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国实业银行的钞票挤兑风潮

中国实业银行在政府取得了钞票的发行权。钞票上画的是“龙马”图案，以表示与启新洋灰公司的“飞马牌”洋灰属于一个系统。在唐山开滦矿场上，这种钞票发行数量很多，矿工称之为“马牌钞票”。天津分行为了加强钞票的发行业务，设立了发行课，提升冯子衡为发行课主任，专职办理发行工作。冯很得朱幼桥的倚重，但冯的发财致富野心很大，以至不择手段，在任营业员的时候，就借用银行款项，买卖地皮，并拉拢副理程霖生一同借款营私。最初小有得利，后来地皮落价，就成了银行的呆滞放款，影响了资金的周转。冯任发行主任之后，掌握着数以百万计的钞票“现金准备”和“保证准备”，更是肆无忌惮地盗用库款，舞弊营私，套购公债。因为朱幼桥对他信任，诸事纵容，副理程霖生又和他勾结一起，行内其他职员都敢怒不敢言，所以冯就这样胡搞了许多年。据说他个人已获利十余万元，而贪欲仍无止境。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之间，南京国民党反动政权为了压榨人民财富，逮捕了天津盐商王君直等五个“纲总”^[2]，拘禁在南京。最后勒索了许多款项，并强迫购销大量的“南京市政公债”，才被释放回津。各“纲总”回津后，就贬价推销公债，以偿还借来的钱。冯子衡认为这是发财的大好机会，就大量盗用库款，投机购买这项公债。不料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淞沪之战爆发，一时各种公债均大落其价，南京市政建设公债跌价尤惨，冯亏赔甚巨，中国实业银行发行钞票的现金准备一部分已移作流动资金，再加上被冯盗用，库存空虚，无法应付，形势岌岌可危。一九三二年二月五日即农历辛未年除夕，因周转不灵，对同业交往账款不能及时冲算，只好收进上海分行电拨十万元以济燃眉之急。不料沪行竟拒绝支付，把电报退回。一时同业间谣诼四起，纷纷猜测，认为中国实业银行情形不稳。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如应付得宜，尚不致不可收拾，但冯子衡却认为时不可失，竟妄想乘机推倒中国实业银行，然后浑水摸鱼，以小的折扣收买存款主的存单，再按存单全值还清他亏空的款项。这样不仅可以掩盖自己的私弊，同时还可再捞一把。于是在二月七日清晨，对外扬言实业银行已无法挽救，即将倒闭，并将库存现洋十四万四千元交由脚行运往和济等七家银号，清还交往账款，以示惠于各银号；同时，又在行内鬼鬼祟祟地散布说：“银行即将倒闭，各人在行内所存款项，趁外边还没发作，把各人存摺交我代换库内所存的外国银行钞票，以免损失。”大家莫明真相，还很感激冯的“善意”，纷纷托他办理，但是库内所存外钞为数有限，不敷分配，冯又抬出整箱现洋支付大家的存款，嘱咐大家保持秘密，及早运出行外，一时人心惶惶，大车小辆纷纷往外偷运现洋。消息很快就传开。及至库内搬空，一无所有时，冯就把库门打开，灯炬齐明，显示库内空空如也，这样就促使中国实业银行全面崩溃，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时，经理朱幼桥还在四出奔走求援，联系借款，以支撑危局，并未料到行内竟然鸣锣响鼓，尽量作破坏的宣传，大局已无可挽回了。到了二月九日，春节放假期满，各银行开门办公，而在中国实业银行门前，兑现的人挤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朱幼桥以行内的有价证券及押款各户的押品，转向中国、盐业等银行筹借来大批现洋，经过三、四天的时间，始将钞票兑清。但还有大量存款仍难以应付，不论已否到期，存户一齐持存单前来提取，挤满了柜台。职员虽婉言应付，舌敝唇焦，而形势越来越严重。此时，朱幼桥四出筹款，已罗掘俱穷，总理龚心湛和各董事不得不日夜集会研究对策，但也一筹莫展。曾以总行名义几度向沪行求援，也得不到答复。

在山穷水尽之中，总行请周鉴澄律师以侵占罪控告了程霖生和冯子衡，英租界工部局于二月二十三日将程、冯二人拘扑，第二天送法院。起初，冯子衡用公债作为押品，在行内开立了几个空户头，于二月七日在这几个户头内，将他盗库款项十四万四千元分别作为贷款下账，企图把盗用库款的侵占刑事案件转变为民事的债务官司，以逃避罪名。总行竟误以为这几笔新入账的借款十四万四千元，就是他在二月七日早晨运出的那批现洋，遂以此为盗库的证据，提起诉讼，但是经过法院向承运现洋的脚行及沿途站岗警察调查，并核对各银号的账簿、支票等等，结论只能证明是清还各银号的交往账，而不是盗库，冯竟鱼目混珠地扰乱了人们的耳目。后又经朱幼桥等向各方疏通，总行也就不愿深究了，终于调解了事，程、冯二人幸逃法网，未能科以应得之罪。但他们二人却因此事声名狼藉，为人不齿，最后潦倒而死。

二月二十四日，总行发表解除原来津行经理、副理朱幼桥、程霖生的职务，由李叔芝、焦世卿继任经、副理。李、焦二人到任后，声言只管今后的新事，以前旧债仍由原来经理负责。债权人群起大哗，包围了经理室，声言大家的钱是存到中国实业银行的，而不是交给个人的，银行内部的人事变更，和债权人不相干，新经理既敢来上任，就应该负责清还债务。在债权人胁迫之下，李、焦二人无法应付，到任只五天即辞职而去。李、焦辞职后，总行又改调北京分行经理卓君庸来津支持一时。(www.xing528.com)

这次挤兑风潮的起因，固然是由于经营不善，内部空虚，用人不当，监守自盗，并阴谋破坏所引起的，但如果除夕日调用沪行款不被沪行拒付，也不致于到如此狼狈地步。因此，沪行的退回电报也是一个致命打击。究竟沪行为什么不顾同舟之谊，而拒绝支付呢？原来沪行经理刘晦之在上海金融界颇负声望，上海中国实业银行的业务也很发展。他买卖地皮，经营业外事业，生意做得蛮好。对于津行风潮，刘是智珠在握，胸有成竹，一方面不愿以沪行的款子来填津行无底之壑，另一方面还有重要的企图没有流露出来，直到总理龚心湛由天津匆忙跑到上海和刘晦之进行商谈后，真相才大白。龚把总理职位让与刘，并允将总行由天津移到上海之后，刘的企图达到，这才同意由上海调拨大批款项，支付津行的存款，同时派孙履安、洪渭渔、方尔梅三人接任津行的经、副理，从此中国实业银行的风波平息，但却已是元气大伤，很难恢复了。

刘晦之任总理只三年余，至一九三五年五月，终以元气损伤，沪行业务又不景气，周转困难不能维持，由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接收，加入了官股，改派原中央银行国库局长胡孟嘉为总理。这时私股已收足四百万元，改按15%贬价为六十万元，官股另加入三百四十万元，合计仍为四百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