副主席，还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洛阳交通总站主任，在国民党有一定地位。但是，1948年10月，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策划天津区域内的高等学校南迁上海时，路荫柽私下向他的同学也是同事，曾任河北工学院事务课主任的高绍亭说：“我哪里也不去，共产党来了，我宁愿蹲监狱，那是我罪有应得。”可见国民党政府确是人心丧尽，不可救药了。至于思想较开明的知识分子，那就更不用说了。比如，北洋大学教务长刘锡瑛教授，在1948年末，与进步师生一起参加了反南迁和护校活动，当他的好友、北洋大学工学院院长李书田把飞港机票送到他家中时对他说：“咱们先去香港，看看事态的发展，然后再考虑去美国，我在美国的亲友，定能相助的。”刘锡瑛却不顾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的面子，直言不讳地对李书田说：“我与共产党既不亲近，也无仇恨，共产党来了，我仍然要在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上办教育，哪里也不想去。”李书田无可奈何地怏怏告辞而去。刘锡瑛是1924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学位的教授，对美国不可谓不熟悉，但是，他爱国，爱“北洋”，也相信共产党，所以，他坚决地留在了天津。至于张伯苓1948年出任南京政府考试院院长后，看透了国民党无官不贪的腐败现象，因而避居重庆，并拒绝蒋介石父子的三次赴台邀请而留在大陆，对稳定南开大学师生的情绪起了很大的作用。

之二是：中共天津地下党组织积极而有成效的工作。解放前，天津的高等学校中普遍建有中共地下组织。中共华北局根据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平津战役即将展开的形势，决定将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党委和北方局党委分别领导的党的地下组织合并，成立中共天津工委学校委员会，实行统一领导，并在进步师生中发展党员。同时，领导“民主青年同盟”把进步青年学生团结在党的周围，在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的同时，开展护校反南迁斗争。比如，北洋大学航空系主任张国藩教授，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和保护下，积极协助北洋大学校长张含英，挫败了国民党特务策划的胁迫北洋大学南迁的阴谋。津沽大学校长刘迺仁，在中共地下党员的教育下，取消了津沽大学南迁的计划，公开表示将津沽大学留在天津。刘迺仁本人，在解放后不久即秘密去了香港。由于中共天津工委学校委员会正确地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下，积极而卓有成效地团结进步师生，同国民党特务进行坚决的斗争，从而使在天津的11所高等学校全部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天津解放后的第二天，即1949年1月16日，军管会文教部即派林子明等36人组成的工作队去接管天津市教育局，并出安民告示以稳定民心。旋即按照“维持现状，立即开学，稳步改造”的方针和“公立学校接收，私立学校扶持”的原则，先后接收了国立和省立的八所高等学校，对于私立的三所高等学校，也派干部到校指导工作。各高等学校的师生员工兴高采烈地迎来了新曙光，局势稳定，秩序井然。为了解决部分大中学校师生食粮的困难，军管会干1月21日至26日，调拨米面395,000斤、旧人民币950万元，救济法商学院、河北工学院、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和部分中学的师生。为了迅速建立起学校工作的新秩序，1月19日，军管会文教部通知公私立各高等学校负责人，于1月21日前携带师生员工花名册和财产清册到文教部报到，登记备案。着手整顿恢复和健全高等学校的组织机构：

1.北洋大学：校长张含英调往华北人民政府工作，后任水利部副部长。5月25日设立校务委员会，由原教务长刘锡瑛教授任主席，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有：刘锡瑛、张国藩、刘之祥、魏寿昆、陈荩民。

2.南开大学：因校长张伯苓居留重庆未归，代理校长何廉教授尚在美国讲学未归，由原教务长、元素有机化学家杨石先教授代行校长职务。5月25日成立了以杨石先、吴大任、黄钰生、邱宗岳、张克忠、冯文潜、袁贤能为常务委员的校务委员会，杨石先为校务委员会主席，统理全校工作。

3.国立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1949年暑假后与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合并，8月1日改称河北师范学院，齐璧亭继任院长。

