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地三才：魏收笔下的南北朝峥嵘

“北地三才”中，魏收年龄最小，与北魏孝庄帝元子攸同年出生（507年），对后世影响最大，其编撰的《魏书》自出机杼，自成风骨。作为我国二十四正史之一和研究北魏历史的重要纪传体史书，该书无论在形式和内容创新，还是在思想文化认同等方面，都堪称中华历史文化的鸿篇巨制。

魏收因作《魏书》而闻名，也因写《魏书》而悲剧。在他死后，那些贬《魏书》为“秽史”的仇家，竟将其坟墓掘开，扬弃其遗骨，以泄私愤。

魏收去了，但正如他留下的恢宏篇章一样，其个性化的人生也为后人留下诸多话题和谈资。

在北朝，他的文笔被奉为一个时代的标杆，他本人也被誉为名士中的翘楚，但在拥有众多粉丝的背后，他也曾被无情抛弃，与他同时代的南梁著名文臣徐陵就对他非常不齿。徐陵和魏收作为当年的名士，分别代表南北朝互访，交流不断。相对而言，南朝的文化底蕴更为厚重，魏收对南朝文学也较为倾慕。为了推销自己的文学作品，他在徐陵来访时，将自己苦心创作的文集献给徐陵，希望通过他能够在南朝流传。作为南梁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徐陵接手后，并没有将这些文集带到江东传阅，而是在渡江的途中就将之无情抛进滚滚长江。同行者很是不解，问起原因，徐陵却不屑地回答道：“吾为魏公藏拙矣！”

事实上，魏收的文学功底并没有徐陵想象的那么差，或许是南北文学风格的不同，抑或文人相轻而已。

据《北史》记载，魏收在十五岁时就已经以文采扬名。他的父亲魏子建官至左光禄大夫、骠骑大将军，他应该受到了良好的早期教育。但他当时的理想并不是要成为作家，而是扬威疆场，像父亲一样做一名大将军。当年，他曾跟随父亲奔赴边疆，习武骑射，幻想以武艺建功立业。当时随军的荥阳人郑伯看出了他的想法，但对他的武艺天资并不看好，于是就在年少的魏收耍弄兵器时，调侃他道：“魏郎呀，你手中的兵器有多重啊？”让玩弄轻武器（戟）的小魏收十分惭愧。此后，他便主动放弃从武的想法，沉下心来“折节读书”。树荫下、床板上，到处留下他苦读的身影，以至于磨损床板，遂“以文华显”，成为励志读书的典范。

孔子说，学而优则仕。魏收学习上有所成就后，自然要为官。不幸的是，他在官场上也遭遇到北魏后期政治大变局。就在他官拜太常博士不久，尔朱荣带兵劫掠京师，好在他机警睿智，侥幸逃脱，没有被责难。孝庄帝即位后，在吏部尚书李神隽的举荐下，他官授司徒记室参军。此后，军政混战，孝庄帝被杀，尔朱氏先立元晔，再拥元恭为帝，是为节闵帝。节闵帝让魏收起草封禅书，他则一挥而就，下笔成章。时任黄门郎的贾思同就在节闵帝身旁，作为北魏“双凤”（贾思伯、贾思同兄弟）的贾思同十分欣赏魏收的文笔，对皇帝夸赞道：“魏收好才华呀，就连当年七步作诗的曹植也难以超越！”于是，节闵帝当场表态，升任魏收为散骑侍郎，不久又让其专修皇家《起居注》，参与国史的编纂工作。

这是魏收第一次直接参与修撰国史，为其后来全身心投入修史工作打下基础。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

节闵帝元恭仅在皇帝位上一年多时间便被高欢废黜，出帝（即孝武帝）元脩继位。由于文名较盛，魏收并未被新皇帝元脩罢免职务，令其专门处理朝廷堆积如山的诰命文书，魏收则处理得井井有条，让元脩非常满意。

处理这些朝廷文书，也为魏收编纂国史提供了借鉴。但魏收错估了自己的价值，他本以为元脩像元恭那样欣赏自己，可元脩有他自己的考虑，接下来在处理出帝元脩和权臣高欢的关系上，就很快暴露了自己的弱项。那时，高欢刚刚在军界称王，既没有禅位称孤的资历，也没有做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准备，所以对于出帝授予的“天柱大将军”一职感到羞愧，于是便一再请辞。孝武帝元脩就让魏收起草诏书，以顺从高欢的请求，另外加封高欢为“相国”。但当从魏收那里得知“相国”的品秩后，高欢便又作罢。魏收在这件事情中处理不当，引起了皇帝和权臣两方面的不满和猜疑，所以主动请求辞职，得到皇帝诏许，另封其为广平王元赞（元脩兄）的从事中郎（近侍官），后来又让其兼任中书舍人（起草传宣皇帝诏令）。

魏收之所以主动请辞，正如他回答舅父疑问时说的那样：“我是担心献武王（高欢）会从晋阳（高欢老巢）兴兵南下啊！”

魏收的判断没有错，公元534年，孝武帝元脩与权臣高欢之间兵锋相向，元脩出逃长安，高欢另立元善见在邺城建立东魏。次年，宇文泰在长安拥立元宝炬建立西魏，北魏从此一分为二，并成为屈从于军阀的傀儡政权。

