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挺拔威武的将军，纵横捭阖，上下灵动，又似饱满的玫瑰，儒雅富贵，笑傲蓝天。
从“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国草原，到“桐花万里路，连朝语不息”的中原大地、南国水乡，从深山峻岭的摩崖断壁，到香火不息的石窟墓穴、庙宇厅堂，活着的精灵绵延千年，至今令人服膺赞叹。
作为汉代隶书向唐代楷书发展的重要过渡期，南北朝书法呈现出“北碑南帖”的不同风貌。北方注重实用性，主动摒弃汉代“刻石记事”的禁令，以石刻为载体，强调书法的实用性和美化作用，隶楷错变，笔力雄健；而南方则以尺牍为载体，注重主体精神的展示功能，行草兼备，温婉风韵。
虽然风格不同，但南北互有融通，仅就碑刻而言，北魏的《郑文公碑》与南梁的《瘗鹤铭》即峥嵘相近，可谓北南双星。而南朝刘宋时代的《爨龙颜碑》（全称《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虽以传统书法艺术的方正为主，但又变化多姿，雄健浑厚，颇有北方碑刻的风范。
我们先来看看多姿多彩的“魏碑”艺术。康有为对魏碑的评价是：“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
北朝书法艺术以碑刻闻名于世，尤以北魏、东魏为最精。魏碑的杰出代表作品为《郑文公碑》《张猛龙碑》和《敬史君碑》。《郑文公碑》为书法大家郑道昭所书，而《张猛龙碑》和《敬史君碑》则像众多北魏书法作品一样，没有署名，系无名氏作品。
《张猛龙碑》全称《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刻于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年），碑文记载张猛龙任鲁郡太守时的政绩，碑文正书印刻，碑阳24行，每行46字，凡1104字。该碑文结字长方，方圆并用，既刚健险劲，又俊秀多姿，被世人誉为“魏碑第一”，开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之门户（先导）。
《敬使君碑》，全称《禅静寺刹前铭敬使君之碑》，系东魏正书碑刻。碑文长达两千五百余字，可谓洋洋大观，而且刻工精严。该碑刻书法朴厚婉雅，气势磅礴，上承魏体之精华，下开唐楷之先声，被誉为欧褚（欧阳询、褚遂良）之前驱，为书法艺术由魏碑向唐楷转型的代表作品，被中外书法界公认为魏碑中的瑰宝，《龙门二十品》之外的“品外之品”。
魏碑虽然均以碑刻为载体，但从其存世的类型上又可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为造像记。所谓“像”主要指基于宗教信仰而制作的崇拜对象，而“记”就是对“像”的背景包括造像时间、造像对象、造像动机等进行介绍的“题记”。这些“题记”以文字形式呈现，于是便成为书法艺术。造像记作为书法艺术，以洛阳龙门石窟的拓碑为代表，最初发现有包括《杨大眼造像记》《魏灵藏造像记》《始平公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等造像铭四品，世称《龙门四品》，后来又陆续拓出十品、二十品，最多时达到一千五百多品，而《龙门二十品》（包含《龙门四品》和《龙门十品》）则为北魏书法即“魏碑”的精华作品。
在《龙门四品》中，《杨大眼造像记》的拓本最早，为康乾年间拓本，其余皆在乾隆年以后，从笔法风格上看，疑与“以灵和胜”的《魏灵藏造像记》为同一无名氏之作。
《始平公造像记》和《孙秋生造像记》是众多造像记当中为数不多的有明确书者的题记，前者为朱义章书写，后者为萧显庆所书。《始平公造像记》全称《比丘慧成为亡父洛州刺史始平公造像题记》，记录了比丘慧成为亡父造佛像的缘由及愿望，笔力刚劲雄逸，方正华美，已脱隶书痕迹，初显楷书峥嵘，既有中原汉晋书法传统风骨，又饱蘸北方少数民族“金戈铁马”的粗犷强悍之神，凝重而不板滞。《孙秋生造像记》全称《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记》，记载了孙秋生、刘起祖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时组织百官造像作愿，祈祷“国祚永隆，三宝弥显”的故事。该书法亦为楷体，笔法多变，以劲健胜，虽字字独立，而又上下勾连，毫无刻板之感。
第二是墓志铭。所谓“墓志铭”就是对地下墓主人进行介绍、表达悼念敬仰之情的“志”和“铭”，“志”为散文撰写，主要介绍生平事迹，而“铭”则为综合评价，多以韵文撰写。最著名的有《张玄墓志》（即《张黑女墓志》）、《元羽墓志》，前者遒丽峻逸，后者峻厉浑脱，皆为难得的精品。
第三是摩崖书，即刻在峻岭崖壁上的书法。最有名的是《石门铭》和《郑文公碑》，前者刻在陕西褒斜道石门洞壁的摩崖上，系王远所书，后者作者为著名书法家郑道昭，分上下两碑，上碑刻于山东省平度县天柱山，下碑刻在山东省掖县云峰山之东寒洞山。《石门铭》善用圆笔，被历代书法家赞誉为“飞逸浑穆之宗”，作者王远被康有为推誉为南北朝碑十大书家。《郑文公碑》（《郑羲碑》），全称《魏故中书令秘书监郑文公之碑》，系光州刺史郑道昭所书镌，碑文记述了其父兖州刺史、南阳公郑羲的生平事迹和著述。此碑书法矫健飘逸，气势雄浑，集篆、隶、草之长于一体，既有篆隶之势，又有分隶之雅，还兼草书之理，被书家认为“不失为一代名作，无愧于千古佳品”，而作者郑道昭则被后世尊为“北方书圣”。(www.xing528.com)