4.河北工学院：院长路荫柽于1949年3月23日向军管会文教部主任黄松龄提出辞职申请，获准。由文教部指定原水利工程系主任赵玉振（即赵今声，1952年后用赵今声名。）教授为代理院长，同年7月任命为院长。

5.河北省立法商学院：1949年3月18日接到军管会文教部通知，撤销法商学院建制；原校址改作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分校。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长黄火青为校长；副校长毛铎，主持校务。原法商学院学生有85人愿转入南开大学政治系、经济系、工商管理系、会计统计系和货币银行系插班就读，其余部分安排就业，教职员工均可转入新成立的行政干部学校学习后，安排适当工作。

6.河北省立医学院：于1950年初全院迁回保定市（当时河北省省会）。原校址由天津人民政府创建起市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天津医学院，委托南开大学为医学院开办预科班，并于1951年首次招生授课。院长是著名内分泌专家朱宪彝教授。

7.河北省立水产专科学校：原校未动，仍由张元第担任校长。

8.私立津沽大学：天津市军管会派驻该校的干部，主要是限制教会对教育工作和学生活动的干涉。至1951年1月6日，津沽大学的师生自动成立校政改革委员会，要求将不执行新中国教育政策的法国人副校长卜相贤撤职。以著名实业家李烛尘为代表的津沽大学董事会，根据广大师生的要求，决定撤销卜相贤等人的职务，任中国神甫王峻德为校长，同时决定聘请该校商学院会计财政系主任李宝震出任副校长，并聘请文教部干部王金鼎为教务长，1月10日，李、王二位到任。同年9月5日，根据津沽大学董事会的请求，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决定接办津沽大学，同时，将私立达仁学院并入，改称国立津沽大学。张国藩任校长。

9.育德学院：因其主办人、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陈仙洲已逃离天津，学院无人主持，且该院并无固定校产，等于自动解散，不过，对于原登记在册的学生，人民政府均予以承认，并安排他们就业或转学，使之各得其所。

上述高等院校，在军管会和市政府正确接管和积极安排下，于1949年2月陆续正常开学授课。1949年4月5日，在天津市各界代表大会上天津市市长黄敬做报告时曾谈到文教工作的情况，大意说：在接管初期，我们的政策是“暂维旧制，迅速复课”。先废除教学中的反动课程如“党义”等和旧的训导制；帮助教职员进行思想改造与政策学习；强调学好文化科学知识。对私立学校，我们的政策是奖励与扶持，但不准有反革命宣传活动。1月中解放，2月初各学校已大体复课。同时，对教职员和学生发薪或救济。在接管、复课告一段落时，逐步进行一些整理，加强思想教育。学校很快地建立了正常秩序，使广大师生得以安心地工作和学习。黄敬市长的报告，受到各界代表的一致拥护。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的高等学校又发生了变化，但属于“微调”。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天津市人民政府遵照“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宗旨，对原有高等学校逐步进行了调整和新的组合。

1949年11月1日，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成立。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将华北大学和南京国立音乐学院、燕京大学音乐系合并，在天津河东十一经路筹建新校舍，定名中央音乐学院，设有：钢琴、管弦乐、声乐和作曲等四个系；并附设研究部和音乐工作团。音乐界知名人士吕骥、李焕之、李元庆、江定仙、易开基等都参加了筹备工作。院长是著名小提琴演奏家马思聪，副院长是缪天瑞。中央音乐学院于1958年迁址北京；留下部分师生和设备，原址改为河北音乐学院，1959年改名天津音乐学院。

1950年4月26日，中国矿业学院在天津举行开学典礼，校址在开滦大楼（现为市委大楼）。该院隶属于中央燃料工业部。它是由北洋大学地质系探矿专业为基础的中国矿业学院筹备组与河南焦作工学院合并而成的，设有：采矿系、冶金系、地质系、矿机系和土木系等。由陈郁兼任院长，吴子牧任副院长，主持校务。不久，该院便迁址北京。

