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始县组织转移-如何应对国民党的镇压？

1940年7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发出通令，命令各军队、党部密切合作，坚决进行反共活动。8月，国民党湖北省主席、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在恩施第六战区会议上要求“严格整顿地方保安团及政警，救济失学青年，使不致误入歧途”，禁止异党组织活动；并到处张贴《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动布告，许多救国团体被取缔，进步青年被盯梢，捕人事件时有发生。至此，国民党在恩施的秘密反共迅速公开化，中共建始县组织遭到疯狂的破坏与镇压。面对如此严峻形势，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中共建始县组织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对党员进行了有组织地撤退和转移。

贯彻“五四”指示和南方局指示　1940年5月4日，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南方局作出指示，即《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7月，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鄂西工作的钱瑛，在中共施巴特委青年部长何功楷的陪同下，来到建始召开中共建始县委会议，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要求县委加强党内阶级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使全党对当前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对突发事件有充分准备。不久，中共中央南方局发出《关于组织问题的决定（紧急通告）》要求：党的组织必须坚决改变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立即从半公开的组织形式转到地下党（秘密）的形式及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缩小领导机关，实行个别联系。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分开，坚决撤退已暴露的干部，纵使工作一时受到损失亦痛下决心。组织工作的重心应放在巩固和改造党的组织上面。一切组织和每个党员绝对遵守最近南方局所发的秘密工作通知，违者必须受到处罚，直到把整个组织解体和开除出党。各级干部应尽可能职业化，至少应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以掩护自己的工作。党员被捕后，不许轻易承认自己是党员，应以抗战分子和一般公民资格来为自己辩护，利用家庭和社会关系来营救，不要指望组织上来保释。在万不得已必须承认是党员时，只能承认自己一人，绝对不能泄露党的任何秘密和党的组织情形，决不能供出其他同志，有一于此，即为叛党行为，应受到开除党籍严厉处分。这个《紧急通知》不许翻印，只许县委负责人看，万万火急。

县委紧急应变及组织撤退转移　1940年8月，成立中共建（始）巴（东）中心县委，书记陈伯康（又名陈克东），主要任务是贯彻中央指示精神，组织建巴两县共产党员隐蔽、转移。8月下旬，孙士祥到建始代理县委书记，马坡党支部书记崔东庭任组织部长、建始高中党组织负责人冯传庚任宣传部长、吴国仪任县委委员；并召开县委会议，贯彻落实指示精神和8月18日召开的中共鄂西特委会议精神，讨论应变措施和对策，加强党员阶级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

会后，凡是暴露的党员，迅速组织转移，未暴露的党员，尽快进行隐蔽；党员实行单线联系，改变组织关系，建立平行党支部 ，大党支部改为小党支部。建始高中建立了3个平行党支部，由县委直接领导，有的党员改为单线联系，改变联系地点和更换接头人。县委直接领导的单线联系的党员有：县邮局副局长黄家福、战区政治部驻建始宣传队邱宗政（由建始男师转去）、建始高中教师龙子明、长梁民教馆教员秦晃和陈睦生、石垭子沈寿权、建始女师学生赵蓉蓉，以及刘雪松、杜子才、肖贤良等。建始男师、建始女师、建始高中的大部分党员转移撤退。

1940年9月，为提高党员对紧急形势的应对能力，中共鄂西特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马识途（马千木）、特委秘书郑明德来到建始，与建始县委书记孙仕祥一起研究，举办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党支部书记培训班。地点设在距三里坝2公里远的东龙河牛肝马肺峡马本福的家中，参加学习的有巴东、建始的党支部书记10余人，学习了4天。其间，孙仕祥亲自授课；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来建始检查工作，在三里坝住了两夜，并对党员进行了革命气节教育。

同月，崔东庭向国民党建始县政府自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表示再不干共产党了。中共建始县委得知消息后报告中共鄂西特委，开除了崔东庭党籍。

位于红岩寺镇老街49号、51号的中共建巴中心县委旧址

1940年10月，马识途再次来到建始三里坝举办党员培训班，对党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

1940年12月，中共建巴中心县委将建始县的办公地点设在红岩寺集镇“吴记成元药铺”。中共鄂西特委要求孙士祥停止活动，在僻静的地方隐蔽下来。此后，许多共产党人被捕，孙士祥再也待不下去了，1941年1月26日，他冒着危险出来打探情况，通知建始男师党员万程（万佐藩）转移；并趁黑夜来到中共党员吴玉庭家中，召集会议，安排吴玉庭趁夜深人静时，将已“露红”的党员连夜护送转移出建始，然后去恩施、巴东、重庆等地；同时，吴国仪通知几个进步学生，星夜离校躲避危险。

