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先生在谈到审美态度时,曾以古松作比喻,说人们对待古松有三种态度:古松是什么样的松树,有多少年份了,这属于科学的态度;古松有什么样的用处,这是功利的态度;而我来看古松,不在乎它是什么样的树、有什么样的用处,人用欣赏的眼光来看待古松,发现古松是一种美的形式,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这是审美的态度。在审美态度中,古松成了表现人们情趣的意象或者形象。
其实,在中国美学和艺术观念中,存在着与以上三种态度都不同的情况,可以称为“第四种态度”:它当然不是用科学、功利的眼光看待古松,也不是以审美的眼光看待古松,发现它如何美,如何符合形式美感等,在这里,审美主体和对象都没有了,古松在这里根本就不是审美对象,而是一个与我生命相关的宇宙。我来看古松,在山林中,在清泉旁,在月光下,在薄雾里,古松一时间“活”了起来,古松成了一个瞬间形成的意义世界的组成部分,我的“发现”使古松和我、世界成了息息相关的生命共同体。就像元代画家倪云林的《幽涧寒松图》,画中的古松,是这个空灵悠远世界的活的存在,而不是具有形式美感的审美对象。
这第四种态度,是一种“生命的态度”,一种用“活”的态度“看”世界的方式,或许“看”还容易与外在观察混淆,称之为一个“活”的“呈现”世界的方式也许更合适。之所以说它是“生命的态度”,是因为它的核心是将世界从对象化中解脱出来,还其生命的本然意义。
这里的“态度”,又可以说是无态度,它的观照方式其实就是要去除态度─人没有情感的倾向性,或者说是“不爱不嗔”。爱有差等,嗔有弃取,都没有摆脱控制物、将物对象化的方式。第四种态度并不是为了获得美的知识,而是安顿心灵。就像虞堪评倪云林的长松之作《惠麓图》所说:“天末远风生掩冉,涧流石间绝寒清。因君写出三棵树,忽起孤云野鹤情。”长松等所构成的活的世界,震撼着人的性灵,兴起人的孤云野鹤情,是人和这个世界的对话。
人是世界的一分子,但在知识的系统中,人总是站在世界的对岸看世界,世界在人的对面,是被人感知的存在物(科学的)、消费的客体(功利的),或者是被人欣赏的对象(审美的),人用这样的态度看世界时,好像不在这世界中,人成了世界的控制者、决定者。中国美学要建立的“生命的态度”,是要还归于“性”和“天”的,也就是由世界的对岸回到世界中,回到共成一“天”的生命宇宙里。
中国美学崇尚的这种境界,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三千多年前,伟大的音乐家伯牙随老师成连学琴,学了很多年,就是没有达到心神会通的境界,老师说:“我没有办法带你达到很高的境界,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成连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
伯牙在这里等啊等啊,就是不见老师以及老师的老师来。他看着茫茫大海,放眼绵绵无尽的松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汇入阵阵松涛中。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成连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天地宇宙。音乐不是简单的艺术,而是人与天地宇宙晤谈的工具,他向茫茫大海诉说着寂寞,对着阵阵涛声传递着忧伤。这时,他与天地之间的界限突然间消失,他像一只山鸟,陪着清风,沐着灵光,在天地间自在俯仰。
这个传说,强调的不是师法自然、模仿外在对象的道理,而是融入世界的智慧。(www.xing528.com)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取云霞为侣伴,引古松为心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流出一缕生命的悠长。中国艺术的寂寞空山,往往是在松下写就的。
古人有“万壑松风清两耳,九天明月净初心”的说法,松涛太古,明月初心,其实就是要人放下知识、情感等沾滞,融入自然的节奏。明代画家沈周有诗云:“松风涧水天然调,抱得琴来不用弹。”这联诗说的也是人融入世界、与世界为一体的境界。携来一把琴,坐于松下,抱琴欲弹,忽听松涛阵阵,飞瀑声声,竟然忘记了弹琴,自己融入了世界的节律中。《二十四诗品·典雅》中描绘的“眠琴绿阴,上有飞瀑”也是此境,枕琴看飞瀑,琴未打开,天地为之弹奏,融入阵阵松涛中。
文彭《琴罢倚松玩鹤》 西泠印社
“琴罢倚松玩鹤”,是明代篆刻名家文彭所刻一枚印章的印文,印款记载一段特别的生命感受:
余与荆川先生善,先生别业有古松一株,蓄二鹤于内,公余之暇每与余啸傲其间,抚琴玩鹤,洵可乐也。余既感先生之意,因检匣中旧石篆其事于上,以赠先生,庶境与石而俱传也。
荆川先生,指明艺术家唐顺之。印款中所说的“境”,不是叙述他与唐顺之相聚的故事,而是记录他们在瞬间生成的体验里所创造的生命宇宙。读此印款,玩味它的刀法笔意,似进入他们相与优游的世界,悠扬的琴声,在古松间回荡,宾主啸傲其间,抚琴玩鹤自乐。古松下的盘桓,琴声与舞鹤的浮荡,他们的心腾踔在古今天地间。
这就是活泼自在的“第四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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