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南北朝：揭秘竟陵八友萧衍的多彩人生

他应该是整个南北朝时期最富传奇色彩的皇帝了。他在皇帝位上一干就是四十八年，享年八十六岁，这两个数字都是南北朝诸多皇帝中最大的。

他的小名叫“练儿”，颇有佛家风味，而他也是最痴心佛教的。就在皇帝位置上，他四次舍身出家，每次都要由朝廷出资亿万钱将其赎回，佛寺因此而“资产丰沃”。他有一个儿子名曰萧综，据说是前朝皇帝萧宝卷（即东昏侯）与宠妃吴景晖的遗腹子。萧梁取代萧齐后，他作为萧梁的开国皇帝，将吴景晖纳入后宫，萧综遂成为萧衍的次子。但等到萧综长大了解自己的身世后，便对“父皇”萧衍十分反感，以至于将门前所有枝繁叶茂的楝树全部砍伐，最后从徐州刺史任上叛逃北魏。

他虽然高寿，却被他一度收留的叛臣侯景关押在皇宫台城，活活饿死，也算“圆寂”了。

他的故事很多。文学、经史、音乐、书法、绘画，他几乎无所不精。他还酷爱下棋，并且棋艺很高。文学家到溉、武将陈庆之等都是他的棋友。一次，到溉陪他下棋至深夜，一局尚未分出胜负，不善熬夜的到溉就低头睡着了。萧衍见状竟作诗嘲讽道：“状若丧家狗，又似旋风槌。”到溉被唤醒后，颇为尴尬，但听到萧衍的诗句后，两人则爽朗相视而笑，竟无君臣之别。

萧衍还懂一些“八卦”。早在永明十一年即493年，齐武帝萧赜病重时，权臣王融想在武帝驾崩后，拥立竟陵王萧子良为帝，而作为“竟陵八友”之一的萧衍却能提早推算出王融的败局，并没有参与其中，后来王融的计划果然败露，被下狱赐死。同为“竟陵八友”之一的好友范云本来也想支持“盟友”萧子良，但在萧衍的劝说下没有行动，等到结果出来后，他对萧衍倍加钦佩。

齐武帝萧赜死后，继位的皇太孙萧昭业无才无德，贪图享乐，权臣萧鸾准备废掉他。当萧鸾把想法告诉萧衍时，萧衍表示反对，认为时机尚未成熟。萧鸾作为齐武帝萧赜的堂弟，并非皇族直系亲属，所以担心萧赜的第八子萧子隆会抢先称帝。萧子隆时任随王，并在军事重镇荆州驻守，萧鸾认为他文武兼备，堪当大任，但萧衍则不以为然。在萧衍的劝谏下，萧鸾果然挫败了萧子隆，并废杀萧昭业，再立萧昭文，之后才在萧衍的支持下称帝，是为齐明帝，萧衍也因功被提拔为皇帝近臣“黄门侍郎”，他也因此发达起来，逐步走上权力顶峰。

临终前，萧衍遭遇“侯景之乱”，但他不为所动，在气势汹汹的侯景面前表现得十分淡定，竟将气焰嚣张的侯景威吓得直冒虚汗，诺诺而退。萧衍并且推算出侯景只能在位一百天，后来侯景在废立萧纲、萧栋两位皇帝后，自立为帝，果然在百日内即被王僧辩、陈霸先击杀。

众所周知，萧衍后来开创了南齐，成为光耀南北朝时期的显赫帝王。但他可不仅仅是一位皇帝，在学术界也颇有影响。(www.xing528.com)

作为“竟陵八友”之一，萧衍的诗赋文才颇有过人之处。早在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3年），诗坛创作风气大盛，很多文人学士都聚集在竟陵王萧子良的周围，萧衍也在其中尽显才华，他的很多诗歌都是在这一时期写的。建梁称帝后，他爱好不减，经常招聚文人学士，以赋诗为乐，在他的助推下，梁代文学风气日益兴盛。

由于萧衍的诗文雅好，大臣们纷纷效仿，就连赳赳武夫也能偶尔吟出几句好诗来。天监六年（507年），梁将曹景宗和韦睿在徐州大败魏军。班师回朝后，萧衍在华光殿举行宴会，为他们庆功。在宴饮中，君臣连句赋诗。鉴于曹景宗不善诗文，怕他赋不出诗来难堪，负责安排诗韵的尚书左仆射沈约便没有分给他诗韵。曹景宗深感不平，坚决要求步韵赋诗。萧衍对曹景宗这种不甘人后的性格早有了解，于是安慰他说：“将军您是一位出众的人才，何必在乎作不作一首小诗呢！”当时曹景宗已经有一些醉意，就乘酒兴再三“固请”。萧衍不愿再扫他的兴，于是便命沈约分给他诗韵。可当时诗韵只剩下难以押韵的“竞”“病”二字，但曹将军并不服输，他乘着酒兴只稍稍沉思片刻，便挥笔写道：

去时女儿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此诗雅俗共赏，自然流畅，非常契合眼前凯旋庆功的实际。因此此诗一出，即语惊四座，连善弄风雅的文人们也自叹弗如，皇帝萧衍更是感叹不已，特命史官将之记入国史。

萧衍现存诗歌有八十多首，按其内容、题材大致可分为言情、谈禅悟道、宴游赠答、咏物等四类，其乐府言情诗尤为突出，并且在前人基础上独创了平仄互换、抑扬顿挫的七言诗韵。比如其最为著名的《东飞伯劳歌》：

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谁家女儿对门居，开颜发艳照里闾。南窗北牗挂明光，罗帷绮箔脂粉香。女儿年几十五六，窈窕无双颜如玉。三春已暮花从风，空留可怜与谁同。

但萧衍最有成就的却是其在经学和史学方面的建树。经学方面，他曾撰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二百余卷，可惜大都没有流传下来；天监十一年（512年），又制成“吉、凶、军、宾、嘉”五礼，共一千余卷八千零一十九条，在全国颁布施行。史学方面，他不满《汉书》等断代史的写法，亲自主持编撰了六百卷的《通史》，并“躬制赞序”，可惜此书到宋朝时即已失传；萧衍最大的著述是“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五经义注讲疏”等共二百卷，“赞、序、诏、诰、铭、诔、箴、颂、笺、奏”等文共一百二十卷。他对佛学也颇有研究，著有《涅萃》《大品》《净名》《三慧》等数百卷佛学著作，并结合中国传统道家、儒家学说，将儒家的“礼”、道家的“无”和佛教的“涅槃”“因果报应”糅合在一起，创立了儒释道“三教同源说”，在中国古代佛教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