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36年四月,地处江南的建康已经进入莺飞草长、春花烂漫时节。九日,料峭春风骤然转寒,天空竟然飘落起白毛细雪,大地也似乎在不停地震动。一时间,京师笼罩在不祥的预兆中。
“可怜白浮鸠,枉杀檀江州。”一首儿歌,从远处悄然传来。若隐若现,而又真真切切。
秦淮河外,鸟声悲鸣,声震朝野的大将军檀道济已被羽林军团团围住。但见杀机四伏,性命难保,他方才想起回京前夫人的劝告。那时,他本来作为大宋江山的捍卫者、镇北将军,驻守京师外围的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可朝廷突然诏令他回朝。临行前,敏感的夫人劝他说:“夫高世之勋,道家所忌,今无事相召,祸其至矣。”让他在家避祸,他却振振有词地反驳道:“我堂堂大将,为国效力,为朝尽忠,何祸之有?”等他回到京师,才发现形势不妙,先是说文帝病重,不久又病情好转,就在他准备回到驻地时,突然收到“收付廷尉,肃正刑书”的搜捕令。
直到此时,一世英名的檀将军才真正领悟到政界的险恶。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又脱掉纶巾狠狠掷于地下,怒目如炬地对刽子手喊道:“你们竟敢私自撼动我大宋国基,陷我于死地,这是在自毁万里长城!”
但此时的他,只有发泄之功,而无回天之力。刹那间,一代英雄惨遭杀害。他的八位才华出众的儿子以及被时人视为张飞、关羽的心腹猛将薛肜、高进之,也先后被杀。
檀道济死了。“病情”无常的文帝也终于安心了。据说,发布搜捕令的不是文帝本人,而是他的弟弟彭城王刘义康。还有一种说法是,文帝刘义隆在私底下曾对近臣表示,杀了檀道济的确可惜,但不杀他大宋就可能被颠覆,因此毁之无憾。正史中也明确记载,就在檀道济被杀的次日,文帝就大赦天下,以示庆祝。
檀道济死了。虎视眈眈的北魏也从此少了一份顾忌。据《南史》记载,魏人得知檀道济去世后,马上表示:“(檀)道济已死,吴子辈(即刘宋所在的江南)不足复(忌)惮!”从此,魏军不断南下,对刘宋进行侵蚀。据《南史》记载,檀道济去世十四年后的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太武帝拓跋焘的远征军一度饮马长江,陈兵瓜步。面对北魏大军,宋文帝刘义隆登上石头城,放眼远眺,不禁叹息道:“假如檀道济在,怎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早在檀道济去世的五百多年前,被誉为“战神”的西汉开国功臣韩信就曾被自己效力的国家捕杀,临终前发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喟叹。而檀道济被害时,“飞鸟”尚未尽,“敌国”远未破,直到灾难再度临近时,宋文帝才猛然发觉,檀道济这座“万里长城”的重要价值。
俗话说:“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良将。”但我们往往并不在意已经或者正在拥有的东西,当灾难真正到来时,后悔则毫无价值。
从历史上看,檀道济的死来得太早,太突然,而他本身的价值的确并未得到完全开掘,至少没有得到文帝的足够重视。
在我国古代最为繁荣强盛的唐宋时期,官方均对历代名将进行排位和追封,并为之设立专门的庙宇,供人参拜。唐代追封的六十四人、宋代排列的七十二名将中,檀道济均赫然在列。即使檀道济在世期间,因为他在战场上的崇高威望,不少家庭就开始用他的画像驱鬼祛邪。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在民间的“门神”中看到他的光辉形象。
其实,在讲究出身和门第的魏晋时期,檀道济最初并不光鲜。他原籍山东金乡县,其祖上历经西晋“永嘉之乱”后举家南迁,客居江苏镇江。幼年时期,其父母先后去世,他与檀韶、檀祗等几个哥哥被迫寄居在叔父檀凭之家。
