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1936年：天津文史合办时的托管阶段

这个阶段是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到一九三六年九月的期间，耀华委托开滦代管营业的那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开滦成为耀华的总经理处，代管业务，耀华每年付给开滦国币七万元，作为管理费。耀华的总事务所即行取消，但仍保留董事会。

兹将本阶段中的经过概况，按下列的各小标题分别叙述：

（1）生产概况

在开滦于一九二四年五月接管耀华的营业时，工厂即着手采运沙料，试开煤气发生炉，准备在当年八月间开始出货。熔窑已如期生火，开始制造，但到十月末，直奉之间又发生了第二次战争，战争蔓延到秦皇岛，生产不得不陷于停顿。已熔化的玻璃水也不得不由熔窑中全部倾出，一直到次年初才又开始生产。

工厂初开工时原估计每年出货十五万箱，但在一九二五年第一年正式出货时就已生产了十六万箱，一九二六年生产了十六万六千箱，以后就逐年增多，经常在二十万箱左右，一九三二年度又高达至二十三万五千箱。一九三三年起扩充工厂完成，两个熔窑同时工作，加倍出货，第一年就生产了三十二万五千箱，以后就在每年四十五万箱左右，直到一九三六年中、日合办后，日籍工程师将熔窑改造，产量才又有变更。

耀华出品多年来驰名中外，一九三五年南京铁道部在北平举行第三届全国铁路沿线产品展览会，耀华玻璃荣获了超等奖状。

制造玻璃的原料主要是沙子和纯碱。沙子最初打算用龙口的产品，当时有个威海卫的英商富威洋行并愿代耀华采办运厂，后经耀华派员去龙口调查，认为那里的沙子并不十分合用，逐改向越南的海防购运，后来又改用朝鲜云鸵岛的沙子。纯碱最先购自英国卜内门洋碱公司，后来由永利碱厂供应。

（2）销售概况

耀华玻璃品质优良，因而自出货以后就销行顺利，多少年来，除有时受时局的影响外，很少有滞销情事。在一九二六年，耀华玻璃不仅在国内畅销，且推销及于国外。在这年中，国内以上海为最大市场，国外则远销到美国。在这同时也运往菲律宾和日本一批玻璃试行推销。去美国的一批都是较高级厚重玻璃，深受彼邦人士的欢迎。耀华运玻璃去美，原准备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太平洋沿岸打开销路，因为无利可图，运了一批就不再运，去日本和菲律宾的玻璃也得到同样的结果。

一九三三年耀华又在南洋各埠开创销路，如新加坡、槟榔屿、吉隆坡、曼谷、爪哇以及印度的加尔各答都曾有玻璃运去，各该埠也纷纷来函询价订货。但终因获利至微、甚或无利可获而停止外销。在国内则利润甚厚，如一九三三年盈余五十九万元。

耀华在东三省和关东租借地的售货，以往系由英商马克敦洋行代理。由一九三〇年起开滦自设东北分局，所有东北玻璃的售货事宜概由这个分局兼管代办。到了伪“满洲国”成立，伪政府颁布法令，各公司商标必须向伪政府登记。耀华董事会又委托开滦以耀华总经理人的名义向伪政府进行登记，继续在东北行销。

（3）经济状况和人事变迁

耀华玻璃虽然畅销，但由于售价低落，开工后经常处于经济困难的地位。开滦代管营业的第二年一九二六年，就向天津汇丰银行押借现款三十万元，同时开滦也常年垫付流动资金，限度也为三十万元。以后开滦就经常不断地为耀华垫款。汇丰垫款是定期的，期限虽为一年，但曾一再转期。在这样情况之下，比国技术人员在一九二六年初间就被解雇了一些，由最初的二十四人裁减到十三人。在这年的下半年，总工程师古柏的聘用合同期满，不再继续，而以比员郝尔曼（Herman）继任，改由国币给薪。副工程师金邦正也在这同时给以通知，按照原聘合同的条款，以六个月前通知的方式，到期解除合同。留用的比国人员，以后又经陆续解雇，到一九三六年中日合办全部换用日本技术人员之前，比国人员只余七人。

董事会方面，第一次当选的华方董事李士珍、李士伟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相继去世。继任耀华董事的是王少溥和齐震岩。齐震岩作过江苏省长，是吉林的大地主，在北京拥有大量的土地和现金，股票也极多。齐接替李士伟任总董，半年后藉词辞去，总董一席由龚心湛（仙舟）继任。龚安徽人，是周学熙的亲信，周在民初作财政总长时，龚任财政次长兼盐务署署长，安福系当政时，龚又作财政总长兼代国务总理。龚下野后，周又将他的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一席让与龚，之后又把启新总经理和滦矿董事也一并让位于龚。龚虽没继周当滦矿的董事长，可是作了开滦的议董长。我们知道，开滦不是公司而称为矿务局（Kailan Mining Administration）。它没有董事会而在局内设一评议部（Deliberating Board），由它的两个财东滦矿和开平在它们的董事中各推选数人当开滦评议部的议董。龚自一九二七年六月就任耀华总董后，一直到他去世（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任耀华总董达十六年半。