1950年5月6日，天津教师业余学校开学，同年5月31日开课。它是由天津市教育局和教育工会联合主办的。南开大学教务长吴大任为院长，杨贵慎为副院长，南开大学教授陈舜礼为教务长。教授、讲师68人，多是从南开大学、津沽大学和河北师范学院聘任的。校址暂设于南开大学东院。

至此，天津行政区域内的高等学校共有9所。

1951年3月，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教育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决定以国立北洋大学和河北工学院的合并，作为改革旧教育而进行的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的试点。特派二司司长张宗麟来天津，会同天津市委文教部部长黄松龄邀集北洋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刘锡瑛、教务长张国藩、教授潘承孝，河北工学院院长赵玉振、教务主任李鉴波等，商讨北洋大学和河北工学院合并的问题。与会人经过讨论，认为张宗麟司长代表中央教育部所阐述的意见：旧的高等教育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不适合新中国政治的需要；教育组织、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不适应新中国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所以旧教育必须进行彻底改造。这些都是正确的，一致拥护。与会人都表示要积极做好并校的准备工作。

同年4月18日，中央教育部在北京教育部第三会议室召开了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并校问题座谈会，与会人有：北洋大学的校务委员会主席刘锡瑛、教务长张国藩、秘书长刘云祥、工会主席徐庆春、学生会代表牛艳青、中共党支部负责人雷程远；河北工学院的院长赵玉振、教务主任李鉴波、总务主任陈行健、工会代表张兆麟、学生会代表赵正修、中共党支部书记魏文如。座谈会的内容，与张宗麟司长在天津约集两校负责人时所讨论的问题大致相同。另外，要求与会的两校代表回校后，分头向师生员工解释清楚：并校工作是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院系调整工作的试点环节，要澄清不正确的思想认识，要创造经验，总结经验，以保证全盘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代表们的态度是积极的。

旋即在天津成立了并校筹备委员会，成员有：教育部二司副司长周钟岐和二司一处处长傅克、中共天津市委学支科聂璧初、天津军管会文教部王金鼎和两校参加教育部座谈会的12名代表，以及北洋大学校务委员潘承孝教授，共17人。筹委会下设：编制委员会，成员有刘锡瑛等5人，刘锡瑛为召集人；计划委员会，成员有张国藩、李鉴波等5人，张、李为召集人；调配委员会，成员有赵玉振等5人，赵玉振为召集人；校产清理委员会，成员有刘云祥、陈行健等5人，刘、陈为召集人。(www.xing528.com)

并校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一个半月的时间便基本完成了任务。1951年6月2日，中央教育部长马叙伦便签署了“高三学第533号”文件，大意是：“关于国立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两校合并问题，业经我部决定，希即遵照执行。国立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合并，自1951年8月1日起正式成立新校，初步意见拟定名为天津大学，已呈请中共中央文教委员会批准”。于是，确定原北洋大学西沽校址为天津大学校部，原河北工学院元纬路址为天津大学分校。天津大学成立后，任命刘锡瑛为校务委员会主任，赵玉振为副主任兼秘书长，潘承孝任副主任兼教务长，李鉴波任副教务长。校部与分校的财务集中管理，而校部和分校均设有庶务部门。并校后，原北洋大学设有的二院十二系和原河北工学院设有的五个系，相同的系合并，不同的系均保留。原河北工学院附设的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独立办学，归天津市人民政府领导。

