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的反击与文学革命观述评

胡适对南社的第一次批评，当时没有正式发表；第二次批评，发表于《留美学生季报》，柳亚子没有见到，只有第三次批评，柳亚子见到了。1917年4月23日，他在《与杨杏佛论文学书》中说：

胡迁自命新人，其谓南社不及郑、陈，则犹是资格论人之积习。南社虽程度不齐，岂竟无一人能摩陈、郑之垒而夺其鏊孤者耶？^[239]

南社诗人大多反对清王朝，是同盟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参加者或拥护者；郑孝胥、陈三立则均做过清政府官吏，反对革命。因此，南社成立伊始，柳亚子就激烈地批判郑、陈诗派（当时称为同光体），并力图与之“争霸”。郑孝胥、陈三立推尊宋诗，柳亚子则推尊唐诗。1911年，清政府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受到全国人民反对，革命党人准备借机起义，推翻清政府。然而，本已罢职赋闲的郑孝胥却于此际复出，依附盛宣怀和端方，支持清政府的“国有”政策，并出任湖南布政使。8月，柳亚子在《胡寄尘诗序》中说：

今之称诗坛渠率者，日暮逢穷，东山再出，曲学阿世，迎合时宰，不惜为盗臣民贼之功狗，不知于宋贤位置中当居何等也！^[240]

这里所说的“诗坛渠率”，指的正是郑孝胥。1912年2月，民国初建，柳亚子又在报上撰文，点名批评郑、陈二人“貌饰清流，中怀贪鄙”，模仿江西诗派，以致作品“声牙佶屈，戾于目而涩于口，终已莫得其要领”，其祸等于“洪水猛兽”。^[241]柳亚子认为：民国时代应有民国之诗，不应再推尊亡清遗老为诗坛领袖；章太炎以及苏曼殊、马君武等“南社诸贤，龙翔虎视，霞蔚云蒸”，“将以开一代风骚之盛”。^[242]现在胡适居然认为郑、陈等人的作品“较南社为高”，这自然使柳亚子极为不平。

在《与杨杏佛论文学书》中，柳亚子又批评胡适说：

彼倡文学革命，文学革命非不可倡，而彼之所言，殊不了了。所作白话诗，直是笑话，中国文学含有一种美的性质，纵他日世界大同，通行“爱斯不难读”，中文、中语尽在淘汰之列，而文学犹必占有美术中一科，与希腊、罗马古文颉颃，何必改头换面，为非驴非马之恶剧耶！^[243]

1917年2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发表了《白话诗》八首，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在明确理论和自觉意识指导下创作的第一批白话诗。作为新生事物，它们自然是不成熟的，与取得高度艺术成就的中国优秀古典诗歌比，它们自然是幼稚的。但是，这批诗开始突破中国传统诗歌严密格律的束缚，采用与生活接近的新鲜、活泼的语言，毕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昭示着中国诗歌发展的新途径。然而，柳亚子却讥之为“直是笑话”，是一种“非驴非马”的“恶剧”。他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文学革命”观说：(www.xing528.com)

《新青年》陈独秀弟亦相识，所撰非孔诸篇，先得我心。至论文学革命，则未免为胡适所卖。弟谓文学革命，所革当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宜旧，理想宜新，两言尽之矣。又诗文本同源异流，白话文便于说理论事，殆不可少；第亦宜简洁，毋伤支离。若白话诗，则断断不能通。

诗界革命，清人中当推龚定庵，以其颇有新思想也。近人如马君武，亦有此资格，胜梁启超远甚。新见蜀人吴又陵诗集，风格学盛唐，而学术则宗卢、孟，亦一健者。诗界革命，我当数此三人。若胡适者，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宁足道哉！宁足道哉！^[244]

近代中国的“诗界革命”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1896年至1897年之间，改良派企图融合佛、孔、耶三教思想资料，创立一种为维新运动服务的“新学”；在诗歌上，他们则力图创造一种“新学之诗”。这种“新学之诗”从《旧约》、《新约》、佛教经典及外文中吸取典故和词汇，表现出开辟诗歌语言新源泉的努力。但是，他们实际上使诗歌的语言源泉更为狭窄，写出来的作品又完全不顾诗歌的艺术要求，生涩难懂，既脱离传统，又脱离群众，很快就证明是一条死胡同。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推崇黄遵宪的诗作，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他说：“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245]梁启超主张的实质是，在保存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风格、形式的前提下，表现新思想、新生活。到了“五四”前夜，胡适主张以白话写诗，诗界革命就进入了它的第三阶段。

柳亚子在政治上和梁启超对立，因此，他总是不大愿意肯定梁启超的“诗界革命”主张。实际上，他的“形式宜旧，理想宜新”的观点和梁启超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主张并无二致。他所不能接受的只是胡适的更加彻底的“革命”。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国古典诗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因此，不少人宁愿接受传统格律的束缚，而不愿意写作白话诗。

同年6月，南社内部的尊宋派向柳亚子挑战，掀起唐宋诗风之争，牵连及于“文学革命”。在《再质野鹤》一文中，柳亚子说：

去岁以来，始有美国留学生胡适，昌言文学革命，谓当以白话易文言，殆欲举二千年来优美高尚之文学而尽废之，其愿力不可谓不宏，然所创白话诗，以仆视之，殊俳优无当于用。彼之论文，诟太炎为不通，于诗则诋梅村《永和宫词》、《圆圆曲》用典太多，尤集矢于渔洋《秋柳》。至其数当代作者，则亦曰郑、陈、樊、易而已。故仆尝诮其名为革命，实则随俗无特识。^[246]

1916年8月，胡适致书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入手八事，其第一事即为“不用典”^[247]。1917年1月，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对八事作了阐释，他批评章太炎“刻削古典成语，不合文法”，批评王士禛的《秋柳》诗用典“泛而不切”，“无确定之根据”。^[248]柳亚子此文，即系针对《文学改良刍议》而言。“殆欲举二千年来优美高尚之文学而尽废之”，柳亚子加给胡适的罪名实在不能算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