但是,檀道济自幼便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年幼丧亲,寄人篱下的他,很早就学会了与人相处,对待叔父家人十分亲睦,力尽孝悌之义,小小年纪便以和睦谨慎著称。他还喜爱学习,在学习中汲取能量,以此自立自强。叔父檀凭之既能干又有才华,收养几位侄儿后,更是美名远扬。更为重要的是,檀凭之结识了东晋皇族宗亲司马道子,成为这位皇家重臣的军事参谋。檀凭之同时又与声望日盛的北府军名将刘裕是同乡关系,两人经常一同行军打仗,相处甚欢。凭借叔父的影响力,檀道济兄弟也因此走上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
东晋末年,政坛混乱,权臣桓玄乘乱杀害当权的司马道子父子,继而废黜晋安帝,于403年自立为帝。次年,刘裕带领北府军主力,举起讨伐义旗,檀道济与哥哥檀韶、檀祗等投奔刘裕,从此正式步入军界。
檀道济一朝踏入朝廷正规军,立刻成为东晋乃至刘宋政权可以倚仗的股肱之臣。在刘裕的带领下,檀道济身先士卒,所向披靡,仅一年时间即击溃桓玄政权,晋安帝复位,而刘裕则成为东晋政权的实际掌控者,檀道济也因功被封为“侯”爵(吴兴县五等侯)。此后,檀道济又受命先后参与平定卢循起义(410年)、司马休之叛乱(415年)。
但是,当时的东晋政权已被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严重挤压,只能偏安东南一隅。为了开疆拓土,提振国威,刘裕决定北伐后秦。义熙十二年(416年),檀道济作为北伐先锋,直驱洛阳,又西进潼关,攻破都城长安,后秦灭亡,东晋国土大大延伸。作为刘裕麾下干将,檀道济早在刘宋政权尚未建立的东晋时期,就先后担任太尉参军、宁朔将军、冠军将军、征虏将军。420年,刘裕称帝后,他作为开国功臣,被授予“公”爵(永修县公),食邑两千户,并担任临近京师建康(南京)的丹阳行政长官(丹阳尹),同时还以镇北将军、护军将军的身份,总督淮南诸郡军事,以拱卫京师。可见其作用之巨大,地位之显赫。(www.xing528.com)
刘裕驾崩后,长子刘义符继位,是为少帝。鉴于此君陋俗甚多,恶名远播,又毫无政治经验,刘裕在去世前就指定自己的铁杆檀道济,与徐羡之、傅亮、谢晦等四人为朝廷的顾命大臣,但只有他一人领兵在外,镇守广陵,监淮南诸军事。当时北魏乘人之危,在刘裕新丧、新主即位之际,举兵南侵,很快夺占刘宋大片国土,围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青州首府东阳城(今山东省费县西南),青州刺史竺夔向朝廷告急。面对侵略,少帝手足无措,只有诏令檀道济前去救援。檀道济闻警而动,临危受命,一路风尘直奔东阳。魏军早闻檀道济大名,见其将至,仓促撤退。刘宋王朝因此及时阻止了魏军南进势头。
外患刚去,内乱再生。当时的少帝刘义符顽劣至极,父亲去世时,就居丧无礼,只顾自己玩乐,不顾大臣们的劝阻。于是,首辅大臣徐羡之决定将其废黜,但在继任人选上与其他顾命大臣各有分歧。徐羡之考虑到檀道济在军事上的强大实力,首先向他征求意见,决定先废掉与自己关系不好的刘裕第二子、庐陵王刘义真。檀道济并不愿意卷入宫廷斗争,没有同意,但徐羡之一意孤行,以刘义真与少帝关系不睦为由,直接将其废为庶人。之后,又找借口将檀道济招至京师,与其他顾命大臣一同密谋废立之事。檀道济回京后,与谢晦一起住在领军府中。
在决定废黜少帝的当晚,谢晦辗转反侧,一夜未眠,而身旁的檀道济则鼾声如雷。
少帝景平二年即424年,徐羡之等人将刘义真、刘义符杀害后,决定迎接刘裕第三子刘义隆回京称帝。当时的刘义隆任荆州刺史,尚在湖北驻地。因为路途遥远,前程未卜,檀道济主动担当,带兵在朝堂内守卫。刘义隆回京称帝后,檀道济被封为征北将军,晋封为武陵郡公,食邑四千户,但檀道济坚决辞让,文帝刘义隆又增加他都督青州、徐州淮阳、下邳琅邪、东莞等五郡诸军事。
元嘉三年(426年),文帝在稳定政局后不久,便对前任几位顾命大臣挥舞屠刀。因为檀道济在政变中不是主谋,所以对他未予猜忌,而徐羡之、傅亮、谢晦则被文帝以杀害刘义符、刘义真的名义,下诏治罪。徐羡之、傅亮被治罪处死后,远在湖北荆州的谢晦举兵反叛,檀道济受命前去搜捕。谢晦本以为檀道济也已被处死,但见其挥兵而至,立刻失去斗志,不战自溃,最终伏法。檀道济因功再次受到提拔重用,升为都督江州、江夏、西阳、新蔡、晋熙诸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持节、常侍的职务不变,另增封千户。
元嘉八年(431年),为了解除北魏的威胁,文帝决定北伐,檀道济受命都督征讨诸军事,率军北讨,一度大败魏军。但北魏拓跋焘兵锋正盛,最终全身而退。此次北伐之后,檀道济进位司空,还镇寻阳。
