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垄断天津地毯的历史及影响

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被西方列强突破，清政府丧权辱国允许帝国主义在内地开埠，天津先后有九个帝国主义国家强占的租界。它们在租界里立洋行，建仓库，开工厂，搜刮中国人民的财富。在国际市场上有卓著声誉的天津地毯，自然成为各帝国主义商人掠夺的对象。这种外商大致有三种类型：（一）外国工厂，如美商美古绅、倪克、海京等地毯工厂，在津直接生产地毯出口；（二）外商洋行，它们接受国外的地毯订单后，再分别交中国人的地毯厂加工，然后出口，如德商鲁麟、禅臣，英商聚利，美商协成、公懋等洋行；（三）外商经纪人，他们既无工厂，又无资金，更没有洋行，只是个人接受国外地毯订单，然后转由中国地毯厂加工，如美商敦记的古纪干、大成的马卡宗等人。这三种类型，就其剥夺性质讲，第一类为资本输出的剥夺，第二类为转手取利的剥夺，第三类是买空卖空坐收其利的剥夺。

关于这三种类型的外商情况，具体介绍如下：

（一）美古绅洋行是进出口商，在美国专营地毯，设有地毯厂。在出口地毯的国家，都设有分支机构，收购并加工地毯。经理是一个入了美国籍的波斯人，有垄断中国地毯的野心，在津设有纺毛厂、地毯厂。纺毛厂大约成立于一九二〇年左右，他凭藉不平等条约特权，在中国掠夺廉价的地毯原料羊毛，用机器纺线，称之机纺线。机纺较手纺线织出地毯质量高。它的毛纱一面供给美国地毯工业做原料，一面供应津厂自用。另外，以二路毛线卖给中国地毯厂，且经常用抬高毛线售价或拖延交货，以打击中国地毯业。

美古绅地毯厂约有两千多工人，还有很多小厂为它加工。它聘请一个中国买办，专门办理外厂加工以及收买现活等业务。这个厂用自纺的一级机纺线织出的地毯，物美质高，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厂商无力与其竞争。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古绅被日本接管，日本投降后又复业，解放后关闭。

倪克地毯厂，成立于一九二三年，设有纺毛厂，用机械纺毛。经理倪克，美国人。采用分散生产，集中管理办法，工人近三千人，利用这些廉价劳动力，大量生产地毯，自营出口。在北京、上海都设有门市部。倪克经营的地毯在图案和配色方面都有独到之处，他用高价延聘图案设计师，每月工资有的高达二百两银子。一九二九年末，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经济危机，延续了三年之久，倪克也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终至倒闭。日本投降后，倪克来津复业。他将资金按国民党的金元券结汇，但没有及时购买原材料，不久金元券贬值，吃了大亏，一气之下得了半身不遂，无力经营而回国。(www.xing528.com)

海京洋行，原来经营纺织器材，总行设上海。因见到中国地毯有发展，于一九二三年成立纺毛厂，专纺地毯线，并成立四个地毯厂，约有两千多工人。经理先为倪克，不久倪克离海京，自己搞地毯厂，经理改聘中国人杨西仁。“九·一八”后，因感华北不稳，便缩小业务。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天津前，海京洋行即停业。另外，还有德商乾昌洋行，在天津三义庄设地毯厂，规模很大，但因没有内行人经营，不久便垮台。

（二）在天津经营地毯出口业务的洋行有英商安利、高林、聚利、永丰、仁记、新其昌、隆茂、德隆等；德商瑞记、鲁麟、禅臣、泰隆、礼和、兴隆等；美商公懋、达绅、协成、阚记、义昌、协隆、瑞海、美丰、美昌等；日商井泽。这些洋行对中国加工厂商采用扼杀的手段，它们指货订货，不付订款；销路顺利时，货到钱回，遇到滞销时，则借故不验，拖延时日；然后百般挑剔，最后达到杀价目的。中国厂商因此蒙受损失很大。

（三）所谓经纪人，只有一间办公室，也挂洋行招牌，但没资本，手中只有一纸银行的信用状。他们赚国外客户的佣金，所以给他做加工时，没有订款，只有货到后才能付款。一旦遇到问题便赖账不认。他们组成外商联合会，常常聚会研究中国商人情况。这些挂洋行招牌的经纪人，经常聚会的地方是维格多利餐厅（即现在天津餐厅）。住所也多在小白楼一带，共同租赁公寓。他们很多是没有国籍的人，包括白俄、犹太人、伊朗人等，像流浪的吉普赛人一样。如美商敦记洋行的古纪干便是犹太人，解放后到日本去了。这些人靠买空卖空，招摇撞骗做生意，但也有的地毯厂依靠他们的力量逐渐发展了业务，如华泰地毯厂依赖英商怡和洋行的老马（伊朗人），永源地毯厂依赖德商丰昌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