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陵八友”之任昉：家国中的千里马

梁武帝天监七年（508年），正在吃西苑绿沉瓜的梁武帝突然悲痛难禁，把瓜扔到盘子里——比他仅大四岁的好友兼爱臣任昉去世了。他无奈地屈指算了算，对身边人说道：“任先生年轻时常怕活不到五十，如今四十九，可算是知道自己的气数啊。”当天，梁武帝亲自为任昉举哀，哭得很悲痛，同时追赠任昉为太常卿，谥号“敬子”。任昉是在新安（今属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太守的任上去世的。他走前曾留下遗言，不许家人把新安的任何一件东西带回京都。而他离开时，家里只有桃花米二十石，没有钱财安葬，下葬时只用杂木做棺材，用平时的旧衣服做装殓。新安全郡人都很悲痛，百姓们自发在城南为他立了祠堂，以供祭祀。

任昉自幼聪明灵秀，“悟性如神”，四岁能诵诗，八岁即能文。当时著名文臣，历任南朝宋、齐两朝宰相的褚渊（因避李渊讳，唐时改为褚彦回）对任昉父亲任遥说：“听说先生有个好儿子，真为你高兴。正所谓有一百不算多，有一个不算少啊。”任昉十二岁时，其善于识人的叔父晷叫着他的小名说：“阿堆，你是我们家的千里马啊。”

任昉不仅仅是其家族的“千里马”。在家庭，他对父母兄弟非常孝敬友善，父母生病期间，他总是尽心尽力服侍，人不离床，衣不解带，“言与泪并，汤药饮食必先经口”。父亲去世时，正在“司徒”和竟陵王萧子良的“记室参军”工作岗位上的他立刻请辞，回家守丧。其间，他“泣血三年，杖而后起”，守丧三年让本来强壮的他虚弱得靠拐杖方能起身，就连齐武帝萧赜也感到怜惜，他对任昉的伯父任遐说：“听说任昉哀痛过度，超越礼节，使人担忧，如有什么意外，不光你们家会丧失亲人，于公也会损失一位栋梁之材。要好好劝劝他。”任遐劝任昉吃些东西，任昉当面勉强咽下，但等他走后就又吐了出来。他父亲生前喜欢吃槟榔，他也有吃槟榔的喜好，但父亲离世后，他终生不再尝槟榔。为父守丧三年后，母亲又不幸去世，接连的打击让任昉衰弱不堪，每当痛哭就会昏厥，半天才能苏醒过来。尽管如此，他仍按礼行事，在墓旁搭起草屋，守墓以尽丧礼。天长日久，他经常趴着哭泣的地方已经不长草了。等到这次丧期结束时，他则形容枯槁，难以辨认。

对待工作，任昉也是兢兢业业，爱民如子。在朝廷，他历经南朝宋、齐、梁三代，但在前两代，他并未受到足够重视。刘宋王朝时，十六岁的他因才被丹阳尹刘秉聘为主簿。刘秉当时正身居要职（兼任侍中、吏部尚书等职），但年轻气盛的任昉因为赌气得罪了刘秉的儿子，以至于长期得不到提拔。齐武帝永明二年（484年），卫将军王俭任丹阳尹，欣赏任昉的王俭再次聘任他为主簿，之后回到京师，历任司徒刑狱参军事、尚书殿中郎，后又调任为司徒、竟陵王萧子良的记室参军。当时，梁武帝萧衍和他作为“竟陵八友”之一，同在萧子良门下，但地位都不显赫。萧衍曾对任昉开玩笑说：“我要是当了三公，就任命你做记室（负责撰写章表文檄）！”任昉则笑道：“我若当了三公，就任命你做骑兵！”

虽然是开玩笑，但在齐武帝萧鸾驾崩后，他们果然发达起来，萧衍成为手握重兵的大将军，而任昉则成为东昏侯政权的中书郎和司徒右长史。东昏侯永元末年（501年），萧衍发兵攻占京师南京，其战时幕府刚建立，就写信让任昉担任其骠骑记室参军，专门负责起草文书。任昉在回信中写道：“昔日太平清静之时，您曾经对我有预言，本意是对我提拔，看起来却像善意的玩笑。谁料我竟如此幸运，昔日之言一点没有落空呀！”

萧衍建立南梁政权时，任昉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吏部郎中，同时还兼管朝中文书著作等事务。梁武帝天监二年（503年）和天监六年（507年），任昉两次下去挂职锻炼，先后出任义兴太守和新安太守，成为实力派地方长官。虽在地方，他仍然忠于朝廷，为官清廉，作风正派。

在义兴，他与妻室儿女只吃粗米饭，而将自己的俸米熬粥赈济灾民，救活两千多人。当时因为遇到灾荒，贫困人家即使生下孩子，也无力养活，就随意丢弃，任昉严令制止，提早供给怀孕的妇女食物，受到救济的有几千户之多。他享有的俸禄几乎都用来接济贫民，在他离任时，只有七匹绢、五石米的家当。

