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南北朝：探寻巍峨佛寺与黑衣横行

提起南北朝，我们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至今依然巍峨耸立的众多佛寺。在北朝，据《魏书》记载，北魏洛阳城有三分之一的民居曾被改作寺庙。另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有寺庙四万所，僧尼两百万。此外，崇山峻岭的幽僻之地也被开凿成石窟，以供僧侣修行，甘肃的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太原的天龙山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都是其中的经典杰作。在南朝，刘宋时期有寺庙一千九百多所，到梁武帝时则达到鼎盛的两千八百余所。唐代诗人杜牧在其名作《江南春》中写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其实，何止“四百八十”，据清人刘世琦《南朝寺考》记载，南梁共有寺庙2846座，仅国都建康“乃有七百余寺”。

符号的背后是文化，文化的精髓是思想。历经东汉末年以来数百年的战乱，传统的儒家思想已经大受质疑，魏晋的玄学也难以长时间慰藉民心，而宣称“因果报应”“死后精神不灭”“生死轮回”的佛家思想，逐步占领意识形态领域，普通百姓以为“久旱逢甘霖”，统治者正好可以借此维护统治，可谓上下同心，一呼百应。就连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宋文帝刘义隆也认为：“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试图发挥佛教的社会功用，来更好更有力地维系其统治。

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的统治地位，不仅可以直观于遍布南北的大小寺庙和石窟中，从百姓的服饰颜色中亦可明鉴。佛家人身着黑衣，仅北齐国都邺城就出现“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的状况，黑衣人几与俗家人口平分秋色，可见北朝佛教之盛。

南朝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传承者，无论上流社会还是民间，总体上以儒家为国学，但佛教依然盛行。刘宋开国者刘裕以寒门出道，对传统士族阶层较为排斥，不少庶族出身的才德之士因此进入上层。刘裕之后的宋文帝开始重视佛教，最典型的就是特别重视慧琳和尚。

中国历史上号称“黑衣宰相”者不少，最著名的当数明朝的姚广孝。此君别号“独庵老人”“逃虚子”，为明代著名政治家、佛学家、文学家。他策划导演的“靖难之役”直接将建文帝赶下台，明成祖朱棣因此据有京师南京，继而迁都北京，成就大明霸业。但在姚广孝之前的南朝宋文帝刘义隆时期，就出现了“黑衣宰相”，就是慧琳。

慧琳俗姓刘，与刘义隆同宗。此君虽为佛门弟子，身披黑衣，但也贪恋人间烟火。在儒家、道家思想占主流的刘宋时代，佛家与之争论不休，慧琳遂著《白黑论》（“白”即儒道）。他在此书中对佛家思想进行抨击，受到众多僧侣的攻讦与摈斥。但宋文帝尤为宠之，不仅加以保护，而且视为上宾，每遇难题，往往亲自登门拜访，征求他的意见，所以民间又称之为“黑衣宰相”。

而在慧琳之前，刘宋著名思想家何承天（370—447年）就对佛教进行了批驳。他在名作《达性论》中，针对佛教徒、画家宗炳所著的《明佛论》提出批评，指出人才是万物的中心，而不能将人与其他生物并列为“众生”。其观点，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潮颇为相似。另一位无神论思想家范缜在稍后的齐梁年间则旗帜鲜明地宣传唯物主义，其哲学名著《灭神论》为我国古代思想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朽作品。

由此可见，南朝时期的哲学思想多元而繁茂。

但到了南梁时代，梁武帝对佛家最为尊崇，明确提出“唯佛为尊”。这位深受传统文化熏染、文学水平很高的汉族皇帝，对佛教达到痴迷的程度。他先后四次舍身佛寺（同泰寺），又令俗家朝臣用亿万公款将其赎回，佛寺因此大发横财。学识渊博的梁武帝不仅重视佛教，对道教、儒学也刮目相看，集中反映在他对陶弘景的态度上。陶弘景（456—536年）本是南齐的朝臣，后来辞官隐居。其思想源于老庄，又深受道教宗师葛洪影响，虽为道教思想家，但却主张儒、佛、道三教合流，声称“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对于这样近似杂家的人物，梁武帝非常倾慕，多次礼聘，陶弘景都予以拒绝。尽管如此，梁武帝还是礼遇有加，每逢朝中大事，总要向其咨询，陶弘景也因此被称为“山中宰相”。

从黑白两道的“黑衣宰相”慧琳，到儒、佛、道合流的“山中宰相”所受到的特殊政治待遇，我们可以窥见南朝统治者复杂的文化心理。他们在接受传统儒学的同时，对包括佛、道等其他学说持有一种兼收、包容的态度。

但在北朝就略有不同。北魏以及分裂后的东、西魏，为鲜卑拓跋氏政权，北齐高氏为鲜卑化汉人政权，而北周宇文氏则是汉化很深的鲜卑族。从统治者的出身，就可想见其多元的文化思想。北魏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汉化程度逐步加深，而主张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习俗的高氏（高欢及其后人）本身就是汉族血统。文化的多元，很快让佛教融入北朝朝野。如上所述，北齐的国都邺城遍布黑衣者。但是，从高欢开始，一个不祥的谶语改变了统治者的态度，也的确改变了整个南北朝历史。(www.xing528.com)

