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中国人投资设厂最早的是一八七八年朱其昂创办的贻来牟机器磨坊（即面粉厂）。是：“以蒸汽机磨面粉”、“用机器司务两人外，又需小工十余人，……事半功倍，出面极多。且面色纯白，与用牛磨者逈不相同。现已远近驰名。凡磨面除麸子外，计分上、中、下三等，层累而下；机器则略无先后，自分次第”[26]。到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二年），上海的大买办徐润提到“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每年获利六、七千两”[27]。这是中国人在天津开办的使用动力机器的近代工业最早的一家。但它的规模较小，影响不大。朱其昂是天津招商局总办，本身是买办。在贻来牟建成开工时，朱已故去。
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略天津以前，由中国人投资开办的近代工业共有四家[28]：
年份 厂 名 创 办 人 资 本
1878 贻来牟机器磨坊 朱其昂
1886 天津自来火公司 吴懋鼎、杨宗濂 45,000两
1898 北洋硝皮厂 吴懋鼎 769,000元
1899 天津织呢厂 吴懋鼎 350,000元
其中三家规模较大的工厂都是吴懋鼎投资创办的。吴懋鼎就是英商汇丰银行买办吴调卿。他开办的这三个工厂在当时规模都不小，资本合起来有一百多万元。(www.xing528.com)
天津自来火公司（火柴厂）是一八八七年（光绪十二年）由杨宗濂和吴调卿创办的。杨宗濂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总办。据一个御史奏参杨宗濂的疏中说：“杨宗濂诡名杨鼎祺，与汇丰银行商伙（即买办）吴懋鼎（即吴调卿）及德国人穆麟德（H.J.Muhlenstefh）集本银一万数千两，开设自来火公司，特约德国人李曼办买机器，经理一切，杨宗濂并许李曼充武备学堂教习”。后来穆麟德抽股，李曼又与杨宗濂打官司离去。“杨宗濂与吴懋鼎复约盛军统领周盛波合本银一万八千两，同伙共贸。杨宗濂诡号保芝堂，吴懋鼎号从仁堂”。[29]
一八九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这个火柴厂失火，被焚毁。到同年八月间，又由吴调卿与四个外国人联名，发起“公开集股，取名天津自来火公司，资本四万五千两，共四千五百股，每股十两”。“地亩有六十四亩，地址很好，面临海河和大沽马路。”[30]
在德国公使为专利权问题致函总理衙门质问时，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向总理衙门做了解释说明：“查所立自来火公司原系独由华商经理，并无洋人股本在内，局设在紫竹林口外六里余地名贺家口，本系内地，与租界无干”。[31]李鸿章的这些说法表明当时清政府认为天津自来火公司是一家中国人所办的工厂。
天津织呢厂的产品呢绒先是供应外国在津驻军制做军服用的，后来也供应清朝新军的一部分服装。“由于军队拖欠货款倒闭”。吴调卿利用这个厂的动力设备，开设一家机器打包厂。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略天津时，该厂被清军炮火击毁。吴调卿竟在英国索取庚子赔款中，附加四十万元，作为清政府对该厂的赔偿，于一九〇二年重新修建。
买办是鸦片战争以后开始形成的一个人数众多而又资力雄厚的显赫阶层。天津一地买办的收入每年至少有二百万两。天津怡和洋行买办梁炎卿估计资产值两千余万元，太古洋行买办郑翼之资产值一千余万元。[32]
买办除手中掌握大量的货币资金外，他们由于经常与外国人接触，具有创办现代工厂的某些“洋务”知识；与外商洋行的依附关系，使他们具有进口机器设备以及聘用外国技工的便利条件。在这些方面，同样拥有货币资金的另一些富有阶层如盐商、地主等，远远比不上买办。因此，在天津开始发展近代工业的时候，买办资本首先出现是很自然的。
后来，吴调卿转为洋务官僚，是一个官僚化的买办。天津的“四大买办”中只有他一个人投资办厂。他所办的几个厂，以后也逐渐衰落，在天津近代工业中不占重要地位。其他的大小买办很少向工业投资。他们宁可把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特别是抢购租界地皮，或存入外国银行生息。所以后来天津的近代工业中很少有买办的大量资本，这是与上海等地不尽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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