东魏建立后，魏收虽然也被召至晋阳，担任掌管文书的主簿一职，但并不受高欢待见，经常受到军政府的嫌弃和斥责，甚至遭遇鞭打。这让一直以文士著称的魏收十分难堪。好在高欢的好友、东魏政权“四贵”之一的司马子如极力抬举，高欢的态度才有所转变。(www.xing528.com)

尽管如此，魏收在官场上还是没有安全感，于是主动请求修撰国史。

那时，高欢的长子高澄位高权重，其喜欢评品人才的同僚崔暹对高澄说：“国家的历史事关重大，你们父子二人建立的霸王的丰功伟业，都需要记载下来，这件事非魏收不能胜任。”就这样，在高澄的推荐下，魏收受命修撰国史，武定二年（544年）再兼任中书侍郎，仍旧负责修撰国史。而此时的魏收已经年近不惑了。

虽然朝廷把任务交给了魏收，但作为朝政的实际控制者和行伍出身的大将军，高欢父子对魏收修史还是心存顾虑。武定四年（546年），高欢就在宴请群臣的席间，对司马子如调侃道：“魏收任史官，写我的善与恶。听说北伐的时候，权贵们常常送给史官吃的东西，司马仆射你是否也曾宴请过史官呢？”两人相视而笑后，高欢直接对魏收警示道：“你不要以为元康这些人在我面前奔走，我就会认为他们很勤劳。我今后的名誉地位就在你手里，不要认为我不明白！”为了拉拢魏收，高欢还加封魏收为著作郎。

相对于高欢，高澄对魏收的态度则较为真诚。当时，孝静帝元善见令群臣赋诗，魏收诗中有“尺书征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折简召长安”之句，意思是仅凭文书就能轻易征服南边的梁国和西边的长安政权（即西魏），令野心勃勃的高澄非常钦佩。此后，侯景叛魏，高澄讨伐，檄文就出自魏收，而梁朝的合州刺史、鄱阳王萧范在接到魏收的劝降书信后，也果然弃城而走，高澄赞扬魏收说：“平定一州，你出了大力，但遗憾的是‘尺书征建业’还没有实现啊！”

但高澄没有实现征服建业的机会了，他竟被其膳奴刺杀。高澄遇害身死后，弟弟高洋亲往晋阳，安顿完哥哥的后事后，命魏收与黄门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在相王府参与机密大事，不久魏收又转任秘书监，兼著作郎，同时担任定州大中正（负责考核黜陟地方官员的中央官）。550年，高洋受禅建立北齐后，魏收也得到进一步提拔重用，担任中书令，兼任著作郎，撰写受禅诏书典册。

因为有修史的多年经验，天保二年即551年，魏收受北齐朝廷之命，正式接手撰写《魏史》。为了让其专心著作，天保四年即553年，北齐任他为魏尹，给予优厚的俸禄，令其专门在史馆著述，不再参与其他事务。而在此之前，魏收就在高洋面前陈述自己的志向说：“我只愿在东观秉笔直书，早日写出《魏书》。”所以，高洋命他专任其职，又下诏命平原王高隆之负责监修史书，但仅挂名而已。文宣帝高洋还特意安慰魏收说：“你要好好地直笔写史，我不会像拓跋焘那样诛杀史官。”

在朝野的一致关注下，魏收开始全力著作《魏书》。他在前人搜集的史料的基础上，与房延、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等人负责总纂，认真辨析，逐条甄别，又搜集博采亡佚的史料，连缀补续缺漏未写的史实，修撰成一部拥有包括纪、传、志等130卷纪传体史书典籍。其中的“35例”“25序”“94论”以及前后“二表一启”，都是由魏收独创的体例。

魏收在创作中也获得了极大的自信，他曾公开对反对者宣称：“你是个什么样的小东西，竟敢同我魏收作对！我的史笔要抬举你就能让你上天，要贬低你也能让你入地！”可见，他在写作中注入了较强的个人色彩。过去同他有冤仇的，大多隐去其善政美德，不载入史册，而对其有恩的，则尽量美化，因此，此书一出便招致多方怨言。当时的士族大户人家，比如范阳的卢斐、顿丘的李庶、太原的王松年等人，就直接提出批评意见，贵族子弟众口传扬，直接蔑称《魏书》为“秽史”。

面对汹涌的反对声浪，文宣帝高洋下令进行公开讨论、修改，但仍难平众怒，只好下令停止发行。魏收也难以招架，只好动用公权力，在老朋友、时任尚书省左右仆射的杨愔、高德正的干预和保护下，整个文宣帝时代，都不再议论此事。

文宣帝驾崩后，孝昭帝高演命魏收进一步研讨修改，但修改后的《魏书》只在有限范围内传播发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渐渐淡忘了这部争议颇多的“秽史”。

但魏收还是没有逃脱仇家们的惩罚。武成帝高湛时代，他受尽恩宠，被封为开府，兼任尚书右仆射。面对昏聩的武成帝，作为朝中重臣的他不能匡救时弊，而是畏祸保身，遭到更多诟病。后主高纬武平三年即572年，魏收寿终正寝，仍被追赠为司空、尚书左仆射，谥号文贞。北齐灭亡后，其坟墓被仇家挖掘，遗骨被丢出墓外。其创作的《魏书》成为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中的精品，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