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官吏投资兴办的民族资本在大工业中的作用

在天津，民族资产阶级的出现比无产阶级要晚的多。

最早投资开办工厂的买办吴调卿，一个人办了三个较大的工厂，但他逐渐发展成为买办化的封建官僚，没有成为民族资本家。天津的买办除吴调卿一人外，投资办工厂的人很少。

二十世纪初叶，在周学熙大兴工艺的高潮中，天津有一批人投资办厂，其中大致包括官吏、盐商、地主、小商人和少数技术工匠。占绝大多数的是小厂，资本在万元以下，有的不足一千元。这些小厂有些自生自灭；有些维持多年，没有很大发展；个别的逐渐发展扩大，最大不过达到一个中型厂的规模。以三条石铸铁业和机器制造业以及直隶工艺总局劝办、助办的一些小型织布场为例，这些厂的创办人中有些是掌握了某种技术的工人，自己由小到大地开办起来，或找一两个小商人、地主合作办起来，逐渐转化成为资本家。但这部分资本家并不是民族资产阶级中起主要作用的部分。

民族资本的少数大厂，是民族工业的重心。例如启新洋灰公司，它的投资人当中就没有小商人，更谈不到工人。主要是官吏，其次是盐商。在这个时期，规模较大的新办工厂如北洋烟草厂、万益织呢厂、天津造胰公司、北洋火柴厂等，投资人也都是以官吏为主。

启新最初的主要股东中有天津大盐商“李善人”一户。但天津另外的一些大盐商却很少有人投资于工业。

由官吏转化为资本家有亦官亦商、半官半商、明官暗商、弃官从商、名官实商等这样一些复杂的过渡形式。但无论如何复杂，有一个共同点是很明显的，即资本主义在天津最初发展的时候，初生的资产阶级的主要成员无不与封建统治阶级有密切的联系。从天津一地来看，由官吏转化而来的资本家，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成为这个阶级里面起主要作用的阶层。这是天津近代工业开始阶段在资本构成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

附　　注

〔注一〕清政府开办的军火工厂有以下各处（见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565—566页）

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

1862年李鸿章创办上海炮局

1865年李鸿章创办上海江南制造局

1865年李鸿章创办金陵制造局

1866年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

1867年崇厚创办天津机器局

1869左宗棠建西安机器局，后改为兰州制造局（1880年停办）

1869年英桂建福建机器局

1872年岑毓英建云南机器局

1874年瑞麟、刘坤一建广州机器局

1875年丁宝桢建山东机器局

1877年丁宝桢建四川机器局

1881年吴大澂建吉林机器局

1883年奕建北京神机营机器局

1883年刘秉璋建浙江机器局

1885年刘铭传建台湾机器局

1890年张之洞建湖北枪炮厂

〔注二〕天津机器局历任总办、会办：

1867年（同治六年）总办德椿（奉天府尹）

1870年（同治九年）总办沈保靖（湖北补用道），会办陈钦（津海关道）

1876——1877年（光绪二年至三年）总办黎兆棠（升任津海关道），会办局务丁寿昌（署津海关道）、吴毓兰（记名道）

1880年（光绪六年）承办局员郑藻如（津海关道）、吴毓兰（天津道）、许其光（候补道）

1883年（光绪九年）承办局务周馥（津海关道）、许其光（候补道）、潘骏德（候补道

1885年（光绪十一年）承办局务周馥（津海关道）、刘汝翼（署清河道）、潘骏德（候补道）

〔注三〕《天津机器局兴建记》描述当时东局的景象说：“……其间巨栋层栌，广场列厅，迤逦相属，参错相望。东则帆樯沓来，水栅启闭；西则轮车转运，铁辙纵横。城堞炮台之制，井渠屋舍之观，与天津城遥遥相峙，隐然海疆一重镇焉”。（转引自《天津日报》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一日四版，陈隽如：《天津机器局史话》。）

