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韵不可学：技巧与生命体验的艺术之美

中国艺术重视气韵，南朝谢赫“六法”中第一法就是“气韵生动”。它本来是一个规范人物画形式的概念，唐宋以来扩展到整个艺术领域，并融入气化哲学的内涵，使其由生动传神的要求发展为表现宇宙生机、个体生命的核心命题。如明代汪砢玉说：“所谓气韵者，乃天地间之英华也。”气韵生动第一，被认为是中国艺术的根本大法。

气韵如何获得？北宋以来出现一种观念，认为气韵不可学。北宋艺术理论家郭若虚说：“六法精论，万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笔’以下五者可学，如其气韵，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复不可以岁月到，默契神会，不知然而然也。”六法中，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和传移模写属于技巧方面，可以通过学习而达到，而气韵不可学。

明代李日华说：“绘画必以微茫惨澹为妙境，非性灵澄彻者，未易证入。所谓气韵在于生知，正在此虚澹中所含意多耳。”晚明董其昌说：“画史云：‘若其气韵，必在生知。’可为笃论矣。”并将其与他所提倡的绘画“南北宗”理论联系在一起，认为，“画有六法，若其气韵。必在生知，转工转远”。在他看来，气韵不是通过知识的累积就可以达到的，必须“一超直入如来地”─通过妙悟方能达到。他的观点与郭若虚“默契神会”的观点是一致的。

传统艺术哲学“气韵不可学”的观点，涉及对世界认识的两条途径，一是认知，一是生命的体验。

气韵不可学，必在“生知”。这是否意味着气韵天授，是由先天决定的呢？显然不能作此判断。郭若虚的“生知”说，当受到孔子“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观点的影响。孔子的“生而知之”，并不是先天决定论。孔子一生重“学”，他所说的“学”，包括知识积累和境界提升两个方面。子贡学识深，颜回不及，然而孔子认为颜回是他门下最“好学”的人，而以“器也”评子贡。就是说，子贡只以知识见长，颜回却以生命的境界见长，所以颜回是最善于“学”的人。在孔子看来，人的一生都是“学”的过程，既有知识的积累，又有境界的提升，境界的提升比知识的积累更重要。他的“生而知之者，上也”，显然落在生命根性的把握上，即境界的提升，而不是说先天就具有。

郭若虚论艺深受北宋理学的影响，放到当时学术思想的背景上看，其“生知”之“生”，大概有二义：一、“生”与“性”相通，“生知”即“性知”，从“性”上知，即由生命根性上培植，也就是生命境界的提升，这是使艺术有气韵的根本途径。二、天地之大德曰生，宋儒论道，最重活泼泼的生机，艺术受此影响，也强调万物之生意最可观。风月无边，庭草交翠，到生生不已的世界中去体验，才会有审美的飞跃。所以郭若虚的“生知”，又有“通过生生去体知”的内涵。郭若虚的“气韵不可学，必在生知”的观点，并非将气韵归之于神秘的冥会，而是活泼的生命体验。(www.xing528.com)

气韵不可学的命题，因涉及知识与境界两种不同的认识对象，便有两种不同的认识方式，对其中复杂关系的理解，体现出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理论倾向：

一、精神的颐养、境界的提升比知识的获取更重要。中国哲学是一种“成人之学”，重品是它的基本特征。它强调“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有德者必有言”。中国艺术从总体上看，是重品的艺术。传统艺术将人品与艺术联系起来，艺术是人心灵境界的外显形式，有一等之人品，方有一等之艺术。心灵境界的提升，无法通过知识的学习获得，必诉诸精神的养炼，所谓“胸中所养已浩大，尽付得丧于茫茫”，是艺道成功的关键。

二、境界的提升并不意味着排斥知识。传统艺术观念并非将境界与知识对立起来，知识的积累是基础，境界的提升是导引。不是说境界的提升必须通过知识的积累才能达到，而是强调知识的积累，往往可充当境界提升的助力剂。董其昌说：“画家六法，一气韵生动。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有天授，然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鄞鄂。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矣。”他既主张“气韵不可学”，必须根源于心灵的颖悟，又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知识积累，他甚至认为“不读书，不足与之言画”。学和养二者不偏废，方为“学养”。心灵的涵泳，是整体灵魂的功课，包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知识和经验积累，而不是排斥之。

三、唯具有高朗的气象、开阔的心胸，才能更好地运用知识、控制知识。中国人对待知识的态度与西方有明显不同，这也反映在艺术哲学上。作为传统艺术后期发展最为重要的理论家，董其昌说：“知之一字，众妙之门；知之一字，众祸之门。”他认为，对于艺术创造而言，知识既是力量，也是障碍。将知识变成艺术创造的动能而不是羁绊的力量，是艺道成功的关键。气韵不可学的命题，乃是一个警惕知识的命题。

知识的累积是文明推进的重要标志，而自先秦始，中国哲学就对知识持有一种警惕的态度。从老子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到禅宗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哲学，都反映出这种思想倾向。中国不少思想家和艺术家看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冲突，解决之道，不是以知识去征服它，以人的力量去战胜它，而是超越知识的藩篱，克服人的目的性活动，顺应自然之势，这也成为唐宋以来艺术中的基本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