并校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但在合并后新校校名问题上曾一度有比较激烈的争议。北洋大学方面的诸多师生与校友，主张合并后的新校仍名国立北洋大学。其理由，综合起来说；创建于1895年的北洋大学，到1951年已有56年的历史了，而且是中国近代的第一所高等学府，它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师资阵容强，教学水平高，在国内外知名度很高。从晚清光绪年间起，它的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各个名牌大学的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而且不用经过考试。几十年来，“北洋人”中的专家学者蜚声国内外的不下数十人。同时，它有着光荣的爱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传统，“五·四”运动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家张太雷就是从“北洋”走上革命道路的。其后，“五卅”、“一二·九”、抗日战争以至解放战争，各个历史时期都留下“北洋人”值得骄傲的史迹。因此，“北洋人”爱“北洋”的情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河北工学院方面，校友们，尤其是那些老一些的教职员工，他们作为“冀工人”，爱河北工学院的心情也是强烈的。创建于1903年的河北工学院，历史也相当悠久，它同样有着爱国、反帝反封建的光荣的革命传统。“五四”运动在天津，响应最早、行动最快的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天津学联第一任会长是这个学校的谌志笃；周翔宇（即周恩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谌志笃亲自请来的；谌志笃与周翔宇等共同发起组织《觉悟社》；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营救周翔宇等24人出狱的，最后只有谌志笃、邓文淑（即邓颖超）等几个人。周翔宇出狱后赴欧洲勤工俭学，只有谌志笃亲自陪送到汉口后洒泪赠诗依依惜别。被中共领袖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李达等誉为“劳动阶级的先驱”的中国第一个纯正的工人团体“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是“五四”时期从这个学校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是1924年3月12日在这个学校的学生餐厅成立的，在地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团员的数额中，这个学校均占1/5。是年4月，中共天津地委成立时，这个学校已有4名党员和一名地委委员；他们在“五卅运动”中，都站在前列，被北洋军阀李景林通缉的“学联二杨”之一的杨凤楼，就是这个学校的党团支部书记。在抗日战争中，河北工学院的师生，非但置日寇限期复课的三次“勒令”于不顾，而且，同仇敌忾，组成以教授杨十三、洪麟阁为首的“河北工学院游击队”，在中共冀热边特委的领导下，参加了冀东武装大暴动，立下了赫赫战功；当杨十三、洪麟阁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时候，朱、彭总司令、左权参谋长为其主持追悼会，毛主席亲书挽联：“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对我辈特增担荷；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于先生犹见典型”，表示哀悼。朱总司令致悼词中有：“渤海毓雄，民族之杰；蔼蔼风仪，异质挺特；冀东义起，倭奴气慑；瞻彼真容，彪炳日月”。类此，“冀工人”均引为自豪。另外，自进入30年代以来，在著名职业教育家魏元光（字明初）主持下，师生们卧薪尝胆、惨淡经营，把一个屡经战乱、破败不堪的地方性院校，建设成国内知名的高等工业学校，摘掉了自嘲为“三等公民”（20年代，天津学界流传过：法政老爷——毕业生多做官；南开少爷——富家子弟居多；高工苦役——中下层子弟居多，而且实习时要和工人一样干体力活）帽子，在校内建起了“全国唯一，东亚独步”的“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纺织、机械、化工等实验实习设备，在国内堪称一流；师资阵容也比较强，如：姚南枝（文林）、王董豪（翰震）、马沣（芑汀）、潘承梁（器栋）、田鸿宾（鹿鸣）、董杏邨（如奉）、韩炯（举贤）、麻沃畲（梃生）、王蕴三（冠英）、张杰民（石豪）、肖仲澜（连波）、胡光焘（季纯）、齐汝璜（韻仓）、刘树勋（景异）、笡远纶（经甫）、何君超、刘遵宪、邝兆祁、李鉴波、赵玉振（今声）等，都是当时知名的专家教授，堪称人才济济。抗战胜利复校后，虽未达到全盛时期的水平，但这些历史，他们也是依依难忘的。再者，与“北洋”合并，“失掉”了“冀工”，他们已是忍痛割爱了，如果合并后的新校仍名“北洋大学”，成为事实上被大鱼吃掉的小鱼，感情上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因此，便提出“对等合并，有利团结”的意见，不同意新校仍名“北洋大学”。另外，并校筹委会的领导同志，也听到有人议论，如果仍称“北洋”，似乎给人以错觉：它与北洋军阀、北洋政府联系起来，带有某种封建色彩是不好的。这个问题，现在看来很滑稽，但是，在刚刚解放了的人们的心目中，北洋军阀、北洋政府的名声实在太臭了，产生这种错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央教育部在听取了并校筹委会和各方面的意见之后，从有利于团结方面考虑，决定新校名为“天津大学”。北洋大学的师生和校友们当听到这一决定时，许多人对“北洋”真是依依不舍，甚至痛哭流涕。并校筹委会常委潘承孝认为，要使这局面稳定下来，使并校工作顺利进行下去，只有在“北洋人”中素孚众望的刘锡瑛出面做工作，可望有成。于是，便以老同事、老朋友的身份，劝请刘锡瑛向“北洋”师生解释。刘锡瑛作为“北洋”早期的学生，他何尝不爱“北洋”，但是，刘锡瑛为人耿直，品德高尚，又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人，他更相信人民政府。经他反复地做解释，终于使“北洋”师生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含泪告别了“北洋”，接受了“天津大学”这个新校名。