董事王少泉在一九二七年由开滦退休时，将所兼的耀华董事一并辞去，所遗董事一席由开滦新任协理赵君达兼任。董事李士鉴于一九三二年一月间去世，由候补董事娄翔青递补。比方的董监事在这十年中，除协董先后为那森、杨嘉立和那少森都是随着开滦总经理的职位为进退外，其余诸人无关重要，叙述从略。华方监察人在这时期始终是傅沅叔，但到了一九三二年六月的股东会时遭到排挤，退出公司。

（4）扩充工厂

公司在秦厂兴建了一座新的熔窑，于一九三二年底完工，命名二号熔窑，与旧的一号熔窑同时生产，加倍出货。

早在一九二八年，公司业务就已开始好转，这年已把欠汇丰银行的三十万元如数清还，开滦垫款也仅余七万来元。协董杨嘉立因代表比方提出扩充工厂、加倍出货的建议，经董事会同意后又在一九二九年四月举行的股东会上通过。但是到了第二年，由于金价高涨，向国外订购机器和耐火材料等项都要加价，同时又计划增添一些自动化机械，所有这些连同归还酬金债务，需由原估计的八十万元增添到一百五六十万元，这样就又得延长停发股息的年限。因此，在一九三〇年五月的股东会上经协董杨嘉立将上述情况向股东说明后，股东纷纷发言，要求发放股息（公司设立以来，股息分文未发）。

但协董杨嘉立仍坚持原议，无论如何，不发股息。股东们争持再三，最后经总董声明董事会将采取措施，尽可能早地发付股息，一场风波这才平息，提案勉强通过。(www.xing528.com)

（5）增加董事名额和少数资本家对董事的争夺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颁发了新的公司法，规定董事名额至少应为五人。耀华董事原为七人，实际已超过了这个限额，但耀华是大公司，中、比两方董事共七人，中国董事只有四人，有些股东嫌少，要求增加。华方最初要求将董事名额增加到十九人，华方十人，比方九人，比方不同意；经多次交涉，最后才让步至十五人，华方八人，比方七人。

那少森是继杨嘉立任开滦总经理兼耀华的协董的。他是耀华第一任协董那森的侄子，叔侄二人都旅居中国多年，通晓中国人情，不象杨嘉立那样僵硬。这次比方在董事名额上同意中、比两方各增加四人，那少森的从中斡旋为力居多，实则也也是向华方的资本家们竭力讨好。

那少森初就协董，为了见好于资方，在一九三二年五月的董事会上提议从一九三一年度的盈余八十万零二千余元中提付股息二分，付董监事花红每人约四千八百元，总董加倍（比方的一半由比方自行分配，华方不过问）。这当然是各董事们所极端赞成的。这还是在扩充工厂还没完成以前就已如此，要是到扩建工程完工，加倍生产以后，花红的优厚更不知凡几，因此资本家们便对于耀华的董监事莫不馋涎欲滴。一九三二年六月的股东会上，先将修改章程、增加董事名额通过后，接着就按新章程进行选举，中、比两方面各自分选。投票结果，华方董事除龚心湛、王少溥、娄翔青三人继续当选外，新选出的董事为袁心武、卢开瑗、周学煇、李益臣、李叔芝五人，华方新选出的监察人为石松岩。华方原董事赵君达和监察人傅沅叔二人均落选。

华方全部股权共一万二千五百股，但股东零散，许多小股东多不到会，因此历届开会，华方到会的股东所代表的股权并不多。以往选举董监事采用推举法，因而也无人注意股东所代表股权的多寡。这次新选董监事改用票选，由袁心武掌握操纵，卢开瑗听他调遣，将华方的股权约八千股，全部凑集到袁一人手里，凭以换取选举票，一些喽啰们在会场上填写袁所要选举的人（每票填写八人），这样，其他股东就谁也无法和这些当选的人竞争。龚心湛是总董，有对外关系，得以连选连任，王少溥是袁心武的亲戚，娄翔青是卢开瑗的亲戚，也获得连选连任。

新当选的董事周学煇是公司创办人周学熙的胞弟，李益臣是最初任董事的李士珍的侄子，李叔芝是第一任总董李士伟的胞弟。他们都把他们本人和家里的选票收集起来，统统交与袁心武，由袁和他的亲信卢开瑗承揽包办。新当选的监察人石松岩是天津盐业银行的副经理，本人掌握着大宗的耀华股票，此外各银行执有或抵押在各该行的耀华股票所凭以领到的入场券也交与石掌握，再由石转交与袁，这样就成了袁心武一手包办的选举了。

（6）中、日合办以前英人与日方的勾结

新选出的董监事就职后，正值公司业务鼎胜之际，华方董监事既分得优厚的股息又坐享巨额的花红，可谓踌躇满志，如愿以偿。所以，自一九三二年当选后的几年中，中、比两方彼此间的关系很好，相处甚得。不料到一九三六年，突似青天霹雳一般，比方竟私下在巴黎和日本人秘密谈判，把比方的全部股权出售与日人。据比方驻中国的代理人协董那少森向华方董事声称，他事前毫不知情。但是在这头一年（1935年），他曾派开滦的秦皇岛经理齐尔顿（Chilton）和天津售品处洋经理福克纳（Faulkner）前往大连昌光玻璃厂参观。那少森本人也在这年去日本参观旭日玻璃厂所属的各厂，而旭日、昌光两厂却正是耀华未来的日方股东，蛛丝马迹已不无可疑，到了中日合办以后，日方仍请那少森继续担任协董，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事爆发，日对英宣战，才解除那少森的协董职务。事实说明那少森和日方是有勾结的，并非事前毫不知情。

