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绿海,山林绵延。在今浙江东部四明山、天台山一带的丛林深处,数以百计的随从在一位身着奇装异服的“官人”带领下,兴冲冲披荆斩棘,一路伐木开道,直逼临海地界。周围好奇的村民见如此阵势,以为山贼来袭,急忙上报。临海太守王琇立即亲往查探,原来那队人马并非“山贼”,而是远近闻名、标新立异、喜好游玩作诗的谢灵运先生。
王琇早就清楚谢先生的秉性,也就并不在意地离开了。但因为谢先生的动作太大,从始宁县(今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到临海县一连数日行程几百里,游兴不减,又跑到临近的会稽郡(今浙江省绍兴市、宁波市一带),直接惊动了与他有个人恩怨的会稽太守孟。
孟本来只是一位地方长官,又信佛,与谢灵运没有什么积怨,但他看不惯谢先生的狂傲。谢先生明知道他信佛,却公开宣称:“成仙得道都是有灵性的文人,孟何才何德?他升天一定在我之前,成佛则必在我之后!”对这位地方长官极为不齿。不仅如此,谢先生利用自己的影响,上疏要求将会稽城东的回踵湖填平改为稻田,很快便得到文帝刘义隆的批准,文帝还下令地方各州郡参照执行,但遭到孟的坚决抵制。此后谢先生转而又要求将始宁县的岯崲湖改做稻田,再次遭到孟的抵制。双方因此而结下仇恨。后来,孟为报私仇,竟向朝廷状告谢灵运“谋反”,后者得知后方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毕竟“谋反”是要杀头的,况且他本人也的确毛病甚多,《宋书》记载说他“为性偏激,多愆礼度”,他也正是因为自高自大、蔑视法礼,才遭贬谪,闲居家乡。
于是,一向狂傲的谢先生立刻飞骑进京上书,申明自己“抱病归山,三年都未与外界接触”,怎么可能有谋反的“异志”?在痛陈自己是被“冤屈”之后,还不忘表达自己“忧怖弥日,羸疾发动,尸存恍惚,不知所陈”的惶恐心情,请求皇帝为自己做主。
令谢先生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一番言辞,竟然真的打动了圣上,推翻了“谋反”罪名,宋文帝刘义隆很快签发了“赦免令”,同时给了个“临川内史”的职务,让其去临川即今江西抚州任职,以远离京师与凡尘。
这是发生在南朝宋文帝元嘉五年,即公元428年的事情。
那么,作为南朝明君的刘义隆为何对谢先生如此宽容大度呢?
事实上,谢灵运的性格特征,注定了他在政治上的幼稚与无为,他也并不具备“谋反”的政治野心与实力,刘义隆“赦免”他更为重要的原因,则在于拉拢高门士族,稳定时局,毕竟谢灵运不同于一般的文艺青年,老谢家可是东晋名副其实的“当轴士族”,谢氏子孙门第高贵,才华出众,成为东晋以来的士族领袖。早在公元383年,前秦主苻坚率领百万大军南下攻晋,东晋太保谢安以侄子谢玄为前敌总指挥,仅以八万之兵即在淝水之战中大败敌军,挽狂澜于既倒,东晋不仅幸存下来,还一度将边界线从长江推至黄河之滨。
而为东晋立下汗马功劳的谢氏重臣,正是谢灵运的亲族,谢玄就是谢灵运的爷爷。
谢灵运出身陈郡谢氏,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省太康县),而陈郡谢氏与琅琊王氏并称“王谢”,为显赫一时的名门望族,唐代诗人刘禹锡曾在游金陵(今南京市)时发出感慨:“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而谢灵运出生时,谢氏家族仍处在黄金时代(后期)。他的族弟谢晦是南朝宋的开国元勋,官至中书令。
他出生时,谢氏家族已经随东晋王朝南迁至会稽郡始宁县。他的父亲谢瑍官拜秘书郎,袭爵康乐公,曾入谢玄创建的北府军。因为家族原因,谢瑍与另一高门王氏结亲,娶了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独生女的女儿为妻,也就是说,王羲之是谢瑍的姥爷,谢灵运的太姥爷。谢瑍虽然世袭了父亲的康乐公爵位,但他生性迟钝,与谢家其他精英全然不同,他生了四个儿子,分别取名为“仁、孝、信、义”,其中的“公义”就是谢灵运。谢灵运天生“灵”秀,一表人才,爷爷谢玄曾对亲友自嘲或夸耀道:“我只生了个(傻)谢瑍,谢瑍怎么生了个(如此伶俐的)灵运?”