作为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试点，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合并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思想障碍，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总结出这些经验，对在全国进行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是大有益处的。

这里加一个插曲：河北工学院自1903年创建以来，一直隶属于直隶省和1929年改称的河北省。天津市在解放前长期是河北省的下辖市，只有在1928至1930年期间改过省级直辖市。由于天津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水陆交通方便，工商发达，河北省省会虽然长期设在保定，可是，它的经济文化中心却在天津，所以，河北省立的六所高等学校，有五所设在天津。1949年7月28日，华北人民政府决定组建河北省行政机关，8月中，河北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同时建立了省教育厅。在天津的河北师范学院、河北医学院、河北水产专科学校（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已于1949年3月18日撤销）均已由省教育厅接管了，而1951年河北工学院与北洋大学合并的事，河北省政府却一字不知，也无人过问此事。直到1957年，中共河北省委文教部负责人张承先在参与制订河北省经济发展规划时问起：记得在解放前，天津有个河北工学院，现在怎么没有这个单位了呢？省教育厅长李继之说：“解放时，河北工学院还在天津，可是，我1951年底来厅工作时就没有这个大学，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省长和省委书记们也不知此事。当张承先请秘书向天津市政府询问此事时，回答说：“1951年已与北洋大学合并成为天津大学了。当时，天津市文教委员会主任黄松龄曾亲自同设在保定的河北省政府负责人通过电话征求意见，接话人回答：‘省政府没有意见。’这是有记录可查的。”那么是谁接的电话呢？查来查去，原来当时值班负责人是省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这位副部长说：“是有这回事，事后忘记向省委领导汇报了。”既成事实，无可挽回。偌大的一个省，竟没有一所省属的工科大学，于发展经济实在不利。因此，张承先便向省委省政府提出恢复河北工学院的问题。这就是河北省于1958年4月要求天津大学协助恢复河北工学院的起因。

国立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并校成功，达到了试点的目的。事后，由天津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赵玉振写出工作总结，报告中央教育部，其经验部分，刊登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试点工作的经验说明，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旧教育进行根本的改革，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1951年11月3日至9日，中央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教育部二司司长张宗麟报告指出：全国共有工学院42所，大学设有工程系科目6所，工业专科学校17所；共设42种系和44种专科、专修科；专职教师3570人，在校学生42000人。存在的严重缺点是：地区分布不合理；师资及设备使用不经济；系科庞杂，教学不切实际；培养的人才不够专精；学生的数量更是远不能适应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因此，高等工业学校的院系设置与分工，必须有计划地适当地调整。与会的77名高等院校的负责人，经过认真讨论，协商拟定了一个“全国主要工学院调整方案草案”，由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于1951年11月30日报告给政务院第113次政务会议，立即得到批准。

天津市政府遵照政务院批准的《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的要求，责成市政府文教委员会具体执行，于1952年3月底组成天津市高等学校调整委员会”（以下简称调委会），黄松龄为主任，副主任有杨石先、张国藩，委员会有刘锡瑛、潘承孝、赵今声等。调委会下设办公室，主任潘承孝，副主任王金鼎；基建组组长赵金声；人事组组长李万华。

