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乱象彻底终结：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

自道武帝拓跋珪建立魏国迁都平城的398年，至明元帝拓跋嗣驾崩的423年，北魏战车出阴山、略太行，辘辘远行，北伐南征，一度推进至黄河南岸的虎牢关（今河南省荥阳市）。但周边始终战乱不止，群敌环伺，直到太武帝拓跋焘横空出世，这一局面才得以彻底打破。他统一北方，终结十六国乱象，北魏与南朝宋形成对峙之势。

拓跋焘十六岁继位，三十二岁完成北方统一。在他统治时期，辉煌一时的胡夏、北燕和北凉先后崩塌灭亡，而强大的柔然部落也在拓跋焘十三次连续不断的大规模征讨下被迫北窜，“不敢复南”。北魏遂扩地一千余里，一直震荡不安的北部也因此“边疆息警矣”。统一北方后，他又觊觎江南，与开创“元嘉之治”、同样强大的宋初刘义隆政权展开争夺，一度陈兵瓜步（今南京市六合区东南），“饮马长江”。

二十九年皇位，四十五年寿命。在漫长而短促的帝王生涯中，他“聪明雄断，威豪杰立”，“廓定四表，混一戎华”，其创立的帝王之业“光迈百王”（《魏书》评语），而沈约在《宋书》中更是将他与秦汉时期最著名的北方部落首领冒顿（秦末汉初）和檀石槐（东汉）进行比较，指出“虽冒顿之鸷勇，檀石之骁强，亦不能及也”。

公元408年拓跋焘出生时即容貌非常，其爷爷拓跋珪当时就认定：“成吾业者，必此子也。”但疼爱他的爷爷仅在一年后就被逆子拓跋绍弑杀，父亲拓跋嗣继位后，在南征北战之余接受了汉族重臣崔浩的建议，开始对皇位继承人着力培养，泰常七年即422年，十四岁的拓跋焘即以相国、大将军的身份开始监管国事，当年他还亲统六军出镇塞上，与北方强悍的柔然部落展开较量。在父亲外出征战和生病期间，他总管朝中事务，应付裕如。

公元424年，拓跋焘即位伊始，北方柔然部落首领郁久闾大檀（牟汗纥升盖可汗）就想乘虚而入，亲率六万骑兵进犯北魏故都盛乐，而盘踞于今蒙古和西伯利亚一带的柔然部落自东晋时期就对南方侵扰不断，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就源于柔然部落对北魏的威胁。拓跋焘虽然刚刚即位，但他力排众议，立刻率轻骑迎战，因敌我实力悬殊，他很快陷入困境，被柔然军包围多达五十重。但是拓跋焘神色刚毅威严，不为所动，他的自信从容和义无反顾很快稳定了军心，并激发了魏军的斗志。在拓跋焘的奋力突击下，柔然大将於陟斤被北魏军射杀，包围圈很快散乱，柔然大军也匆匆撤退。

拓跋焘退敌还朝后并没有就此罢休。他要扫平周围部落小国继而与南朝宋展开争夺，就必须解除北方柔然部落的侵扰。于是，他在返回后，立刻着手整顿兵马，拉开了对柔然部落战略大反攻的序幕。从始光元年（424年）至太平真君十年（449年）的二十五年间，拓跋焘十三次率军进攻柔然，击溃包括高句丽等柔然附属部落，逼迫其“怖威北窜，不敢复南”。这是继汉武帝重创匈奴之后，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又一次彪炳史册的胜利。从此，北魏解除了柔然的威胁，可以放胆专注于对周边的征服。

担当作为，力挽狂澜。拓跋焘一旦锁定目标，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哪怕身陷不测。其冲锋在前、主动赴难的例子还表现在对胡夏的征战中。胡夏的创立者就是匈奴铁弗部首领刘卫辰，早在北魏前身代国时期，就与拓跋什翼犍厮杀不断，是北魏的世仇死敌。拓跋焘在成功击败柔然之后，开始集中精力解决胡夏问题。

