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寺东大殿-中国建造概论中的建筑成就

1）历史沿革

在山西省五台山脚下，坐落着一座名为豆村的小镇，在这样一个地理位置偏僻、环境荒芜的地方却深藏着一座千年古寺，古寺庄重而又静谧，气势辉煌，巍峨壮观，正是大佛光寺。佛光寺是在1937 年日本侵略中国的炮声已经炸出弥漫硝烟的艰难岁月中，建筑大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跋山涉水、苦苦寻觅的唐代遗构！它的存在印证了一代建筑学家的猜想，为今人提供了1 000 多年前唐代建筑的实物，让我们看见了什么是唐朝！整个寺宇因地势建造，高低层叠，坐东向西。寺内唐代木构大殿、彩塑、壁画、墨书题记、金建文殊殿、魏唐墓塔、唐石经幢等，都是具有高度历史、艺术价值的珍贵文物。196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 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据《古清凉传》及《广清凉传》推理得出，佛光寺应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太和二年至十三年之间（478—489 年），在我国佛教圣地五台山。在会昌五年（845 年）年间的灭法运动中遭毁灭，俗称“会昌法难”，后又在唐大中十一年（857 年）“宣宗复法”由长安女弟子宁公遇布施重建佛光寺东大殿，后陆续得到朝廷与民众的重视，相继进行修缮，金天会年间（1123—1135 年）又在原来的基础上重修了北面的配殿文殊殿。像这样历经宋、金、元、明、清多个朝代的修建，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佛光寺整体布局（图1-27）。

图1-27　佛光寺鸟瞰图（图片来源：有方）

2）概况及特点

（1）项目概况

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写道：“唐代木构之得保存至今，而年代确实可靠者，唯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一处而已”。佛光寺东大殿是佛光寺的正殿，在全寺最后一重院落中，位置最高。此殿是由女弟子宁公遇施资，愿诚和尚主持，在原弥勒大阁的旧址上，于唐大中十一年（857 年）建成的。为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结构保存最完整、艺术价值最高的唐代木构殿堂，被梁思成誉为“国内古建筑之第一瑰宝”。

大殿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单檐庑殿顶。平面设内、外柱两周，将殿身分作内、外槽，为宋《营造法式》中“金箱斗底槽”格局，主要塑像35 尊位于面阔五间、进深二间的内槽之中，外槽则犹如一圈回廊。佛光寺东大殿的构架设计采用了既定的程式与手法来控制建筑的比例，并以柱网平面以及铺作层形式的变化作为内部空间构成的主要手段，体现了结构与艺术的和谐统一。

（2）建筑特色

①斗拱与屋顶。东大殿单檐庑殿顶，屋顶举折平缓，正是我国早期建筑的标志之一，远远看去，仿佛一只雄硕的大鸟，权威、胸有成竹地打开了它的双翅（图1-28）。由于屋顶坡度平缓，站在殿前是看不到顶面的，最抢眼的是檐下每个柱头上开出的结实的斗拱之花。它们的建筑学名称为“双抄双下昂七铺作”，斗拱的总高度相当于柱高的一半，这种坚实有力的支撑承托着伸出深远的屋檐，传递着梁架承载的殿顶荷重，将压力分解传递到各柱。它们比起后代如明清时期以装饰性为主的斗拱富有更多的结构性、力学性意义。

②侧脚与生起。外层檐柱共有22 根，每根直径54cm，粗壮结实壮观；柱头一律微微向内倾斜，建筑学称这种做法为“侧脚”；大殿四角的檐柱略略升高，使檐口的标高从明间分别向稍间逐渐抬升，形成了一条柔和、平缓的檐口曲线，建筑学上称为“生起”。正是“侧脚”和“生起”的设计，大大增加了佛殿的稳固性，同时又将大殿转角的屋檐高高挑起，形成了视觉上“斯翼如飞”的效果，使庄重、伟岸的殿身增加了灵动之感，这便是唐代建筑特有的轮廓线（图1-29）。