具体实施的调整方案是：

1.撤销津沽大学。将津沽大学的工学院并入天津大学；商学院并入南开大学；文学院与天津教师进修学院合并，在津沽大学马场道原址组建成立天津师范学院，隶属于天津市人民政府领导。天津师范学院设有：中文、数理、史地、生化、政治、俄文等六个系，修业年限为四年。此外，还设立了速成部，修业年限为一年，对初级中学教师进行短期培训，以适应天津市发展中等教育的师资需要。速成部设有：数理、史地、中文、俄文、政治、生化、体育等七个系科。同时，还附设业余进修部，吸收本市在职中学教师及准备培养成为中学教师的小学教师，进行业余进修，以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另外，在原天津教师业余学院校址，筹建了天津市初等教师业余进修学院，吸收在职的小学教师进行业余学习。天津师范学院由中共天津市委文教部部长梁寒冰兼任院长，温宗祺任副院长，主持校务工作。

2.南开大学。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将其重点建设成为综合性大学，规定其主要任务是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和为中等学校、高等学校培养师资。将其工学院调给天津大学，并将津沽大学商学院和天津大学理学院并入后，其系科设置确定为：中国语文、外国语文、历史、化学、物理、数学、生理化学、政治经济学、财政、金融、贸易、企业管理、会计、统计等14个系，学制均为五年。另外，还设有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为了加强这所国家重点综合性大学的师资力量，又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沪江大学等校调来郑天挺、李何林、雷海宗、朱维之等著名教授。调整后的南开大学，由杨石先任校长，王金鼎任中共南开大学总支部委员会书记。

3.天津大学。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确定它为国家重点多科性工科大学。除南开大学工学院和津沽大学工学院调入外。又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唐山铁路学院的化工系及唐山铁路学院、北京铁路学院的土木建筑系调入。同时，天津大学的理学院调给南开大学；冶金系和采矿系的金属专业调往北京，与唐山铁路学院、西北工学院的冶金机械系合并，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地质系调往北京，与西北大学地质系合并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航空机械系调往北京，与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的航空系合并，成立了北京航空学院；化工系的石油炼制、石油机械、石油勘探专业，调往北京，成立了北京石油学院。调整后的天津大学，由理工结合的综合性大学变为国家重点多科性工科大学。其时设有七系：机械工程系、电力工程系、电讯工程系、土本建筑工程系、水利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和纺织工程系，二十个专业。同时，设立了十个专修科：测量、房建、耐火材料、金工、焊接、陆地水文、水利使用、水利技术建筑、工业用电、长途电话。学制：本科五年，专修科三年。另外还设有化工研究所。专职教师444人，其中教授150人，讲师87人。天津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各种专门高级工程技术人才。校长由天津市市长吴德兼任；第一副校长张国藩，主持校务；第二副校长刘锡瑛主持教务；副校长李曙森主持党务工作；教务长潘承孝；副教务长李鉴波。

4.撤销河北省立水产专科学校。原校教职员工除部分专家教授调往青岛或上海等地外，其余迁往塘沽，建立天津塘沽水产学校（为中等专业学校）。

另外，在天津的河北师范学院，为适应祖国建设的需要，大量培养中等学校师资，决定自1952年起，由原设七个系，增为十一个系，其时有：教育系、中国语文系、历史系、地理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音乐系、美术系和俄文系。另设专修科，有中文、历史、地理、音乐、体育和俄文等6科。

还有中央音乐学院和天津医学院，均属新建，这次调整，原封未动；中国矿业学院于1952年秋迁往北京。

至是，在天津的高等学校尚有6所，计：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中央音乐学院3所属于国立；河北师范学院属省立；天津医学院、天津师范学院属市立。