在新安，他也特别关心民间疾苦，当地年满八十岁的老人，他都派官员前去看望。新安郡内有蜜岭产杨梅，以前官府每年都要派人去高山峻岭间采摘，以供太守之需。任昉到任后，认为不能为一己之私让百姓冒生命危险，于是就命令停采，受到官民的一致称颂。为了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他常常不修边幅，主动深入群众，独自一人拄着拐杖，走街串巷，往来田间地头，遇到民间有是非官司，随即就地裁决，既省去了烦琐程序，又很接地气，真正成为勤政爱民的表率，百姓的知心人、贴心人。

昧旦乘轻风，江湖忽来往。或与归波送，乍逐翻流上。近岸无暇目，远峰更兴想。绿树悬宿根，丹崖颓久壤。

——任昉《济浙江诗》(www.xing528.com)

政治上勤政爱民，生活上忠孝仁义，而在治学方面，任昉也十分严谨朴实。钟嵘在《诗品》中列其诗为“中品”，并总结出“文亦遒变、善诠事理、拓体渊雅、得国士之风”等四大优点。除了文学上的成就外，任昉还是著名藏书家。从现有记载来看，私人藏书家当中，他是第一位自编书目者。同为梁代三大藏书家之一的王僧儒对他评价甚高，认为他“乐人之乐，忧人之忧，虚往实归，忘贫去吝，行可以厉风俗，义可以厚人伦，能使贪夫不取，懦夫有立”。他还热衷于地方志的编撰，其所著《地记》是继南朝宋齐年间藏书家陆澄的《地理书》之后，我国历史上第二部方志学丛书，《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为“丛书之祖”。

“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南宋王应麟所编《三字经》中的经典语句，或许是对具有“国士之风”的任昉先生最好的注脚。

北地三才

论年龄，温子升（495—547年）最长，生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邢邵（496—561年）次之，生于太和二十年，魏收（507—572年）最小，生于北魏宣武帝正始四年。他们都经历了北魏后期王室衰微、“河阴之变”、军阀混战继而分裂的历史悲剧。温子升卒于东魏（534—550年）孝静帝武定五年，享年五十三岁，而邢邵和魏收分别死于北齐（550—577年）孝昭帝（高演）皇建二年和北齐后主（高纬）武平三年，终年均为六十六岁。

从出身来看，三者均为官宦之家，温子升为东晋名将温峤之后，父亲温晖曾任兖州左将军长史；邢邵乃北魏“太常”邢贞之后，而“太常”为朝廷九卿之首，父亲邢虬则为北魏的光禄卿；魏收是汉初高良侯魏无知之后，父亲魏子健为北魏重臣，官至左光禄大夫，兼任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因为出身优越，他们都受到良好的教育，温子升早年师从名儒崔恩临、刘兰，勤奋好学，博览百家，文章清婉，早有文名；邢邵十岁便能作文，能够一目五行，日诵万余言，“雅有才思，聪明强记”；魏收年少机警，不拘小节，十五岁时就已经熟知文路，以文扬名，据《北史》记载，他还曾一度热衷于骑射武艺，“欲以武艺自达”，但在武界高手的调侃下才自愧不如，弃武从文，“折节读书”。

从三者的作为上来看，政治上均获得较高荣誉，温子升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散骑常侍、中军大将军，邢邵官至中书监（宰相）、摄国子祭酒（教育部长），授“特进”，而魏收亦官拜散骑常侍、中书令、特进（特殊列侯）、尚书右仆射（宰相），死后加“文贞”谥号。他们在文化程度相对滞后的北朝显然受到了特殊礼遇，这与人才济济的南朝诸多文人的待遇形成较大反差。

从文学成就来看，虽然同为“北地三才”，但影响各有不同。温子升诗文俱佳，被北朝看作可以与南朝名士相媲美的一面旗帜，当时的司空、济阴王元晖业评价说：“我们（北朝）的温子升足以压倒宋梁（南朝）的颜延之、谢灵运，以及沈约、任昉。”而梁武帝萧衍也对温子升的诗文大加赞赏，声称“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时人也将温子升排在前面，并称温子升、邢邵为“温邢”。邢邵则擅长骈文，“所作诏诰，文体宏丽”，《北史》和《颜氏家训》都说他爱慕和仿效南朝梁沈约的文风。他现存的文章多为应用文字，辞藻华丽，讲究对仗。除骈文外，他也能作诗赋。魏收最出名的则是他名垂千古的《魏书》。该书凡一百三十篇，虽因实录或个性较强，一度被贬为“秽史”，但因其体格庞大，除传统体例外，还涉及书志、刑法、食货、宗教、姓氏等各种纪传，成为研究北魏历史的鲜活史料。

从结局上来看，魏收最为可悲，他因著史扬名，又因写史得犯众怒，死后竟被掘墓扬骨；温子升一生谨慎，但晚年竟被怀疑参与作乱，打入囚牢后被活活饿死；而相对而言，邢邵则幸运得多，他在朝臣多担任一职的背景下，身兼“太常卿、中书监、国子祭酒”等三职，在北齐文宣帝高洋驾崩后，加授“特进”而卒，可谓善始善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