始光四年（427年），拓跋焘率大军直指胡夏首都统万城（今陕西省靖边县白城子）。统万城高大坚固，胡夏首领赫连昌坚守不出。为了弄清城内情况，拓跋焘在击溃小股夏军后，决定换上夏军服装，混入城内。其堂兄拓跋齐担心会遭遇不测，力劝拓跋焘，但后者坚持进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于是兄弟俩换装跟随夏军一同混入城中。但他们换装时被夏兵发现，于是，他们刚刚进城，赫连昌立刻下令关闭城门。好在拓跋焘天生虎胆，其淡定从容、若无其事的举动并未引起太多关注。当晚，他们还混进夏国皇宫内，顺手拿走不少女人裙子。在夜色掩护下，他们将裙子系成一条绳索，一端系在槊上，把槊卡在城垛上，沿着这些裙子，顺利地滑下了巍峨高耸的统万城城墙。回到军中后，拓跋焘根据掌握的情况，与崔浩一同商议对策，成功破城并俘虏赫连昌。

神三年（430年）拓跋焘再攻胡夏，夺取安定、平凉、长安、临晋、武功等，尽得关中之地。

从神四年（431年）到太延五年（439年）的九年中，拓跋焘用兵不断，先后消灭了胡夏、北燕、北凉等小国，同时将柔然、吐谷浑以外的北方诸胡统一于魏朝大旗之下，十六国纷争的混乱局面至此终结。

拓跋焘在进行武力征伐的同时，也极力吸纳汉族先进文化，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就在即位后不久的425年，他开始推行楷式文字，奠定了汉字魏碑体的基础；广召汉族士人，重用汉臣崔浩、高允等人，改革官制，整肃吏治，崇尚儒学，宣传礼义，甚至在征战间隙前往参拜孔庙；休战期间，他常常抚恤孤儿和老人，体察民间疾苦，劝课农桑，减轻赋税，各民族得以融合发展；他还在“国史之狱”之后痛定思痛，确立了死刑复奏制度，并极力推行法制建设，常常提醒说“法者，朕与天下共之，何敢轻也”，其法治思想在少数民族统治者当中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就在拓跋焘强力推行其战略战术并取得突破性胜利之际，南方的宋朝在文帝刘义隆的带领下也正处于“元嘉之治”的鼎盛时期，南北双方的争夺在所难免。

早在拓跋焘专心北部战事之时，刘宋势力范围就推进至黄河南岸的洛阳、虎牢、滑台、碻磝等战略重镇和包括济南、淄博、青州等今山东省的大部分地区。为了进一步拓展疆域，宋文帝刘义隆先后于元嘉七年（430年）、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及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对北魏发动了三次战争，史称“元嘉北伐”。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崔浩等谋臣的辅佐下，屡破宋军，甚至将战场移至长江岸边，逼近宋都，刘宋王朝也因此痛失好局，“元嘉之治”至此终结。后来南宋词人辛弃疾讽刺曰：“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王夫之在总结元嘉北伐失败的原因时，明确指出其用人不当，“将非其人也”。而拓跋焘却知人善任、料敌于先。就在第一次北伐过程中，面对北魏大将王慧龙的强力反击，刘宋大将到彦之、檀道济也无可奈何，刘义隆于是使用反间计，说王慧龙没有得到重用，私下与刘宋勾结，准备归降。拓跋焘得知后，亲自修书一封，安慰王慧龙说：“刘义隆害怕将军就如同害怕老虎一般，要用反间计加害于你，我心中自然有分寸。将军可以尽管放心，不要担心外面的风尘之言。”刘义隆反间未果，又令刺客吕玄伯去刺杀王慧龙，但终被识破，王慧龙非但没有杀害刺客，反而指出“你我各为其主，皆是为忠”，主动将其释放，后者感其恩德，竟归于王慧龙麾下。此役过后，刘宋痛失金墉、洛阳、虎牢、滑台等地，拓跋焘奖赠王慧龙安南将军、荆州刺史，谥其穆侯。

知人善任，察纳雅言。作为入主中原的鲜卑帝王，拓跋焘不仅有草原雄鹰的大度气量，更有儒家君王的亲民情怀。他重用汉族官员，甚至对崔浩言听计从外，他对古弼的态度，足以彰显其人格魅力和治国风范。

古弼也是鲜卑族，明元帝时就开始辅佐太子拓跋焘，拓跋焘执政后，他又受命辅佐太子拓跋晃，并在攻打胡夏、讨伐北燕、平定仇池（氐族杨氏政权，立国之时政治中心在甘肃省陇南仇池山而得名）等战争中多次立功，一度代表朝廷镇守长安。此人对北魏忠心耿耿，但也固执倔强，甚至敢于挑战太武帝拓跋焘的权威。