齐尔顿和福克纳由大连昌光厂回来后，作了一份报告书，盛称日本技术的精良，能在制造方法和程序上尽量改善，工人少而效率高。他们在报告书中力主耀华厂的一、二两号熔窑届冷修时都应按照昌光的方式改造，并主张使用柯哈特铁砖。这就是后来日本工程师改造耀华厂的张本。

所谓柯哈特铁砖（Corhart Block）是在那个时候新发明的一种电铸的砖，以之砌于熔窑的围墙上，既经久耐用，且能使抽出的玻璃品质优美。以往熔窑每隔一年就须冷修一次，使用这种铁砖后，每隔二年冷修一次就可以了。但是发明这种铁砖的厂家事先已把它在远东制造专卖权售与日本旭日玻璃公司，当开滦向欧美厂家函询价格并订货时，它们的回答都是说它们不能开价，请向日本洽询。等到开滦向旭日询价时，这个公司虽答应可以供应但开来的价格大得厉害，几达寻常所用火砖的十倍。后经交涉，旭日允予让价，但是当问到它什么时候可以交货时，它又支吾其词，说不能予告。不久耀华就改为中、日合办，工厂二号熔窑按照日本总工程师设计进行改造，所需铁砖由旭日如数供应，这也说明了过去的刁难也是为中日合办创造条件。

（7）比国股权是怎样出售给日本的？

耀华的比国股权于一九三六年全部出售与日本，买方是东京的旭日玻璃公司（旭硝子株式会社）和大连的昌光玻璃公司，实际，这两个公司都是属于三菱体系的子公司，而在耀华，则通常以旭日代表日方。

远在一九二六年当耀华资金处于极度紧张时，比方曾由比京来函向耀华董事会提出解决的办法数项，其中之一就是把工厂全部财产整个卖给旭日。华方当时对于这一建议未予考虑，后来业务好转，也就把这一经过忘记了。不料十年之后，比方终于趁华北局势危急之际，把他那方面的全部股权背信弃义地私自出卖给旭日，实现了他那蓄谋已久的罪恶勾当。

比方出售股权与日本是在一九三六年夏间在巴黎进行的。事为我驻比大使朱鹤翔所闻，立打电报给国民政府外交部，又由外交部转实业部再由实业部打电报给耀华，一连三次，急如星火，都是由天津市政府转来的。实业部来电的大意不外是一面由部商请外交部向比政府交涉转知比国股东勿将股权出让，一面令饬耀华迅即设法筹划，照比股出让的条件由华股股东尽数承受。耀华在得到实业部来电后，立即向协董那少森商议，研究对策，据那说他事前毫无所闻，耀华董事会便根据他的说法电复实业部，电文如下：

“此次比方将股权出让，事先并未与我华方洽商，即比方董事未令与闻。本公司协董那少森系比国股东驻华代表，闻悉出让消息，即联合比方董监事电比京立加劝止，亦未见效。开滦以厂在秦皇岛，深恐日人一经插足，则数年经营之码头亦将为日人所夺，曾电英商开平公司将比股照日方所商订条件先由开平承受，与比京往返磋商，亦未能成议，终让与日人。查本公司章程第六条公司股票分甲乙两种各占五成，除乙种外，其甲种股票概不得押售于非中国国籍之人。是乙种股票并不限制，甲种股东终无法反对，此后应如何准备应付，尚希明白指示，俾有遵循。如有派代表赴部面洽之处，亦盼电示，当即兼程前往。”

之后，得到实业部来电，饬即派代表赴部面洽。董事会推出的代表是卢开瑗，并派秘书郭治平会同前往。他们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到达南京，随去实业部报到，值部长吴鼎昌去庐山，由次长周贻春接见。经卢、郭两人将比国股权私下出卖的经过详细陈明后，部里也没有什么话说。实业部似乎很明白东北四省都放弃了，毫不抵抗，华北也岌岌可危，何苦在耀华的一部股权上斤斤计较？事事上，实业部和外交部对此事都不大重视，关心最切的是朱鹤翔大使。他在比京探得出卖消息后，除立电南京外交部请迅予设法制止外，还直接致函开滦总经理那少森，一连来了好几封，叫他采取紧急措施，切不可使比方股权落于日人之手，但为时已晚了。

日方于一九三六年九月里派了一个精通英语名叫樱泽忠四郎的来津。比方也派了前任工厂总工程师古柏的兄弟Andre Gobbe由比国来津，办理移交股权手续。比方股票是在开滦局内由古伯当面点交与樱泽的，华方没人参加，也没有人和古柏见面。他办完手续后就悄悄地返回比国，至此中、比两方的关系即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