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新在一九〇六年创办时招股一百万元。一九〇九年到一九一一年，因为扩建砖窑和添置新机，两次招股一百八十五万元，连旧股共为二百八十五万元。一九一二年旧股加倍升值，资本额达到六百万元。六年之间资本增加六倍。
启新公司章程规定，“有一千五百股者，有被举董事、查帐员之资格；有三千股曾充董事一任者，有被举为总协理之资格”。启新的总协理和董事就是启新的主要股东，他们始终掌握着董事会和事务所的大权。
一九一四年以前，曾任历届董事和总协理的有：
卢木斋（靖） 8,490股
周缉之（学熙） 4,800股
李希明（士鉴） 4,864股
陈一甫（维壬） 4,044股
王筱汀（锡彤） 3,300股
孙稚筠 2,280股
傅润沅（增湘） 2,100股
孙荫庭（多森） 1,800股
徐履祥 （不详）
洪翰香 （不详）(www.xing528.com)
言仲远（敦源） （不详）
握有较多股份的还有李颂臣、李赞臣、李益臣、周实之（学煇）、张邠埜、杨溥庵、许汲侯（引之）、李伯芝（士伟）、詹天佑（眷诚）、张馨庵（镇芳）、聂雨南等。[41]
周叔弢先生对启新的主要股东作如下分析：
“启新的最初投资人，主要是周学熙、袁世凯、‘李善人’、卢木斋这四大户。他们在启新最初的资本总额一百万元中约占三四十万元，每家约合十万元左右。
李士铭（李善人）是天津大盐商，其后代在启新出名的大股东有李颂臣、李赞臣、李益臣等，他们的资本是办盐务剥削来的。
卢木斋以前做过几任州县官，是所谓‘宦囊’，即做官搜刮而来的资本。
袁世凯的股本不少，他生前在启新股东中不列名，而由王筱汀、张镇芳出名，死后则分给十几个子女。
周学熙的股份最初是周氏家族各房所出，长房周学海（周叔弢的父亲）出的最多，也是从盐务剥削而来的资金。”
如果把以上四大户主要股东的资本加起来分析，则他们的主要来源是这两方面：官僚搜刮所得的“宦囊”和盐商剥削所得的利润。
在启新的主要股东中还有李希明和陈一甫这两个人，一个是启新开办时的技术人员，一个是从开平矿务局调来的高级管理人员。他们原来并没有多少投资，是靠在启新所得的高薪、红利转为投资，利上滚利，逐渐增加投资额，成为大股东。
前述的四大户加上这两户实权派，就是启新真正有实力、起支配作用的势力，其它大小股东都要受他们的操纵和影响。
从启新历次增资的情况可以看出，资本增加的来源有二：一是将利润提存公积金，扩充机器厂房准备金等项，然后以股票升值和赠股等办法，变为股东所有。二是招募新股。启新招新股的原则是“先尽原认股者照数按股分认，如原股东无力承认，再由总协理、董事酌量另行招集”。就是说，新增股分的绝大部分仍保持在原投资人的手中。这些旧股东购买新股票的资金已不再是他们过去搜刮而来的“宦囊”，而是由他们历年积累股息、红利和高额薪俸、津贴、酬劳等等转化而来。换言之，是由他们剥削工人所得的剩余价值，转化成为扩大再生产的资本。从这个意义来说，启新作为天津近代工业中民族资本的企业，它的资本积累过程，具有一定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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