或许是出于对中原文化的钟情，拓跋焘曾经在闲暇之时迷恋上下棋。一次，他正与属下（给事中）刘树对弈酣战，古弼匆匆赶来汇报工作。当时，古弼收到首都平城东北上谷地区（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民众来信，反映当地建立的皇家苑囿面积过大，影响到农业生产，要求减少苑囿，还地于民。古弼认为群众的要求应该得到及时满足，不误农时，接济贫农，所以就迫不及待地前来征求皇帝意见。但他等了许久，拓跋焘仍旧旁若无人地与刘树大战。古弼见状，火往上撞，直接起身，在太武帝面前揪住刘树的头发将其拉下床来，手打其耳，拳击其背，并大声呵斥道：“朝廷不理事，实在是你的罪过！”太武帝突见此状，吓了一跳，他立刻放下棋子变色道：“不听取奏事，责任在我，刘树有什么罪？快放下他！”说完便开始认真阅览古弼奏章，并当场签发，同意他的上奏，将土地还给百姓。事后，古弼也觉自己方式欠妥，主动向太武帝承认错误，脱帽赤脚请求治罪，但拓跋焘却毫不介意，并表扬他说：“你为国效劳，有何罪过？从今以后，如果利于社稷，有益国家便于民众，即使困顿仓促，你也尽管行事，不要有所顾虑。”

在太武帝的信任和鼓励下，古弼工作更加认真负责。一次，太武帝将要离京，到黄河西狩猎。出于信任，他让尚书令古弼留守京师。太武帝出发时，诏令古弼尽量选择肥壮马匹以供骑乘，但古弼竟敢抗旨不遵，命令专挑瘦弱马匹。太武帝得知后大怒道：“尖头奴（指古弼），竟敢限制我！待我回去，首先斩杀这个奴才！”古弼手下官员及时向他通报了皇帝的意思，并提醒他将要遭到惩处，古弼却蛮有把握地说：“侍奉君主游猎不周罪小，不提防敌寇意外来袭罪大。当前北方部族强盛，南方敌寇尚未消灭，他们都在狡猾地窥伺我国边境，所以才挑选肥壮马匹预备军需，以防不测。假如皇帝因此而惩处我，既然有利于国家，我又为何要逃避死亡呢！英明的君主可以用道理劝说，即使劝说不成，这也只是我的罪恶，不是你们的过失。”太武帝闻知古弼的用意后，果然没有进行处罚，反而赞叹说：“像古弼这样的臣子，真是国家之宝啊！”遂对古弼进行了奖赏，赐其衣服一套、马两匹、鹿十头。

此后，太武帝对古弼特别关照，对他下发诏令也尤其谨慎。但在另一次狩猎中，因为收获甚丰，捕获了几千头麋鹿，他在高兴之余向古弼传旨，要古弼派五百辆牛车来运输。诏令刚刚发出，太武帝就后悔了，他对随从的人叹气道：“笔公（指古弼）必定不会给我车，你们还是用马快运吧。”在他们已经行走一百多里后，古弼的奏疏送到，果然回绝说，牛车都在忙着赶运粮食，乞求从缓派车。太武帝于是对随从说：“笔公（指古弼）果然如我所预测，他可以说是国家重臣啊。”(https://www.xing528.com)

但拓跋焘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比如他一贯信任倚仗的中常侍宗爱。

中常侍又称常侍郎，是皇帝近臣，这一职务肇始于西汉，著名文学家东方朔就曾担任汉武帝的常侍郎。东汉时期，这一官职主要由宦官担任，比如班固的爷爷班稚、曹操的养祖父曹腾、发明造纸术的蔡伦等等。中常侍虽为虚职，但因为常在皇帝身边，其隐性权力巨大，甚至直接影响到封建制中央政权。

宗爱就是这样一位对北魏政权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他曾一度颠覆两任政权，弑杀两位皇帝。

