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传世之作《峥嵘》

刘骏称帝后，作为功臣之一的王僧达受到重用，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而作为王僧达幕僚的鲍照也因祸得福，先被任命为海虞县令，成为名副其实的地方长官，之后又被召回京师，于孝武帝孝建三年即456年被提拔为太学博士，并兼任中书舍人，成为皇帝身边的近臣。流浪半生的鲍照先生，终于安下身来，政治生涯也达到了顶峰。

但是，鲍照的新生活也并不完全如意。新皇帝刘骏也很有文采，公务之余经常舞文弄墨。或许因为夺权之路过于血腥，抑或皇帝之位过于崇危，问鼎后的刘骏特别自负，就连文章也自诩为老子天下第一，这就让以文闻名的鲍照先生十分尴尬。为了迎合新主的自负心理，他不得不隐藏文锋，言辞粗俗，句子重复，给人以“江郎才尽”的错觉。此后，他因病请假，竭力远离是非，而就在他到京师任职的当年，妹妹鲍令晖不幸去世，遂作《请假又启》篇，续假百日。孝建四年（457年）之后，他离开京师，先后担任秣陵令和永安令，虽然贵为地方长官，但出身低微、历经坎坷、年近天命的他却总有一种被抛弃的落寞和壮志未酬的遗憾。他在《代白头吟》一诗中吟道：

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何惭宿昔意，猜恨坐相仍。人情贱恩旧，世义逐衰兴。毫发一为瑕，丘山不可胜。……心赏犹难恃，貌恭岂易凭。古来共如此，非君独抚膺。

就在永安令任上，他再次因故受到限制行动的处分，解除处罚后，他作诗致谢，即《谢永安令解禁止启》。该诗在表达对朝廷感谢之余，也充分表现了自己“饮冰肃事，怀火毕命”的惶恐情境。孝武帝大明五年即461年，鲍照来到扬州吴兴，成为临海王刘子顼的“参军”，掌书记之任，这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个职位。

就是在这个职位上，鲍照走完了他矢志抱憾的一生。

他在文帝后期主动离职，躲过一劫，但这一次，他却没能逃脱残酷的政治陷阱。

刘子顼在刘骏二十八个儿子中排行第七，与三哥刘子勋关系较好。父亲孝武帝刘骏后期怠政乱政，壮年而崩，大明八年即464年太子刘子业继位后愈加淫乱无能，致使天下大乱。当年，刘子业的叔叔，即刘骏的弟弟湘东王刘彧起兵反叛，仅用半年时间即击败昏聩的刘子业，自立为帝，改元泰始，是为宋明帝。

刘彧称帝后，刘骏的众多儿子并不服输，也纷纷起兵讨伐。泰始二年（466年），刘子勋首先发难，在寻阳称帝，年号“义嘉”，并封刘子顼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作为刘子顼幕僚的鲍照也随府转卫军参军。而此前刘彧就任命刘子顼为平西将军，但刘子顼拒绝受命，主动与哥哥刘子勋站在一起。当年8月，刘彧大军压境，刘子顼、刘子勋先后被杀，鲍照鲍“参军”也死于乱军之中。

独处重冥下，忆昔登高台。傲岸平生中，不为物所裁。埏门只复闭，白蚁相将来。生时芳兰体，小虫今为灾。玄鬓无复根，枯髅依青苔。忆昔好饮酒，素盘进青梅。彭韩及廉蔺，畴昔已成灰。壮士皆死尽，余人安在哉。

——鲍照《代挽歌》

鲍照这位令后世如大诗人李白之类的人物都仰慕推崇的伟大诗人，“不为物裁”“傲岸平生”的文学大家，就这样糊里糊涂、不明不白地淹没在尸体横陈的乱军之中。(www.xing528.com)

而此前，他就已认定，在“壮士皆死尽”的时代里，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余人安在哉”，他是难以逃脱被覆灭的命运的。只是死之来得太快，甚至来不及挽歌一曲就匆匆离世。好在他的《代挽歌》连同其他二百多首诗文得以留存于世，成为历代诗人、创作者竞相传诵的圭臬。

