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包含丰富的思想。呕血十斗，就是呕心沥血，指技巧上的追求。而啮雪一团，如同吞下一团洁白的雪，培养一颗高旷通灵的心灵。
在石涛看来，绘画不能没有技巧，不懂笔墨功夫，如何作画？没有具体的法度，如何成画？技巧的追求固然重要，法度的熟悉无法放弃，但熟悉了法度和技巧，并不一定能成为有成就的画家。如果要成为一个有成就的画家，还必须由技巧的追求上升到精神的养炼，用传统哲学的话说，就是超越技巧，由技而进乎道。因为绘画不是技术，而是艺术，绘画是心灵的外显形式，是“心印”─绘画就是心灵的一面镜子，有什么样的心灵，就会有什么样的绘画。绘画不是靠“学”成的，而是靠“养”成的。养得一片宽快悦适的心灵，以冰雪的心灵─没有尘染的高旷澄明之心─去作画，这样才能画出好画。
日本美学家岩山三郎说：“西方人看重美，中国人则看重品。例如西方人喜欢玫瑰，因为它看起来美，中国人喜欢兰花，并不是因为它们看起来美，而是因为它们是人格的象征，是某种精神的表现。这种看重品的美学思想，是中国精神价值的表现。这样的精神价值是高贵的，在世界上都无与伦比的。”他的观察是有道理的。
中国艺术将人品与艺品联系在一起，艺术是人心灵的外显形式，有一等之人品，方有一等之艺术。传统思想有“比德”的说法。《管子》中就讨论过物可以“比于君子之德”的问题，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就是一种比德的说法。孔子所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也是通过外物来“比德”。老子的“上善若水”，同样也可以视为“比德”。
中国诗歌有“比兴”传统，也可以说是“比德”观念的另外一种体现。如《文心雕龙·比兴》分析《诗经》时说，“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书画艺术中重品的倾向，受到“比德”传统的深刻影响。书画可以培养人的德行修养，书画家必须要有良好的德操，这样才能有好的创造，书画的形式必须以体现人的品格为主要目的。
南宋姜夔论书重风神，他在《续书谱》中说：“风神者，一须人品高，二须师法古，三须纸笔佳，四须险劲，五须高明，六须润泽，七须向背得宜，八须时出新意。则自然长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泽之臞，肥者如贵游之子，劲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如醉仙，端楷如贤士。”他将书家的品格与字的风神直接联系在一起。
书法中重筋骨，一如人品格中重节义。筋骨，是一个生命体得以自立的根本，筋骨一弱，即告瘫痪，就不可能有好的书法。风清骨峻，才是书道通衢。传统书论有骨力、形势两个概念，将骨力放在前，先求骨力，而形势自生。所以，刘熙载说：“书之要，统于骨、气二字。”“字有果敢之力，骨也；有含忍之力，筋也。用骨得骨，故取指实，用筋得筋，故取腕悬。”
书法临池，常常将临颜字当作陶冶性情的进修之道。临颜字，既学书，又学做人。颜真卿孤身前往敌营，临危不惧，以身全节。他的书法有端庄雄伟、气势开张的特点，感动着一代又一代学书人。颜以“筋”胜，“筋”关乎笔法，也关乎精神气质。筋者，有海涵，有韧性，有磅礴的气势，有内在的周旋。拧不弯，捏不碎，撕不开，压不扁，可谓“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燮《竹石》）。米芾说颜真卿《争座位帖》的“杰思”，是其品格的外露，所谓“想其忠义奋发，故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于此书”。
苏轼说：“吾观颜鲁公书，未尝不想见其风采，非独得其为人而已。凛乎若见其诮卢杞而斥希烈，何也？其理与韩非窃斧之说无异。然人之字画工拙之外，盖皆有趣，亦有见其为人邪正之粗云。”在东坡看来，颜真卿书法不但有凛然方正之理，还有超出书法形式之外的趣味，即一种“理趣”。欧阳修曾观颜真卿书法的断碑，评价其书法“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端严尊重，使人畏而爱之，虽其残阙，不忍弃也”。(www.xing528.com)
颜真卿《争座位帖》（局部） 西安碑林
宋代朱长文评颜真卿说：“观《中兴颂》，则闳伟发扬，状其功德之盛；观《家庙碑》，则庄重笃实，见其承家之谨；观《仙坛记》，则秀颖超举，象其志气之妙；观《元次山铭》，则淳涵深厚，见其业履之纯。”今天当你站在《大唐中兴颂》摩崖石刻前欣赏颜字时，还是会涌起一种庄严的情志，这是颜体的独特魅力。
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局部） 西安碑林
绘画领域长期以来更将人品与画品紧密联系在一起。北宋郭若虚说：“窃观自古奇迹，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依仁游艺，探赜钩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南宋邓椿说：“人品既高，虽游戏间而心画形矣。”
正因此，传统书画盛行因人品艺的风气，高德之人的作品多获好评，而修养不好的人即使所作水平不低，也常受贬抑。蔡京的书法很好，但书法史上没有他的地位。董其昌因对赵孟頫的民族气节问题有微词，硬是将他从“元四家”位子上拉下来。所以学书画者，第一先讲人品。
当然，将人品与画品、书品直接叠合的观念，也有其片面性。王铎（字觉斯）的书法有很高水平，但他在明亡时的表现为人诟病，影响了人们对他书法的评价。清代吴德璇说：“王觉斯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而废之！”他认为因人废字的做法，还是缺乏说服力的。
苏轼也认为，艺品与人品虽有联系，但不能简单将其等同起来。他说：“观其书，有以得其为人，则君子小人必见于书。是殆不然！以貌取人，且犹不可，而况书乎！”他认为，“人之字画，工拙之外，盖皆有趣，亦有以见其为人邪正之粗云”。艺术的确可以透出人的品格，但只能略见其“粗”，艺术有其自身的规定性─“趣”，不能简单将二者画等号。这是比较客观的看法。
明代吴门画派领袖文徵明说：“人品不高，用墨无法。”这里所说的“品”，不能全以道德功课去领会，石涛的“啮雪一团”，也不全是品德修养的功夫，它包括领悟力、洞察力等，超越知识的系缚，涵泳心灵的气象和格局，才能更好地去利用技巧、控制技巧，将形式创造与心灵的活络融为一体，心手双畅，才能自臻高致。明代李日华说：“必须胸中廓然无一物，然后烟云秀色与天地生生之气自然凑泊，笔下幻出奇诡。”说的正是此一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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