〔注四〕天津机器局历年火药产量：

1876年（光绪二年）　　643,000磅

1877年（光绪三年）　　580,000磅

1878年（光绪四年）　　565,035磅

1879年（光绪五年）　　651,083磅

1880年（光绪六年）　　645,350磅

1881年（光绪七年）　　1,039,830磅

1882年（光绪八年）　　680,925磅

　　（摘自李鸿章历年经费奏销折）

〔注五〕光绪六年九月二十七日《益闻录》载文描述这艘水底机船的形状说：“……式如橄榄，入水半浮水面，上有水标及吸气机，可于水底暗送水雷，置于敌船之下，其水标缩入船一尺，船即入水一尺，……若涉大洋，能令水面一无所见，而布置无不如制，洵摧敌之利器也。”

〔注六〕根据崇厚、李鸿章历年经费奏销折，每年详细经费数字如下：

　年　　代　　　　　　　　报销人　　　　　　　　　　　　开支经费

1867　　　　　　　　　　　崇　厚　　　　　　　　　　　　235,333两

1868　　　　　　　　　　　崇　厚　　　　　　　　　　　　74,004两

1869　　　　　　　　　　　崇　厚　　　　　　　　　　　　260,000两

1870—1871　　　　　　　　李鸿章　　　　　　　　　　　　244,988两

1872—1873　　　　　　　　李鸿章　　　　　　　　　　　　194,700两

1874—1875　　　　　　　　李鸿章　　　　　　　　　　　　575,494两

1876—1877　　　　　　　　李鸿章　　　　　　　　　　　　488,364两

1878—1879　　　　　　　　李鸿章　　　　　　　　　　　　482,539两

1880—1881　　　　　　　　李鸿章　　　　　　　　　　　　643,757两

1882　　　　　　　　　　　李鸿章　　　　　　　　　　　　266,969两

1883　　　　　　　　　　　李鸿章　　　　　　　　　　　　277,078两

1884　　　　　　　　　　　李鸿章　　　　　　　　　　　　454,468两

1885　　　　　　　　　　　李鸿章　　　　　　　　　　　　294,066两

1886　　　　　　　　　　　李鸿章　　　　　　　　　　　　296,212两

1887　　　　　　　　　　　李鸿章　　　　　　　　　　　　345,966两

1888　　　　　　　　　　　李鸿章　　　　　　　　　　　　298,800两

1889　　　　　　　　　　　李鸿章　　　　　　　　　　　　383,074两

1890　　　　　　　　　　　李鸿章　　　　　　　　　　　　328,679两

1891　　　　　　　　　　　李鸿章　　　　　　　　　　　　316,419两

　　　　　　　　　　　　　　　　　　　　　合　计　　　6,658,910两

〔注七〕天津煤气公司历年利润额统计：

年份　　　　　资本额　　　　　　利润额　　　　　利润率

1895　　　　 43,000元　　　　　 4,000元　　　　9.30%

1909　　　　 43,000元　　　　　11,000元　　　　25.58%

1910　　　　140,000元　　　　　19,000元　　　　13.57%

1911　　　　140,000元　　　　　21,000元　　　　15.00%(www.xing528.com)

1912　　　　140,000元　　　　　31,000元　　　　22.14%

1913　　　　140,000元　　　　　27,000元　　　　19.22%

〔注八〕天津自来水厂和济安自来水厂利润统计：

〔注九〕仅由工艺局提倡，未入官股的“民立工场”有十一家：

大直沽第一织布工场

大伙巷第二织布工场

双港村第三织布工场

葛沽第四织布工场

葛沽第五织布工场

水梯子芥园庙第六织布工场

福德祠第七造胰工场

白衣庵第八木工工场

咸水沽第九织布工场

双口村第十织布工场

日本租界福星里第十一工场

〔注十〕天津与各城市设立厂矿及资本比较（1895—1913）

城市　　　　　　　　　　厂矿数　　　　　　　　　　　资本数

上海　　　　　　　　　　　83　　　　　　　　　　　 23,879,000元

广州　　　　　　　　　　　16　　　　　　　　　　　　5,791,000元

武汉　　　　　　　　　　　28　　　　　　　　　　　 17,240,000元

杭州　　　　　　　　　　　13　　　　　　　　　　　　1,552,000元

无锡　　　　　　　　　　　12　　　　　　　　　　　　1,422,000元

天津　　　　　　　　　　　11　　　　　　　　　　　　4,219,000元

（其它城市从略）

总计　　　　　　　　　　　549　　　　　　　　　　 120,288,000元

根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654页。其中天津厂矿数与资本额请参阅本文。

〔注十一〕启新洋灰公司历年盈利增长额：

【注释】

[1]恭亲王奏折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4，页17。崇厚奏折见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崇厚奏稿。