图1-28　佛光寺东大殿测绘图（图片来源：知乎）

图1-29　有、无侧脚和生起的对比（图片来源：北京交大古建筑微信公众号）

③建筑平面。东大殿平面由檐柱（共22 根）一周及内柱（共14 根）一周围合而成，分为内外两槽。内外两圈柱子形成“回”字形柱网平面，这种平面称为“金箱斗底槽”（图1-30）。从现在的建筑结构来说，金箱斗底槽其实就是双套筒结构。佛光寺东大殿以及应县木塔都是采用这种建筑结构来建造的。今天很多超高层建筑的塔楼也是用这种方式来建造。这种方式在历史上被证明是非常坚固的。

图1-30　佛光寺东大殿平面图（图片来源：《中外建筑史》，袁新华）

④平闇（天花）与叉手。殿内梁上装有平闇（即木方格样式的天花板，没有彩画纹样），将梁架隔为明和暗两部分（上为暗，下为明）。明部分制作得十分华美，六道加工成弯月状的月梁沿阑额方向一字排开，每道月梁下端均有左右两组自上而下逐级缩进的斗拱加以支撑，那种层层叠叠，整齐一律又变化多端的视觉形象，如同在头顶上方拉开了一道道帷幕（图1-31）；正是在月梁下方有许多唐代题字，其中就有一款让梁思成先生大为激动、在建筑研究史上最有价值的题记，那段题记成就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幸福：“我们一向抱着的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一旦在此得到一个证实了”。

图1-31　佛光寺东大殿内槽平闇与月梁（图片来源：有方）

在暗部分秘而不露的是大殿力学结构的核心。唐朝人的做法是在距房脊最近的第一道梁即平梁处安装大叉手（图1-32，图1-33），以此来承托殿顶的重力。后人的做法则是叉手、侏儒柱共用，直至不用叉手只用侏儒柱。东大殿为现存古建筑中仅使用叉手做法的孤例。

图1-32　佛光寺东大殿草袱（图片来源：百度）

(www.xing528.com)

图1-33　佛光寺东大殿叉手（图片来源：有方）

⑤营建密码。说到中国古代建筑的营建，有一个关键词——模数制度。举例来说，中国古代建筑的建造很像现代工业化生产的流水线作业，所有的构件都是事先加工好，再到现场将这些木构件通过榫卯严丝合缝地对应拼装起来（类似于今天的装配式建筑），它的关键要求就是所有的构建要统一尺度，符合模数制度，统一所有构件尺度的这把尺子就称为营造尺，其模数单位就是材分。

可以把中国的古代建筑比喻为乐高积木。一块块很小的积木最后可以搭建成一个巨大玩具或建筑，其基本元素要求就是每一个乐高积木的模数完全一样，每两块乐高积木的点的间距是完全一样的，如果符合这个模数制度，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成千上万个乐高积木拼装起来。

佛光寺东大殿代表的中国古建筑正是如此，只要使用统一的模数制度，就能将像东大殿这样一座有超过3000 个构件的建筑统一设计制作安装，而且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其建成，这也就是中国古建筑最重要的秘密，即它的营造密码。

（3）建筑价值

梁思成先生说：“佛光寺一寺之中，寥寥几座殿塔，几乎全是国内建筑的孤例；佛殿建筑物，本身已经是一座唐构，乃更在殿内蕴藏着唐代原有的塑像、绘画和墨迹，四种艺术萃聚在一处，在实物遗迹中诚然是件奇珍”。佛光寺东大殿不仅是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也是我国封建文化遗产中最可珍视的一件东西，说它是中华第一瑰宝也不为过。引用考古学的一个名词来说，佛光寺东大殿就是我国早期木结构建筑最重要的一件“标准器”，我们研究今天早期木结构建筑都需要将它与佛光寺东大殿进行比照。

佛光寺东大殿是由唐代晚期的高官贵胄捐资新建，建筑与佛像都由来自长安的工匠与高僧共同设计建造。它反映的建筑大木做法、材分制度、彩画制度都能与《营造法式》相互印证，反映了中国古建筑顶峰时期最高超的官式营造技艺。

今天的东大殿除了唐代始建时候的样貌，还能反映出在1000 多年之中，它的历次修缮痕迹、题记碑刻，塑像、壁画的添设，反映出东大殿的沧桑变化，体现出这1000 多年山西五台山地区宗教、经济、社会文化、建筑技术的发展和变迁。