1941年1月底，曾与被捕的交通员向仲亚有联系的两名交通员尹立静和姚学之转移到建始，由尹立静任中共建始县委书记；孙士祥与其交接工作后，于晚上和吴国仪、陈以文（中共党员、建始六高学生，1949年被国民党杀害于“中美合作所”）一起清理隐藏在吴玉庭家里的进步书刊文件，装满了三藤箱，交吴玉庭藏在他家地板下。然后，孙士祥同吴国仪、陈以文一起撤退去重庆。随后，中共建始县委机关也由三里坝吴玉庭家迁到红岩寺“吴记成元药铺”，在中共建巴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把下属组织中应该撤离的党员撤走；到3月，圆满完成了党员的隐蔽和转移任务，中共建巴中心县委机关迁至巴东县野三关小学。尹立静和姚学之两人先后于5月和8月转移至重庆。(www.xing528.com)

国民党反动派在建始县的大搜捕　1941年1月9日晚12时许，国民党士兵、警察、宪兵队特务荷枪实弹包围了建始六高和建始男师。学校周围布满了士兵，架起了轻机枪，特务偷偷摸入学生宿舍，按学校国民党三青团分子提供的黑名单，将进步学生强行拉到室外集合，用枪对准学生，不准乱动和讲话，逮捕后均被绳索捆绑，进行酷刑审讯。两天后，除个别同学被老师保释出来外，李治德、郭其耀、谢南宗等11名进步青年被认定为“奸党嫌疑犯”，与建始男师同时被捕的9名学生一道，被押送到恩施鼓楼街16号审讯室，后转入方家坝监狱监禁。

1941年2月，国民党县政府成立县特务队，各乡镇也相应成立特务队。这些特务队在县内到处侦察、刺探、跟踪、盯梢、密捕、刑讯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白色恐怖笼罩建始。

3月16日，国民党特务在建始六高和建始男师进行了第二次大搜捕，逮捕学生170多人。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多系思想进步，要求抗日，不满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进步青年；在审讯时，逼着学生表态，并抽打、谩骂他们，其惨状目不忍睹。审讯完后将“案情严重”的转方家坝监狱羁押，将万凌云当作共党分子送进方家坝第六战区战时青年训导大队受训。

1942年冬，建始男师党员滕茂睦（宣恩人）被捕后叛变，供出了建始男师共产党员邢有才、周行安，邢有才又供出了共产党员田大凤。1943年4月，田大凤在花坪被捕，供出了由他介绍入党的肖宏渊、刘必谦、汤大铭；肖宏渊被捕后又供出了汤大铭、田大凤、刘必谦。10月6日，刘必谦、吴学渊在建始六高被捕。吴学渊在敌特威逼、诱劝下拒不承认自己中共党员身份。刘必谦也设法保护了他。敌特在查无证据的情况下，由其亲戚国民党湖北省民政厅厅长朱怀冰保释，吴学渊才被释放。

就地潜伏下来的中共建始城关支部委员孙式煌，腐化堕落、吃喝嫖赌，其妻向国民党指控孙式煌参加了共产党，并说书记是陈永林。1943年4月，陈永林被捕后，供出了介绍他入党的王家贤和中共建始城关支部其他党员。王家贤被捕后，供出了建始初中的所有党员。这样，就地隐蔽的建始男师党总支、建始初中党支部、建始城关党支部的本地共产党员和县委单线联系的党员沈寿权等人均遭敌人逮捕。就地潜伏下来的中共建始县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1941年1月以后，建始被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被囚禁在恩施鼓楼街16号、方家坝监狱、谭家坝管理所和方家坝第六战区战时青年训导大队等处，大部分被捕人员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才陆续释放回家。

被捕革命志士的斗争　1941年1月20日，何功伟、刘惠馨被捕，中共鄂西特委被破坏。建始大湾党支部书记崔先三被捕后，与何功伟关押在一间牢房里，在何功伟的影响下，提高了思想政治觉悟，增强了革命意志，树立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在敌人的酷刑下没有屈服，经受住了考验。

1942年11月中旬，功勋卓著的新四军军长叶挺，被国民党秘密押离重庆，经长江三峡前往恩施。一天清晨，押送叶挺的队伍从巴东县城出发，深夜到达建始县城，在朝阳观湖北省第一监狱住宿。第二天天刚亮就离开建始，于当天到达恩施。叶挺先后两次在恩施度过两年半的囚禁生活，他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革命斗争精神和高风亮节，成为建始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