竟陵八友

“竟陵八友”是南朝齐永明年间（齐武帝萧赜年号，483—493年）的文人集团，以齐武帝第二子萧子良为核心，以萧衍、沈约、范云、任昉、谢朓、王融、陆倕、萧琛等八人为代表。萧子良曾被封为竟陵王，竟陵即今天的湖北潜江市西北（湖北天门市下面还有一个竟陵街道办事处，为天门市的市中心），“竟陵八友”因此得名。但该集团的活动中心并不在湖北，而是在京师南京皇城外萧子良所建的“西邸”（即鸡笼山邸）。

永明年间，南朝历经刘宋政权和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的苦心经营后，社会相对安定，经济繁荣，《南齐书·良政传序》介绍说：“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史学界将这一时期称为“永明之治”。

文化的繁荣也成为“永明之治”的重要标志，其间产生了众多文人及其作品，李延寿在《南史》中赞誉说：“自江左（东吴）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其中的诗歌更是异军突起，在以杂言和乐府自由体为特征的古体诗基础上，讲求声韵格律，创造出具有近代格律诗特点的“永明体”，成为繁荣唐诗的滥觞。

在“竟陵八友”中，有贵为天子的皇帝萧衍，也有出身普通、职务不算太高的陆倕，但他们能够跻身竟陵王王府，除了才学，士族门第也至关重要，基本都是官二代，“王氏”“谢氏”“萧氏”等更是显赫的名门望族。从职务上来看，除皇帝萧衍外，王融很早就被齐武帝萧赜任命为“中书侍郎”，短暂为相；谢朓为齐明帝萧鸾的吏部尚书，为正部级；沈约、范云均为梁武帝萧衍的“尚书仆射”，即宰相；任昉为梁武帝萧衍的“黄门侍郎”“吏部郎中”；萧琛晚年亦被梁武帝萧衍授予正三品的“金紫光禄大夫”；而陆倕则为正四品的“吏部郎官”，相当于副部长。

从年龄上来看，除了谢朓（464—499年）和王融（466—493年）英年早逝，仅经南朝宋、齐两代外，均生于宋，卒于梁。沈约（441—513年）最长，范云（451—503年）次之，任昉（460—508年）第三，萧琛（480—531年）最幼。从生命的长度来看，萧衍（464—549年）最长，高寿八十六岁；沈约次之，七十三岁；陆倕（470—526年）第三，五十七岁；王融、谢朓最热衷于政治，均在政治风波中早早辞世，分别为二十八岁、三十六岁。

从文学成就上来看，“竟陵八友”在诗歌创作上共同成就了“永明体”，成为一个时代的标杆。沈约被誉为“一代辞宗”，为文坛领袖，其《宋书》被载入二十四史。他不仅会写诗，而且提出了“四声八病”的诗歌创作声律理论，为“永明体”诗歌创作定下基调。谢朓诗名最望，梁武帝曾言“三日不读谢朓诗，便觉口臭”，李白也是他的最大粉丝。任昉善于作方志，其《述异记》超越祖冲之，成为古代志怪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其《地记》成为继陆澄《地理书》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部方志学丛书。王融善作辞赋，明代大文学家张溥称其“词涉比偶，而壮气不没”，其作品《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广为传诵，被北魏使者认为可以与司马相如的《封禅书》相媲美，甚至超过被他们奉为文曲星的颜延之的水平。范云和萧琛的文学水平也闻名南北，他们在永明十年即492年出使北魏时，受到孝文帝元宏的高度赞扬。陆倕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散文创作上，他的碑铭文和奏疏文名噪一时，其为梁武帝创作的《新漏刻铭》最为有名。梁武帝萧衍的第三子、简文皇帝萧纲曾评价说：“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

沈约、任昉还精于收藏，他们与王僧儒并称为梁代三大藏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