因为受到爷爷的喜爱,年幼的谢灵运受到特殊照顾,被送到钱塘道士杜炅的道馆中寄养,长到十五岁时才被接回京师建康,而早在他九岁时父亲谢瑍就已离世。谢灵运从小便酷爱读书,博览经史,文章写得特别好,“文章之美,江左莫逮”,江南几乎没人赶得上,堂叔谢混尤其喜欢他。
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年),十八岁的谢灵运继承了祖父的爵位,被封为康乐公,享受两千户的税收待遇。朝廷还援引先例,授予他“员外散骑侍郎”的职务。或因此职有名无实,为闲散之职,谢灵运拒绝接受。两年后,他出任琅琊王、大司马司马德文(即晋安帝司马德宗之弟)的行参军,成为东晋末帝的幕僚。不久又成为北府军著名将领刘毅的幕僚(中郎)。
谢氏家族对东晋王朝感情较深。谢灵运的祖上因为门第较高,始终受到东晋皇族的敬重和青睐,他的堂叔谢混还被晋孝武帝司马曜选为女婿。早在372年,东晋简文帝司马昱驾崩后,司马曜年幼,权臣桓温一度要废帝自立,被誉为“风流宰相”的谢安及时出手,挫败了桓温的企图。但是,桓温的儿子桓玄更加猖獗,就在谢灵运袭康乐公爵位的当年,即403年,他直接废黜晋安帝,建立桓楚政权。此后,北府军将领刘裕与刘毅起兵讨伐,次年即剿灭桓玄,晋安帝复位,405年晋安帝从江陵返回首都建康,刘裕把持朝政。
刘裕掌权后,老部下刘毅多有不服,于是联合朝中重臣谢混,于晋安帝义熙八年即412年起兵讨伐刘裕,旋即兵败,刘毅自缢,谢混则被赐死。作为谢混的侄儿和刘毅的长期幕僚,谢灵运并未受到株连,反而被刘裕任命为太尉参军,回到京师建康后,转任秘书丞。此后,他又先后出任中书侍郎、咨议参军、黄门侍郎,并代表朝廷出使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慰劳奋战在前线的刘骏。刘骏就是刘裕的孙子,刘义隆的第三子,后来的宋孝武帝。
随着刘裕军功和声望的不断攀升,与谢氏家族关系非常的东晋王朝很快灭亡。公元419年,刘裕废杀晋安帝,另立司马德文为帝,次年便逼迫末帝司马德文禅位,东晋结束了偏安东南一百多年的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刘宋政权。
谢灵运的人生也随着新政权的建立,掀开了新的一页。
就在刘裕建宋的当年,朝廷就借口“擅杀门”事件,将谢灵运原有的“公”爵降为“侯”,从食邑两千户减为五百户。所谓的“擅杀门”事件,就是名叫桂兴的家奴与谢灵运的一个小妾私通,被谢灵运一气之下处死。主人打死家奴在旧王朝是一件再小不过的事情,何况这个家奴犯了戒。但出身寒门的武将刘裕,向来看不惯豪门士族,他削减谢氏的爵位和俸禄,既是对传统士族的打击,更是为新政权立威。但是,作为新政权的统治者,刘裕在对前朝司马氏进行清洗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士族大户的利益,以保持政权的稳定。
刘宋政权的这种矛盾心理,直接影响到谢灵运及其家族的兴衰。在新政权中,他又先后出任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虽然近在天子身边,但均为没有实权的虚职。而谢灵运自恃才高,应该得到重用,参与国家大事,“自谓才能宜参权要”,却得不到应有的职位,常因此而愤愤不平,“既不见知,常怀愤愤”。
谢灵运以文人之资,欲谋“权要”,不知不觉间将自己完全陷入了刘宋王朝初期的权力斗争中,并最终成为牺牲品。他感觉到刘裕对自己的冷落后,又及时向庐陵王刘义真靠近。此君为刘裕的次子,他“仪貌俊美,神情秀彻”,颇有文化人风范,与谢灵运、颜延之、慧琳道人等当朝名士均有很深的交情。但富有文人情怀和志向抱负的刘义真同样遭到权臣们的嫉妒和排挤。