院系调整过程中，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决定重点建设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投资500多万元新人民币，新建与扩建校舍。根据教育部的决定，新的南开大学仍设于天津八里台原址，扩建校舍3万m2；同时，对教学仪器设备给以充实和更新。天津大学设于天津七里台，与南开大学毗连，校舍面积为8万m2，全部为新建。1952年国庆节前，主要工程完成，包括四座可以容纳800至1000学生上课的课室大楼和实验室、素描室、画廊、水利馆、建筑工程陈列馆、测量仪器室、制革厂、金工厂、木工厂、铸工厂、锻工厂以及男女学生宿舍、教授宿舍、医务室、俱乐部、合作社、托儿所、食堂餐厅等，全部工程只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在施工过程中，津沽大学建筑系和天津大学土木系的四年级学生，以及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津沽大学的60多位教师，在调委会基建组负责人潘承孝、赵今声的带领下，积极地参加了设计与施工，尽量做到精打细算，“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因而节省了不少建筑用费。节约的款项，足可以建筑一座容纳1000学生上课的课室大楼、一座职工俱乐部和一部分职工宿舍。

1952年9月，天津大学便迁入新校舍开学授课。原北洋大学旧址，拨给原在徽州道的天津工业学校使用；原河北工学院附设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独立办学后改为天津土木学校，亦迁入原北洋大学南大楼。在原河北工学院旧址，随之建起了天津石油学校。

天津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至1952年9月底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这次调整，涉及天津十多所名牌大学。有的要撤销，原有人员与设备分散东西，有的骨干院系调出调入，都是“伤筋动骨”的大变动。仅是设备营具的搬迁与安装，就需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同时要新建10多万m2的校舍，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随院系调动而搬迁的师生，从北京、唐山、上海迁入，从天津迁出，更要涉及到妻儿老小、亲朋好友等社会关系，不必多说；而很多的教授、讲师、专家、学者，在原来的大学里工作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那里有他们熟悉的环境和心爱的事业，一旦离开，感情上的眷恋，思想上的顾忌，这些情理之中的阻力是相当大的。可是，这次大调整却出乎意料地顺利，一切都按计划完成了。对此，调委会的领导同志非常感动地说：“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三年，我们的知识分子进步真快！新中国的旧知识分子们的精神太可贵了，太可爱了，实在太可爱了！”可贵之处，是旧知识分子们无限信任人民政府。当讲到为适应祖国建设事业的需要，必须培养更多更好的高级工程技术干部，而要在较短时间内培养出更多更好的技术干部，就必须对旧的教育体制进行彻底改革时，他们认为这是大局，是国家最大的大局，因而很自觉地告别了已经习惯了的旧教育体制，自觉地克服了从旧社会、旧教育中接受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及宗派门户偏见等不良思想的影响，愉快地服从祖国建设事业的需要。对于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必要性，天津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刘锡瑛教授曾以亲身体验这样说：“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的正确领导下，北洋大学和河北工学院已于去年8月实行了并校，得到了初步的改革。在并校前，以1950年来说，‘北洋’和‘冀工’两校共招新生500余人，但当时，不论教学设备和师资两方面，都感到了困难。两校教师们只好互相兼课，往返奔走。虽然只有两小时的课，却要花费半天的时间；下课后，教师回原校，同学们反映得不到授课教师的及时辅导。多费力，教学效率低，效果也不好。并校后的1951年署假，天津大学招进新生800余人，比之1950年提高了62.5%；此外，还接受了增设水利工程专修班的新任务。由此一点来看，以原有的人力物力集中调配使用后，每年就为国家多培养三、四百名技术干部。这就是改革必要性的新确证。”谈到教师们的思想变化，天津大学项任澜教授敞开自己的思想说：“我觉得自己今天的思想已经完全和过去不同了。过去我教二门功课，如果再让我多担任一门，无论如何我是不愿意的。但是今天。我完全愿意服从人民政府的统一调配，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岗位上去，尽最大的努力，为人民的教育事业服务。”作为进步的知识分子，南开大学化工系教授汪德熙讲得也很坦诚：“解放才两年多，亲眼见到祖国工业建设的辉煌成绩，对祖国的前途愈加乐观了，信心也愈加增强了。虽然前进中间会有很多困难，只要我们的眼光向前看，看到我们国家工业化的前途，困难再多，总是可以克服的。在五亿人口的国家里，个人算得了什么。国家的事，再小也比个人的事大”。联系到1990年夏季，中央电视台放映的“开拓者的足迹”录相中，汪德熙教授报告的五十年代中期调他去搞原子弹时，他二话没说，背起行李就上路，到戈壁沙漠里去创业的事迹，自然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爱国，爱社会主义祖国，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因此可以说，他们不是说空话、唱高调，而是言由衷发、心地坦荡、可敬可爱的知识分子。专家教授们的高风亮节，堪为后来人的模范。他们对社会主义祖国忠贞不渝，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无私奉献，激励着后来人，教育着下一代。

