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南北朝文学，除专业人士有更多更深的体悟外，我们普通百姓耳熟能详的就是那奔放苍劲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其实，最优秀、最出名的并非《敕勒歌》，而是《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这样的句子不需要强记，随口便可吟出，显示了民间歌谣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被誉为我国古代诗歌当中的“乐府双璧”。前者记述了一对夫妻被家母生生逼散，最终双双殉情的悲情故事；后者则讲述了一位名曰木兰的少女女扮男装，代父从军英勇杀敌的传奇故事。《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献帝年间的南方庐江即今安徽省境内，集中反映了封建礼教（儒家）对自由恋爱的戕害，记录该故事的则是南北朝时期南梁的著名诗人、文学家徐陵；《木兰诗》的故事则直接发生在南北朝时期的北魏，作为北朝民歌被收录于宋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
同为叙事诗，虽然产地不同，但从风格上来看，南北区别已不大，都在记事的现实主义诗风中，凸显出非常浓郁的浪漫色彩。虽然前者“浪”在“情”，后者“浪”在“事”。
这几首仅为南北朝众多乐府民歌中的典型代表。我们读中学时有一篇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其中的引句：
就引自南朝乐府民歌《西洲曲》。“乐府”是专门收集民间音乐创作的官方机构，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也多由官方收集。《西洲曲》和《孔雀东南飞》等著名民歌则被收录于《玉台新咏》。
作为继《诗经》和《楚辞》之后的诗歌总集，《玉台新咏》成书于南朝，学者普遍认为该书作者为徐陵。此书共约收录了自东周至南梁的诗歌769首，其中不乏南北朝时期的民歌。
从官方的“宫体诗”“永明体”，到民间歌谣，南北朝诗歌文学可谓枝繁叶茂。尤为重要的是，这一阶段上承相对自由的古体诗，下启唐宋的格律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而更为可贵的是，不仅仅在创作方面，南北朝时期的诗歌理论也达到一定高度，最著名的就是钟嵘的《诗品》。
《诗品》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评论诗歌的著作。该书将两汉至南梁一百二十二位作家的作品，分为上、中、下三品进行评论，对后世诗歌评论界影响深远。钟嵘虽为名门“颍川钟氏”之后，但在南朝的地位并不高，仅为王室的行参军、记室，“行参军”地位还低于由朝廷任命的“参军”，是王室公府自行任命的职位，相当于私家秘书。但钟嵘不以位卑就屈从于上流社会，他在《诗品》中直接将矛头对准“宫体诗”，反对由当朝宰相、文坛领袖沈约提出的“四声八病”理论，指出不可过分讲究格律和用典而因噎废食，不要过分形式主义，而要遵循诗歌创作自身的真与美。他的诗歌理论对唐代的司空图、宋代的严羽，以及明朝的胡应麟、清朝的王士祯等大家，都有很大的启发和影响。(www.xing528.com)
而早在钟嵘的《诗品》出炉之前，刘勰的《文心雕龙》就已问世。该书可谓我国文学理论界的洪钟大吕，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系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第一部“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刘勰虽出身皇族大姓，与昭明太子萧统关系甚好，其作品也得到沈约的称赞，但他的政治地位不高，官授“奉朝请”，仅是具备参加皇帝朝会资格的闲职，并无实权。但他在继承传统儒学思想的同时，提出文学要反映时代要求，将社会政治生活对文学的影响理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其创作的《文心雕龙》与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并称为文史批评三大名著，他也因此奠定了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理论来源于现实，诗歌和文学理论的丰硕成果首先建立在丰厚的文学创作之上。南北朝时期，在诗歌总集《玉台新咏》出现之前，南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即《昭明文选》）就已经广为流传。此书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按照“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将文学作品划分为“文学”与“非文学”，收录了自周代至六朝梁以前七八百年间一百三十多位作者的诗文七百余篇，影响深远。
除了诗文创作及其理论艺术，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文言体小说创作，最有名的便是《世说新语》。
我们常常津津乐道于其中的故事。下雪了，人们在描述雪景时，会想到“谢女咏雪”的故事。说的是东晋太傅谢安令人咏雪，问“白雪纷纷何所似？”，其侄儿谢朗立刻回答“撒盐空中差可拟”，把下雪比喻成撒盐，而其侄女谢道韫则回答说“未若柳絮因风起”，用柳絮比拟纷纷扬扬的雪花，十分传神。
另一个有名的故事则是“子猷访戴”。“子猷”即王子猷，其实就是王徽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的哥哥。“戴”即王徽之的朋友戴逵（字安道）。说的是，王徽之在雪夜醒来后，面对茫茫白雪举杯小酌，又乘兴吟诵左思的《招隐诗》。独酌独饮间，忽然想起老朋友戴逵，而当时的戴逵却远在剡溪（今浙江省嵊州市），离自己所在的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还有相当的距离。但王徽之兴趣正旺，于是便连夜乘船前往拜访。经过一夜行船，终于到了老朋友门口，王徽之却直接掉转船头返回。有人不解地问他为何不上岸访友，他却淡然回道：“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像这样的坊间段子，《世说新语》中不一而足。此书记载了东汉后期到魏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逸事，以随笔的形式一共记载了一千一百多则玄逸故事。或帝王将相，或隐士僧侣，涉及人物多达一千五百余人，语言精练含蓄，隽永传神，堪称笔记小说的鼻祖。鲁迅先生对此书赞誉有加，称它“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是一部“名士的教科书”。
该书讲述的虽是前朝之事，反映的却是南朝士人的恬淡鲜活心态。该书编撰者刘义庆本是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的亲侄儿，一度官居副宰相（尚书左仆射）。但此后，堂弟刘义隆（即宋文帝）与宰相刘义康之间发生“主相之争”。刘义庆不愿卷入其中，主动请辞，离京以避祸，远赴湖北任荆州刺史。就是在远离政治旋涡的日子里，他才安下心来，专心编撰了包括《世说新语》、《幽明录》（已散佚）、《宣验记》（已佚）等名著。
从宫廷诗文到民间歌谣，从辞赋到笔记小说，从文学创作到文学理论，从创作体例到内容思想，包罗万象的南北朝文学留给后世的，不仅仅是一部部厚实的黄页，还有其背后深沉宏大的思想，为繁荣后世文学洞开了想象的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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