422年刘裕驾崩后,刘氏家族立刻在权臣的操弄中陷入权力之争。少帝刘义符居丧无礼,喜好游狎之事,不行天子之道,仅一年多时间即被顾命大臣徐羡之、檀道济、傅亮、谢晦等联合废黜杀害,徐羡之等权臣在皇帝人选上有分歧,各为其主,徐羡之派人将排位第二的刘义真杀害,扶立刘裕第三子刘义隆为帝,是为宋文帝。
而早在少帝继位时的422年,不懂政治的谢灵运看到朝中大权掌握在几位权臣手中,就非常不满,口无遮拦地诽谤当权者,并在其中挑拨离间,惧怕他的徐羡之等人于是将其排挤外放到永嘉郡,任永嘉太守。永嘉郡地域辽阔,山水秀美。当时的首府在永宁,即今浙江温州主城区、永嘉县、乐清市一带,下辖永宁、固安、横阳、松阳。虽然是被排挤而出的,但有如此胜地美景,谢灵运也就从兴而为,跋山涉水,将自己的感怀寄托于山水林湖和吟诗作赋之中,治民、管理之责则全然不顾。因为永嘉就在其家乡,于是他回到老家大造别墅和庄园,就像谢玄当年大规模扩建建康宫城,又另建豪华别墅一样。工程完成后,他还兴致勃勃地撰写了一篇《山居赋》,记述其事,将秀水环抱、山峦巍峨的幽谧景致描摹得无以复加,令人荡气回肠,跃跃欲瞻。(www.xing528.com)
在永嘉郡任上,他除了游玩就是游玩,成就了他旅行家的美誉。
他还与当地的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结伴出游,吟诗作乐,好不自在!因为诗歌写得好,每一首都是精品,被疯传于京师里巷之间,“贵贱莫不竞写”,一位失意的文人也因此在一夜之间“名动京师”,成为“远近钦慕”的诗人。
就在谢灵运一心游玩吟诗作赋的过程中,京师建康发生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徐羡之等人除掉刘义符、刘义真兄弟后,景平二年即424年,刘义隆被迎立为帝。文帝刘义隆雄才大略,很快将徐羡之等权臣剪灭,已经出镇荆州的谢晦为了自保竟起兵反叛,也被文帝消灭。
而谢晦正是谢灵运的堂弟。此前,曾多次写信规劝在永嘉游乐“不务正业”的谢灵运,结果自己反而提前在政治旋涡中倒下。
叔父谢混被刘裕杀害,堂弟谢晦又被刘义隆除掉,相对于养尊处优的东晋政权,敏感灵动的谢灵运先生,到此时应该对崭新的刘宋政权怀揣更多的感悟吧。
但是,刘义隆不同于父亲刘裕,他是在血雨腥风中获得皇位的,他非常需要得到更大更多的支持,对于像谢氏、王氏这样的豪门大族,他尤为重视。元嘉三年即426年,在连续剪灭徐羡之等权臣后,文帝刘义隆主动向赋闲在家的谢灵运示好,调任谢灵运为掌管朝廷著作局的秘书监。谢灵运对这一任命毫无兴趣,两次召见都不予理会。后来,文帝又派光禄大夫、学者范泰出面邀请。范泰位高权重,又颇有学者风范,为著名历史学家范晔的父亲。他亲自写信,高度赞扬谢灵运的才华,激发了谢先生久违的自信与“政志”,于是方才应召就任。
宋文帝对谢灵运的才华是真心赞赏、钦佩。他让谢灵运整理秘书省的书籍,对其中遗漏的地方进行拾补,并让他专门撰写一本完整记录近代历史的书籍,名曰《晋书》。这是一项名垂青史的重要工程和任务,但高傲的谢灵运回到京师更醉心于国家政(正)事,对此项任务并不热衷,仅粗略列出了晋史提纲便搁置一旁。尽管如此,文帝还是提拔他当了“侍中”,这个职位相当于宰相,早晚都被皇帝召见,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谢灵运不仅文笔好,字也写得好,每次作文作诗都要亲笔书写,文章、书法相得益彰,被文帝誉为“二宝”。