此外，刻于山东泰山山腰斜坡花冈之溪床上的《泰山经石峪金刚经》，以及刻于江苏丹徒之焦山上的《瘗鹤铭》也备受推崇。《瘗鹤铭》传为南朝大家、“山中宰相”陶弘景之作，为隋唐以来楷书典范之一，被历代书家推为“大字之祖”。
北方书法作品大气磅礴蔚为壮观，又多姿多彩星汉灿烂，但留下芳名者却不多。唐人窦臮在其书法理论著作《述书赋》中记录了自商周至唐以来二百多位书法家，其中南北朝时期南朝八十二人，北朝仅北齐刘珉一人。此书未必详尽，但足见北朝见诸史端者之少。
而事实上，北朝名家并不少。北魏初期的崔、卢两大家族就产生了诸多书法大家，比如崔宏、崔浩，卢邈、卢渊等等。崔宏书法家传卫瓘体，朝廷文诰、四方檄文均由崔宏亲书，而卢渊则世代家传钟繇书法，宫殿匾额多为其题写。他们的书法作品自成一体，时称崔、卢二门，可见其影响。北魏后期的郑道昭，即《郑文公碑》的书者，北齐的张景仁（《隽修罗碑》）、北周的赵文渊（曾书《西岳华同碑》）以及与南朝萧子云齐名的王褒等人，都是当时响当当的书法名家。
尽管如此，与众多优秀作品相比，北朝留名的书者确显珍稀。
与北方不同，南方建康（今南京）政权承袭了秦汉文化的正统，对包括书法在内的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不仅留下一大批更适于传播的尺牍艺术，而且产生了一批隶草专攻又富有创新的书法名匠，书法史以及书法理论也有较大发展。
南朝最有名的书法家如羊欣、王僧虔等，基本都与东晋大家王羲之、王献之有关，书法风格也多承袭“二王”衣钵。
羊欣（370—442年），字敬元，著名书法家王献之的外甥，自幼与舅父练习书法，隶行草兼修，而又“最得王体”。当时有句谚语说“买王得羊，不失所望”，将其作品与王献之相提并论。但羊欣的书法艺术实有差距，颇有书法功力的梁武帝萧衍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评价最为客观，他说：“羊欣书如大家婢为夫人，虽处其位，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羊欣的传世之作有《暮春帖》《大观帖》《闲旷帖》《笔精帖》等。尤为可贵的是，羊欣还著有书法简史《采古来能书人名》，记录了自秦至晋能书者凡六十九人。
王僧虔（426—485年），刘宋王朝著名大臣，官至尚书令，南齐时转任侍中。他出身于著名的士族高门“琅琊王氏”，系王羲之第四代孙。其书法方扁厚朴，苍劲端丽，广为赞誉，宋文帝甚至以为他超越了王献之，梁武帝则以为其书法“如王、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种风流气骨”。他也因此颇为自负。据史料记载，齐高帝萧道成曾与他论书法高下，问他：“天下书法谁为第一？”他则昂然答道：“臣书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
王僧虔传世名著为《太子舍人王琰帖》《御史帖》《陈情帖》等。王僧虔不仅擅长书法，还颇有理论，著有《论书》《笔意赞》。在《笔意赞》中，他明确提出“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为隶书向楷书的过渡提供了自己的法则与规范。在《论书》中，他摒弃世俗偏见，既不刻意拔高，也不故意护短，对自东汉至南朝宋包括其家族王氏宗亲在内的四十余位书法家，逐一进行较为客观公允的品评，对后世书法创作和理论均产生深远影响。
王僧虔的儿子王慈、王志也有墨迹传世，但书名不高，多营官宦。
除了王氏后裔外，袁昂和庾肩吾也有书法盛名，其主要贡献则在于书法理论领域。
袁昂（461—540年），出身名门大姓“陈郡袁氏”，历经宋齐梁三朝，本名袁千里，“昂”字为齐武帝萧赜所赐，南齐时即官拜黄门侍郎、御史中丞，南梁时一度官至尚书令，素以刚直闻名。此人不仅是南朝名臣，而且善于作画，为当时著名画家，同时还精于书法理论，其所著《古今书评》对自秦汉至齐梁的二十五位“皆善能书”的著名书法家逐一加以点评，十分精练传神。比如该书评蔡邕书法“骨气洞达，爽爽有神”，羊欣书法“似婢为夫人，不堪位置，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庾肩吾书法则“如新亭伧父，一往见似扬州人共语，语便态出”等等，该书特别推崇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四家之作，尊之为“四贤共类，洪芳不灭”。
庾肩吾（487—551年），字子慎（慎之），与儿子庾信同为南梁著名文学家，与徐陵的父亲徐摛并称为“大徐庾”。他在书法界的重要成就，是其所著的书法理论作品《书评》。庾肩吾仿效《汉书·古今人表》之体例，将自汉至南朝齐梁年间一百二十三人的书法作品，按照上、中、下三“品”进行分类，每品又细分为“上、中、下”三品，合为“九品”，与曹魏时即开始的“九品”论法（“九品中正制”）相对应，既严谨周全，又符合传统文化，对后世文艺批评产生极大影响。
从总体上看，南北朝书法，南朝对汉晋行草艺术继承发扬得多，较为保守稳健，可贵之处在于理论归纳。而北朝则立足实用，马放南山，不拘羁绊，隶楷齐放，形神兼备，形成了独霸中国书坛的“魏碑”风范，实为华夏文化之瑰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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