可悲的是，其中一位就是十分信任他的太武帝拓跋焘。

可惜的是，就是这样一位对北魏历史产生颠覆性影响的人物，史书中对他的记载极少，甚至没有介绍其出身、民族或籍贯，只说他曾犯罪被阉割，后送入皇宫。

但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阉人却得到太武帝拓跋焘的特殊关照和信任。太武帝外出打猎时，常常带一批为自己服务的太监，宗爱也在中间。这位太监做事周到，反应敏捷，每次总会把服务工作做得妥妥帖帖，恰到好处，于是拓跋焘便让其常侍左右。或许是过惯了草原民族的粗犷生活，宗爱的周密细致服务总能让太武帝感到别样的舒心。有宗爱在身边，拓跋焘的每个毛孔都被伺候得舒舒服服，而一旦离开宗爱，他马上就会觉得全身不爽，到处疙疙瘩瘩。

因为服侍皇帝有功，宗爱很快得到封赏提拔。正平元年（451年）正月，太武帝在挫败刘宋北伐后，于长江岸边举行盛大集会，奖赏群臣。宗爱虽然并无军功，却也得到特殊奖赏，被封为秦郡公。当时，因为他只是一名宦官服务员而已，所以他的提升并未引起过多重视。

但是，宗爱绝非普通的太监，善于洞察时局、为自己钻营的他早就开始悄悄参与国政了。

为了更好地传承北魏帝业，在崔浩的建议下，太武帝拓跋焘提早让太子拓跋晃参与朝政。每当他外出打仗时，总是将朝中事务委托给拓跋晃管理，而拓跋晃处世精明，洞察细微，对生性阴险、多行不法的宗爱非常不齿，其手下亲信仇尼道盛和任平城等也都对宗爱没有好感。善于察言观色的宗爱很快感受到了来自“太子帮”的威胁。

于是，宗爱便利用自己在皇帝心中的特殊地位，反复编造关于太子近臣仇尼道盛和任平城谋反的罪名。而太子拓跋晃私下扩充东宫卫队，与皇帝后宫妃子来往过密的行为，也的确让太武帝心生疑虑，再加上太武帝晚年脾气暴躁，动辄杀戮，所以他在宗爱的蛊惑怂恿下，果断下令将仇尼道盛等人斩首示众，太子虽未受惩罚，但其东宫被牵连斩首者众多，从此郁郁寡欢，最终忧愤而死。

太子的去世，让身为父亲的拓跋焘在悲愤之余倍感愧伤。他晚年虽然诛戮不断，但往往在事后又追悔痛惜。公元450年，长期受到皇帝宠信的三朝元老、汉族大臣崔浩因为修史问题遭到鲜卑权贵的一致讨伐指责，拓跋焘震怒，下令对崔浩进行族诛，同时被诛杀的还有与崔浩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和河东柳氏等北方大族。“国史之狱”后，太武帝颇感过分，遂下令实行死刑复奏制度，慎用死刑，并允许进行抗辩申诉。

对于始终伴随左右的宗爱来说，拓跋焘的心事他早就摸得一清二楚。太子之死，势必会引起太武帝的反悔与追查，拓跋焘也的确发现了自己的过失。为了保全自己，宗爱暗下狠心，伺机除掉后患。

公元452年3月11日，即太武帝正平二年二月初五深夜，当太武帝酒醉之后沉沉睡去时，服侍一旁的宗爱抄起被枕，将拓跋焘生生闷死。

古人云：“善谋者谋势，不善谋者谋子。”又曰：“君子谋事不谋人。”太武帝拓跋焘征战一生，谋事成事无数，唯独没有充分考虑自己的安危，他没有身死疆场，从未被外人征服，却最终殒身床榻之下，被自己宠信的太监所杀，岂是善谋者？

令人痛惜的是，宗爱的毒手并未收敛，此后他又杀害了继位呼声甚高的拓跋焘第三子拓跋翰和他拥立即位的拓跋余，在北魏皇家历史中掀起巨大逆流狂澜。

令人疑惑的是，掀起如此狂澜的宗爱先生，为何不见史家评说？就连记录北魏正史的《魏书》也闪烁其词，对宗爱弑杀太武帝的过程和缘由只寥寥数语曰：“爱惧诛，遂谋逆。二年春，世祖暴崩，爱所为也。”而《魏书》的作者魏收本身就是北魏大臣，因在文学、史学上颇具造诣，号称“北地三才子”，后来还专职修史，对于宗爱炮制的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他岂能草草止笔？

袒护耶？疑虑耶？也未可知。

但我们也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雄才大略的太武帝被太监杀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