这次北伐虽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但檀道济的军事才能得到更大发挥,引申出“唱筹量沙”的著名典故。当时,檀道济所在的宋军被北魏围困,军心动摇,而出逃魏军的士兵又将宋军缺粮的信息报告给了拓跋焘。就在宋军面临危机的当天晚上,檀道济下令将士正常休息,而他则亲自带领一批管粮的兵士在一个营寨里查点粮食。灯光之下,但见一些兵士手里拿着竹筹计数,另一些兵士则非常卖力地用斗子在量米。魏军探马前往偷窥情报时,刚好看到宋营中正在认真称量军粮的盛况:只见一只只米袋里面全都是满满的白米。这位探子立即报告主帅,说檀道济营里军粮绰绰有余,不可轻易与之决战。魏将得到情报,以为前面来告密的宋兵是假投降、实诱骗,于是将之杀害,随后主动撤退。
而探子看到的所谓“满袋白米”,实际上仅在袋顶覆盖少许白米,下面则是提前装好的沙土。
檀道济不仅有唱筹退敌之智,更有运筹帷幄之谋。早在北伐后秦的战事中,他在洛阳大败敌军,一次俘获敌众四千余人。其部下按照杀敌立威的传统惯例,建议檀道济将之全部杀害,聚集敌尸,埋成高冢,美其名曰“京观”,以炫耀武功,“彰武功于万世”。但檀道济并未采纳,坚持认为:“罪人当讨伐,百姓要哀愍,现在正是时候啊!”将他们全部释放回家。而他们回去后,广泛传播檀将军的仁义之举,结果北方各少数民族十分感激,大批民众前来投奔。
檀道济的军事才华集中体现在他所著述的《三十六计》之中。作为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该兵书虽不能完全考证为檀公之作,但书名至少源自檀道济。《南齐书》记载:“檀公三十六策,走为上计,汝父子唯应走耳。”此语后来被历代沿用,明清时期,编撰者以此语为书名,终成《三十六计》。
除了杰出的军事才华外,檀道济还是一位非常耿直而宽厚之人。对待子女和下属,他要求甚严,正是在他的严格要求下,其八个儿子以及心腹大将薛肜、高进之等都极有才干,威震朝野。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对于当朝名士陶渊明和谢灵运的态度。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陶渊明先生,因为不肯为五斗米折腰而生活在极度贫寒之中。当时的檀道济正在陶先生的家乡任江州刺史,闻知老先生年迈贫困,就主动带着他喜爱的酒肉食物前去看望。当他来到陶先生住处,看到的是“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不仅院落残败不堪,厨房里也许久不见水和食物,而陶先生自己则穿着单衣饥寒交迫。
檀道济早闻先生大名,今日一见更加悯惜。但他没有直面眼前的凄凉,而是缓声劝道:“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忍,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真心实意劝他主动释放自身价值,摆脱人生窘境。但陶先生早已厌倦尘世,立刻回道:“潜(即陶渊明自己)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回绝了檀将军的好意。
檀道济见此情景,也不勉强,悄然离去。
除了陶渊明,檀道济对待另一位文学大家谢灵运更是推崇有加。谢灵运虽然满身的文人“仙气”,或狂傲,或率真,但对宽容的檀道济却十分友好,两人之间颇多契合。也正因为此,檀道济多次受到朝廷的批评,他最后受到搜捕,朝廷在诏书中对他的定性中就有一条“谢灵运志凶辞丑,不臣显著,纳受邪说,每相容隐”。大意是说,谢灵运有谋反之意,而身为当朝命官的檀道济却予以“容隐”,未加阻止。
我们不清楚,檀道济是否助长了谢灵运的“不臣”之意,但罪名是准备好了的。檀将军深谙兵法,在败局已定时总是循循善诱,劝人“走为上策”,而他本人或许并未意识到自己功高震主的“败局”,没有采取退缩的“上策”,而是主动进京,结果丢了身家性命。惜哉?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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