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周学熙第二次任财政总长。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进入第二年，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我国的经济侵略，一向大量进口的棉纱、棉布锐减下来，以致它们的价格飞涨，纱厂的利润倍增。周学熙见经营纱厂有利可图，即授意他的亲信山东盐运使杨味云等具呈袁世凯拟创办华新纺织有限公司，计划在天津、郑州、通州、石家庄、青岛设厂，纱绽共十万枚，资本总额一千万元，官股四成，商股六成，股息八厘，由政府保息五年，并请求在直、鲁、豫三省专办三十年，所购机器料物及棉花等原料请求免除一切捐税，制成纱布只完出厂税一道，通行各省概不重征。这个计划和特权得到袁世凯的批准，并发交财政部酌拟保息免税办法。周学熙当然同意保息、免税，只有专办三十年一节系由农商部核批，由于派系不同未予批准。
五个厂先建津厂。在商股招募中，周学熙利用财政总长职权先从财政部拨款八十万元订购纱绽二万五千枚的纺纱机，并发表周学煇（周的胞弟）为该公司督办。
一九一六年三月袁世凯帝制失败，时局动荡，商股股东抱观望态度。一九一八年五月曹汝霖任财政总长时认为商股既未交股款，应由财政部接办，裁撤督办，全部改为官营，并派员来津接收。商股见此甚为惊慌，于是“连日在津开议，拟以商股已集，请裁督办，举周缉之主政，同人各勉力凑办股款支撑局面”，[9]并派王筱汀、言仲远到北京见总理段祺瑞进行疏通，又由周学熙请总统徐世昌出面说情“劝当局以同是北洋中人，不可自相倾轧”。[10]经过疏通，财政部收回成命，于是商股创办人开紧急会议，催集股款。周学熙、周学煇各认股二十万元，王筱汀认股三万元，并由王筱汀将恒丰公司存款四十万元挪借过来拨充资金，将来由股东认还。这样才匆匆忙忙将天津厂的股款募齐。
天津厂自一九一九年一月正式生产后即获得高额利润，一九一九年一年间获利高达一百四十万元（该厂资本二百万元）。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二年底四年间共获利四百一十三万余元，超过资本一倍以上。[11](www.xing528.com)
华新津厂获得高额利润后，原来王筱订从恒丰公司挪借的四十万元，很快地就由股东补齐，有的股东是用分得的股息红利来补还的。
由于纱厂利润甚高，因而华新公司又在青岛、唐山、卫辉陆续建立三个纱厂。由于各厂的股东不尽相同，各厂又有盈有亏，所以自一九三一年起四个厂分家，各自独立，取消华新总公司的注册，各厂冠以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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