3）背后的故事——慧眼匠心，建筑家夫妇执着寻梦

日本学者断言，中国已经不存在唐代的木结构建筑，要看这样的实物，只能去日本奈良。中国营造学社的前辈们却始终坚信中国还有唐代木构建筑存世。经过6 年艰苦的野外调查，数次寻访山西，但是一直与唐代建筑擦肩而过。

1937 年的一天，梁思成再次细读法国人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这一次，有幅壁画吸引了他的注意。壁画中描绘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全景，每座寺庙都标注了名称（图1-34）。其中，地处五台山外围的大佛光寺标注说明建于唐代。他又特意到北京图书馆查阅了《清凉山（五台山）志》，其中有关于佛光寺的文字记载。

图1-34　敦煌壁画中的佛光寺（图片来源：搜狐网）

梁思成记下了这一切。他对林徽因分析道：佛光寺不在五台山台怀这个中心区，交通不便，进香的信徒少，寺僧必定贫寒。那么，他们没有力量去修理改建寺庙，古建筑的原貌也许能侥幸保存下来。不过，从唐代到如今这么多事物都灰飞烟灭了，天灾人祸中，一个寺庙的命运谁又能说得了呢？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决定到五台山去碰碰运气。1937 年6 月，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的莫宗江、纪玉堂一起，再次深入山西考察。骑着骡子在荒凉的山道上颠簸，有些险峻的路段连骡子都不肯前进了，他们只好卸下装备，拉着骡子前进。翻山越岭，几经波折发现了这座遗存千年打破日本断言的寺庙——佛光寺。

他们于黄昏到达豆村，佛光寺矗立在豆村的一片高坡上，柔和的光影勾勒出它苍劲的轮廓。众人兴奋极了，只看那巨大、坚固而简洁的斗拱和高挑深远的屋檐，他们便可以得出这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古建筑。

第二天一早，他们便开始了对佛光寺的测绘。从台阶、柱子、斗拱，最后到木构建筑最重要的屋顶部分。黑暗的屋顶藻井像是间黑暗的阁楼，藻井上是厚厚的积存了千年的尘土。屋檩上吊挂着成千上万只黑色的蝙蝠，藻井里到处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臭虫。梁先生他们戴着口罩，在呛人的尘土和难耐的秽气中一待就是几个小时。被惊扰的蝙蝠在他们身上飞来撞去，他们只顾得不停地测量、记录和拍照。当工作告一段落，从屋檐下钻出来换换空气时，他们才发现自己的身上和背包里已爬满了臭虫，浑身奇痒难耐（图1-35）。

图1-35　梁、林二人测绘佛光寺（图片来源：有方）

东大殿建造时间的确认离不开林徽因。林徽因是一位远视眼，梁先生他们在忙着对东大殿做测绘、摄影的过程中，林先生注意到在梁架上有一些模糊的题记，找人擦拭后读出上面写有“女弟子宁公遇”的字样。林先生想起来，这与东大殿门前经幢上的文字可以对应，然后他们确认了经幢上写有“女弟子宁公遇”，并且有始建的时间。经幢上写着“大中十一年十月廿建造”。据此推断，东大殿就是建于唐大中十一年十月二十日。这样就明确地知道了东大殿的建造时间是857 年十月二十日（图1-36）。

确定东大殿的建造日期是在1937 年的7 月5 日，也就是“七七事变”的前两天。佛光寺东大殿的发现，打破了日本学者关于中国没有唐构的断言，极大地振奋了中华民族的自信。

图1-36　林徽因与宁公遇塑像合影（图片来源：网易）

佛光寺的发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建筑文献学以及田野考察相结合的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方法的正式确立。从此，国人对建筑史学的研究反超了日本学者乃至海外其他学者对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开始了独立建设中国建筑史学的新篇章。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正是因为这对建筑夫妇对理想的执着追寻和坚定不移的信念，才使得佛光寺不至于被历史淹没。在发现古建筑与对古建筑文物的保护之中，他俩都具有不可磨灭的功劳。古建筑文物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国家文明的“金色名片”，是历史的见证与文化的传承，是社会和民族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21 世纪的今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对文物古迹的保护是对历史、文化的保护，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对提升国民道德素养，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这时，人们也许会经常回想起许多年前一对建筑家夫妇和他们一生的执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