解放初期，旧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人思想进步很快，是与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对知识分子采取正确政策和“三大运动”（思想改造学习运动、抗美援朝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给予知识分子的教育分不开的。当时，全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世界观问题。在学习运动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产生了自觉向前看的思想，并勇于、乐于克服保守思想、狭隘自私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以及本位主义思想和宗派主义思想等。也就是说，思想改造学习运动，是顺利完成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任务的保证。

最后，再加两个插曲：

一是关于赵今声教授的“贪污”错案问题。赵教授在任天津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时，于1951年底主持了天津大学校部（即原北洋大学旧址）建筑化工楼（即今尚在的河北工学院东院的物理实验楼）的工作，种种原因造成该二层楼房的设计欠合理，施工质量也不够好。到1952年4月，赵教授任调委会基建组组长时，适逢开展“三、五反”运动。其时，天津大学的某些人物，无中生有地诬陷是因为赵教授主持该项工程时大量“贪污”造成的。那些编造出来的“贪污”数额，大得出奇，竟超过了该项工程的全部投资额。因此，“打虎队”（对犯法的人叫“老虎”，检查犯法的工作人员叫“打虎队”）便将赵教授给“隔离审查”，一审就是几十天。谎言就是谎言，哪里找得出证据？只得宣布“无罪释放”。可是，赵教授蹲在隔离室里就是不出来，非要求解释被“隔离审查”的原因，追查诬告人不可。弄得“打虎队”负责人束手无策，形成尴尬局面。最后，还是中共天津市委文教部长黄松龄亲自来到隔离室门前，对赵教授诚恳地说：“我叫黄松龄，是来请您出去工作的。赵老！您受委屈了！我黄松龄向您三鞠躬，请您出来一道工作。”听到这位赫赫有名八大名教授之一的黄老教授如此的谦虚真诚，赵教授无论如何再也“蹲”不住了，怨愤俱消，出了隔离室，便去协助潘承孝教授完成天大、南大的新建与扩建任务去了。此插曲可见，当时党的干部与知识分子关系之一斑。

再一是我受“通报批评”的事。院系调整过程中，天津大学新建和南开大学扩建任务完成后，积攒下几万斤板皮、料头等只能当劈柴烧的废木头。卖的话，二分钱一斤也不一定有人要；堆在露天烂掉了又怪可惜的。我当时任调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便决定将其分给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的近千名教职工，每人大约20斤，拿回家去生煤火炉用。20斤，几角钱的事，就不收钱了。同时还觉得，教职员工们为建校迁校出了那么多义务劳动力，许多人又是刚刚搬进新校安家立户，买劈柴也不方便，就算帮助大家解决点实际困难吧，领导干部可没份儿。岂知，这事被市委监察部门知道了，认为这是私分公共财物、违犯纪律的事，并决定给调委会主任黄松龄以通报批评处分。我觉得这是自己出头办的错事，不能让黄主任这些老同志承担责任，便主动找到市委监察部说明，此事应由我自己负责，只能通报批评我。结果，通报批评了我。这“通报”始终留在我的档案里。每念及此事，我非但不悔，反而以此为鉴，终生将“遵纪守法，为政清廉”印在脑海深处。我认为这是我们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应该永远自觉地保持，绝不能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