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批驳及对南社的回应

正像看不起南社一样，胡适也没有把柳亚子的批评看在眼里，因此，始终不曾作过认真的答辩。

1917年6月，胡适自美洲归国，途中摘抄了柳亚子的《与杨杏佛论文学书》，在日记中写道：

此书未免有愤愤之气。其言曰：“形式宜旧，理想宜新。”理想宜新，是也。形式宜旧，则不成理论。若果如此说，则南社诸君何不作《清庙》、《生民》之诗，而乃作“近体”之诗与更“近体”之词乎？^[249]

中国的文学形式经历了丰富纷繁的变化。以诗歌论，反映原始狩猎生活的古代《弹歌》是二言体：“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后来发展出四言体，周朝的宗庙乐歌《清庙》和民族史诗《生民》便是其代表作。其后，随着社会生活、语言、音乐等诸种因素的变化，相继产生了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近体、七言近体（律诗与绝句）。唐末至宋、元时代，又发展出长短不定的词与曲。如果坚持“形式宜旧”的观点，那么，中国诗歌便只能永远保持原始歌谣的古朴面貌，不可能出现如此众多的形式，也不可能有任何革新与创造。胡适的这一反驳很有力，南社诸君也并没有按《清庙》、《生民》的古老形式写作，又何能反对人们对一种新的诗歌形式的追求呢？

文学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其中，内容流动不居，变化迅速，而形式则具有较大的稳定性。但是，当一种形式已经丧失生命力，或者严重脱离社会生活，桎梏内容的表达时，便应该改造旧形式，创造新形式。柳亚子主张文学内容的革命——“理想宜新”，但是却反对文学形式的革命，自然是片面的，不可能为中国诗歌的变革指出正确的方向和途径。1919年8月，胡适在《尝试集自序》一文中说：(www.xing528.com)

近来稍稍明白事理的人，都觉得中国文学有改革的必要……甚至于南社的柳亚子也要高谈文学革命。但是他们的文学革命论只提出一种空荡荡的目的，不能有一种具体进行的计画。他们都说文学革命决不是形式上的革命，决不是文言白话的问题。等到人问他们所主张的革命“大道”是什么，他们可回答不出来了。这种没有设想计画的革命——无论是政治的是文学的——决不能发生什么效果。^[250]

胡适这里批评柳亚子不懂得形式、语言诸因素的重要性，其“文学革命”论缺乏“具体进行的计画”，可以看作是对柳亚子《与杨杏佛论文学书》的公开回答。

关于郑孝胥、陈三立诗与南社作品的高下问题，胡适以后并没有再发表过新的意见。1922年2月，《申报》出版《最近之五十年》一书，胡适为该书写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其中论及近代诗人，除推崇金和与黄遵宪外，只提到陈三立、郑孝胥、樊增祥三人，而一字不及南社，可以看出，胡适完全没有理会柳亚子的抗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