“亡高者黑衣！”这句谶语早在叛乱不断的北魏末年，就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所谓“谶语”就是预言被应验的话语，商周时期就已出现，我们现在还常使用“一语成谶”的成语。“亡高者黑衣”这句很普通的民间话语，一旦被重视者重视起来，其内涵和外延就格外深刻，又十分险恶了。

首先“中招”的是高欢。高欢姓“高”，又是北魏后期的最大军阀，东魏的实际创立者，可谓位“高”权重。当他听到“亡高”二字就足够惊悚，又得知灭亡自己的为“黑衣”，自然更加忌惮。于是，他强令东魏境内穿黑衣的僧侣都改穿黄色僧袍，战场上的东魏将士也身着黄色战袍。

高欢的举措，让对手宇文泰额手称庆。宇文泰小名“黑獭”，有一个“黑”字，所以他更是大肆宣扬“亡高者黑衣”的谶语。每逢战事，他就令士卒高声传谶，为自己壮威。而事实上，东、西魏进行的四次大战，几乎都以高欢的失败告终，尤其在“玉璧之战”中，高欢屡攻不下，最终气急攻心，一命呜呼。

高欢死后，其子高洋再次被谶语击中。这位一度被称为“英雄天子”的北齐皇帝，竟然也对“亡高者黑衣”的谶语耿耿于怀。他问手下人：“天下什么东西最黑？”属下随口答道：“漆！”高洋听后，反复琢磨，最终把矛头对准了自己的弟弟高涣。高涣天姿雄杰，是高欢儿子当中唯一能征惯战、能够砍掉敌将脑袋的难得人物。但因为他排行第七，是高欢的第“七”子，所以最终被高洋杀害。而高洋在杀害弟弟后，也愈加变态疯狂，最终无疾而终，年仅三十一岁。

在东魏、北齐沉浸在谶语“亡高者黑衣”的黑色恐怖之中时，西边的西魏和北周统治者宇文氏却非常理性。宇文泰自知实力不如东魏，于是强力推行改革，从政治、军事、社会等各个方面汲取汉族先进文化成果，在东西魏争锋中逐步占据主动。与高欢不同，宇文泰专门下令将士身披黑色战袍，而他推行的府兵制，又让众多百姓加入军籍，“兵农合一”的体制让更多西魏臣民穿上了黑衣，加上众多“专业僧侣”，西魏以及北周前期几乎“天下乌鸦一片黑”。“黑衣者作天子”的现象尤为深刻。

但是，到了周武帝宇文邕时代，情况发生逆转。有鉴于佛教的强大影响，僧侣强占土地又不事耕种不纳税役等不良社会风气，崇尚儒教，主张按儒、道、佛先后顺序确立统治思想的周武帝，在击败宇文护牢固掌控政权后，于建德二年（573年）开始推行灭佛政策，毁寺四万，强迫三百万僧尼还俗，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也就是说，北周境内的原“黑衣”者，被迫改服“白衣”。

富有讽刺意义的是，北齐高氏政权正是被周武帝宇文邕所灭。建德六年（577年）周武帝再次出兵，攻陷北齐都城邺城，北齐后主高纬、少帝高恒及其后宫家眷、各亲王等均被俘虏至长安，北齐灭亡。同年十月，周武帝借口参与叛乱，将高纬、高恒、高延宗等一并赐死。不同于谶语“亡高者黑衣”的说法，高氏竟亡于白衣灭佛者之手。

但是，故事并未就此结束。仅一年之后的578年，三十六岁的周武帝在北伐途中病逝。他的壮年而崩，让其“平突厥、定江南”的宏大理想化为泡影，而让众多佛教徒额首称庆，其中一本流传甚广的《冥报记》则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周武帝灭佛政策所遭遇的“报应”，佛教因此再次盛行开来。

而就在周武帝强力推行灭佛政策之际，他身边的儿女亲家、柱国大将军杨坚，却私下将自己的师父“智仙”尼姑接到府上，偷偷参佛修行。这位小名“那罗延”的大将军一直深藏不露，只在周武帝驾崩后，才缓步走上正廷。581年，他以“隋王”大丞相之尊，逼迫周静帝禅位，建立大隋，是为隋文帝。杨坚上台后，立刻施行包括度僧、建寺、造像、写经等一系列大规模复兴佛教的措施。在他的强力推行下，佛教南北融合、义学发达、宗派分立、文艺发展，终于又迎来新的春天。杨坚充分利用佛教的社会功用，来赢得民心、巩固统治。589年，他派兵南下灭陈，一统天下。“黑衣者”不仅做了天子，还灭亡了包括北齐高氏、南陈陈氏等所有政敌，佛教也从此大行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