但文人毕竟是文人。文人总不把自己当文人。文人的悲剧就是认识不到文人的缺憾。
谢灵运与文帝相处久了,才猛然发觉,皇帝只与他谈论诗文,只把自己当文人,而从不涉及过多的政治问题。相反,名气和才华都在他之下的王昙首、殷景仁之流却能够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这让自恃甚高的他大为不平。于是,他又开始放纵自己,带领随从出城游玩,一走就是十几天,一天能走一百多里。
因为喜好诗文,他边走边进行创作,诗人和旅行家的雅号遂不胫而走。
但是,他太任性了,走前不请假,回来不报告,全然不把官人当官人。后来,宠爱他的文帝也难以服众,又碍于情面,便暗示他主动请辞。谢灵运于是称病请辞,回到家乡休养。
富有意味的是,他在离开京师前,还非常郑重地给文帝写了一道奏疏,劝文帝进行北伐。而就在他归隐家乡两年后的元嘉七年即430年,宋文帝果然开启了对北魏的北伐战争。
428年,谢灵运带着些许遗憾和落寞回到家乡后,依然故我。为了方便上下山,他还独创了可以灵活拆装的“登山鞋”,上山装下“齿”(轮),下山装上“齿”(轮),就是后来被大诗人李白称为“谢公屐”的木鞋。有了这种特殊装备,加上同族兄弟谢惠连、东海人何长瑜、颍川人荀雍、泰山人羊璿之等“四友”的陪伴,整日游山玩水,饮酒作诗,即使被弹劾免除了所有官职,也生活得有滋有味,神仙一般。
但是,当他结怨会稽太守孟,并被发落到临川任内史之后,已过不惑之年的谢先生真正感受到生活的残酷,再联想到刘宋王朝对亲族的戕害,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
在临川内史任上,他生活依旧,随性而为,游走赋诗,于是再次遭到“渎职罪”的弹劾,而且这次弹劾与以前大不相同,朝廷直接派人对他进行搜捕。狂放的谢先生一不做二不休,竟将前来抓他的命官郑望生抓住,并开始有了“兴兵叛逸”的“逆志”。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率性的诗人还将其心志公开表达出来:
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
谢灵运这首借助张良、鲁仲连抗拒新朝的故事,来抒发自己“忠义”情怀的诗,直接将他推上反叛刘宋政权的断头台。
谢灵运最终难以对抗朝廷,他被逮捕送到京师后,本应以聚众反叛罪处以极刑,文帝的弟弟彭城王刘义康更是力主就地正法,但文帝还是坚持网开一面,免去他的死罪,充军流放至偏远的广州。
但是,高傲的谢先生根本不去理会文帝的苦心,作为世代豪门的他,怎么能忍下如此“奇耻大辱”?早在被捕之前,他就做好了最坏打算,私下资助薛道双等乡友,令其聚众打造武器,准备在三江口一带劫救自己,继而像当年的谢混、谢晦一样举兵反叛。但可惜的是,尚未起事便露马脚,赵钦等村民被抓后很快交代了合谋反叛的事实。文帝刘义隆得知后,无奈颁下诏书,将谢灵运斩杀于广州。时在元嘉十年,即433年,谢灵运享年四十九岁。
凄凄凌霜叶,惘惘冲风菌。……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
一代豪门巨星,山水诗人鼻祖,著名旅行家、佛学家,就这样怀抱“君子志”凄然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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