[2]李鸿章奏折分见《李文忠全集》奏稿卷9，页30；卷17，页16；《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55，页17。

[3]见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崇厚奏稿。

[4]见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崇厚奏稿。

[5]丁日昌同治七年给江南制造局的批，见《抚吴公牍》卷16，页8。

[6]《关册》1868年分（页16—17），天津。

[7]驻津英国总领事摩尔根的《商务报告》，1866—1868年分，页173，载1868年4月18日天津机器局洋总办密妥士的备忘录。

[8]李鸿章同治九年十一月初六日《开拓机器局片》，见《李文忠全集》奏稿卷17，页36。

[9]李鸿章光绪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机器局动用经费折》，见《李文忠全集》奏稿，卷28，页1。

[10]李鸿章光绪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机器局动用经费折》，见《李文忠全集》奏稿，卷23，页19。

[11]李鸿章光绪四年十月十八日《机器局经费奏报折》，见《李文忠全集》奏稿，卷33，页25。

[12]《捷报》，1887年10月27日《天津通讯》。

[13]《捷报》，卷50,页174。

[14]经费来源分见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恭亲王奏、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崇厚奏、同治十三年五月初六日李鸿章折、光绪四年三月十三日李鸿章折、同年七月初二日李鸿章片、光绪九年二月十六日李鸿章折、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李鸿章折。

[15]本节有关大沽船坞的资料，全部采自新河船厂与天津历史研究所合编《新河船厂史话》（油印本）。

[16]雷穆森：《天津史纲》，见《天津历史资料》第二期，第61页。

[17]《天津海关报告书（1892——1901）》，见《天津历史资料》第四期。

[18]一八六〇年开办的英商隆茂洋行打包厂是天津近代工业的第一家。它的规模很小，又仅作出口羊毛打包，并不制造产品。

[19]派伦：《天津海关报告书（1892—1901）》，见《天津历史资料》第四期，第55页。

[20]雷穆森：《天津史纲》，见《天津历史资料》第二期，第158页。

[21]《天津海关报告书（1892——1901）》，见《天津历史资料》第四期，第67页。

[22]顾味儒：《天津济安自来水公司片断》（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23]雷穆森：《天津史纲》，见《天津历史资料》第二期，第49页。

[24]朱跃如：《1914年以前的天津发电厂》（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25]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386页。

[26]《北华捷报》卷21，页6；《申报》1878年（光绪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27]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页90。

[28]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870页《历年设立的厂矿名录》。

[29]屠仁守：《奏参举贡夤缘进用盘踞要津疏》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屠光禄奏疏》卷三，页34。

[30]《捷报》1891年8月14日《天津通讯》，《捷报》卷27，页211。

[31]李鸿章致总理衙门《议制造火柴》函，光绪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见《李文忠全集》，《译署函稿》卷二十，页21。

[32]天津市政协秘书处：天津文史参考资料简辑之六《天津的洋行买办》。

[33]关于周学熙大兴工艺的情况，请参看本辑《周学熙与北洋实业》一文。

[34]周学熙：《示谕各属绅商广设工厂以开生计文》，见《直隶工艺志初稿》（一）章牍上，第26页。

[35]赵元礼：《洋布滞销如何设法》，见《直隶工艺新志》（八）丛录下，页6。

[36]本表根据《中国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二辑及天津历史研究所：《天津大事记》等资料汇编。其中关于北洋大成造纸厂的资料来源是摘自杨大金：《现代中国实业志》，其它资料未见，具体情况不详。

[37]本节关于三条石的情况，采自天津历史博物馆与南开大学历史系合编：《天津市三条石早期工业资料调查》，一九五八年油印本。

[38]本章主要参阅南开大学经济系、经济研究所编著：《启新洋灰公司史料》一书。

[39]启新公司光绪三十三年《办事章程》第十三条。

[40]启新公司《民国元年修改章程》第35节。

[41]《启新洋灰公司史料》页42，页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