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是辛亥革命前后著名的文学团体。发起人为陈去病、高旭、柳亚子。1909年11月成立，活动延续30余年，社员总数达1180余人。他们大都是当时教育、新闻、出版事业方面的精英。社刊为《南社丛刻》，共刊出22集。其作品以诗歌、散文为主。辛亥革命前的主题多为批判清朝统治，倾诉爱国热情，呼唤民主，谴责专制，号召人们为中国的独立、富强而斗争，因此有同盟会宣传部的美誉。辛亥革命后的主题转为斥责袁世凯的称帝丑剧，抒发理想破灭的悲哀，在反映那个倒退、黑暗的年代方面亦有其积极意义。但是，胡适对南社的作品却一直很看不起。
1916年6月下旬，胡适在美国克利弗兰城（Cleveland，O.）参加第二次国际关系讨论会，其间收到杨杏佛的一首题为《寄胡明复》的“白话诗”，诗云：
自从老胡去，这城天气凉。
新屋有风阁，清福过帝王。
境闲心不闲，手忙脚更忙。
为我告夫子，《科学》要文章。
杨杏佛，名铨，江西清江人，南社社员。1912年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1914年6月，与留美学生任鸿隽、胡明复等组织中国科学社。1916年创办《科学》杂志。本诗为催稿而作，胡适读了之后，非常高兴，在日记中录下了这首诗，同时写道：“此诗胜南社所刻之名士诗多多矣！”[223]
胡适酝酿诗歌革新为时已久。1915年9月，胡适送梅光迪入哈佛大学读书时即有诗云：“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棰，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224]这首诗可以看作是胡适从事“文学革命”的最早宣言。诗中，胡适用了十一个外国名词，自跋云：“此种诗不过是文学史上一种实地试验，前不必有古人，后或可诏来者，知我罪我，当于试验之成败定之耳。”[225]同月，胡适有《依韵和叔永戏赠诗》云：“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226]胡适要求在绮色佳读书的朋友们共同努力，作“诗国革命”的实验。1916年1月29日，胡适日记云：“近来作诗颇同说话，自谓为进境。”[227]同年4月，胡适研究中国文学的变迁，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文学革命”，至元代时，登峰造极，出现了以“俚语”写作的“活文学”。他说：“倘此革命潮流，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受明初七子诸文人复占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必已为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可无疑也。”[228]稍后，胡适提出中国文学有“无病而呻”、“摹仿古人”、言之无物”等三大病[229]，为此，胡适多次改订其所作《沁园春》（誓诗），提出“何须刻意雕辞，看一朵芙蓉出水时”，“不师汉魏，不师唐宋，但求似我，何效人为”，“语必由衷，言须有物”等创作要求。[230]6月，胡适在绮色佳与任鸿隽、杨杏佛、唐钺讨论文学改良的方法，胡适认为，文言不能使人听懂，是一种半死文字；白话是文言的进化，优美适用，是一种活的语言。“凡文言之所长，白话皆有之，而白话之所长，则文言未必能及之”。因此，胡适力主以白话作文、作诗、作戏曲及小说。胡适并称：“白话的文学为中国千年来仅有之文学。其非白话的文学，如古文，如八股，如札记小说，皆不足与于第一流文学之到。”“今日所需，乃是一种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的言语”，“施诸讲坛舞台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而皆懂”。胡适坚信，这种用白话写出的作品完全可以进入“世界第一流文学”之林[231]。
近代中国的文学革新运动始于戊戌维新运动的准备时期。白话文的早期提倡者为黄遵宪、裘廷梁、林獬，诗歌革新的提倡者为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胡适倡导“似我”，以新名词入诗，并没有超越前驱者，但是，他认为白话优于文言，主张以白话写诗，相信运用白话可以产生出高级作品来，这确是破天荒的创见。然而，理论上的创见又常常伴生着片面和偏颇，胡适认为“白话文学为中国千年来仅有之文学”，就未免流于片面和偏颇。他之所以推崇杨杏佛的一首平淡、近于游戏的“白话诗”，认为远远超过南社的“名士诗”，其原因就在这里。
梅光迪、任鸿隽均为南社社员，二人都强烈反对以白话写诗。7月初，胡适开完国际关系讨论会，再过绮色佳，和梅光迪等展开辩论，梅光迪激烈地指责胡适的“活文学”之说。17日，他致书胡适，认为白话“未经美术家之锻炼”，“无永久之价值”，“鄙俚乃不可言”。函称：“如足下之言，则人间材智、教育、选择诸事，皆无足算，而村农伧父，皆足为诗人美术家矣。”[232]22日，胡适写了一首《答梅觐庄》的白话长诗，其第一段复述梅光迪的观点，二、三两段胡适反驳，第四段互相问难，第五段云：
人忙天又热，老胡弄笔墨，(www.xing528.com)
文章须革命，你我都有责。
我岂敢好辩，也不敢轻敌。
有话便要说，不说过不得，
诸君莫笑白话诗，
胜似南社一百集。[233]
这里，胡适再次表示了对南社及其刊物《南社丛刻》的轻蔑。
胡适的这首诗“开下了一场战争”[234]。梅光迪讥之为“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外诗人之命者”[235]。任鸿隽认为它是一次“完全失败”，虽然是白话，也有韵，但并不能称之为诗。他担心胡适的努力会破坏中国文学的美好传统，致函说：“假定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将令吾国作诗者皆京调高腔，而陶、谢、李、杜之流，永不复见于神州。”[236]胡适坚信真理在握，不吐不快，写了一封长信回答任鸿隽。函中，胡适表示，白话能否作诗，全靠“实地试验”，一次“完全失败”，何妨再来。信末，胡适针锋相对地提出：1.文学革命的手段，要令中国的陶、谢、李、杜皆敢用白话高腔京调做诗；又必须彼等皆能用白话高腔京调做诗。2.文学革命的目的，要令中国有许多白话高腔京调的陶、谢、李、杜。换言之，则要令陶、谢、李、杜出于白话高腔京调之中。3.今日决用不着“陶、谢、李、杜”的陶、谢、李、杜。4.与其作似陶、似谢、似李、似杜的诗，不如做不似陶、不似谢、不似李、不似杜的白话高腔京调。胡适表示，自此以后，他绝不再作文言诗词。[237]
不仅如此，胡适又进一步把这场论战引向国内。8月，胡适翻读1915年出版的《青年》第3号，见到其中有南社诗人谢无量的长律《寄会稽山人八十四韵》，编者推为“希世之音”，按语说：“子云、相如而后，仅见斯篇，虽工部亦只有此工力，无此佳丽。”胡适不同意这一观点，于同月21日致函该刊编者陈独秀，认为该诗在排律中，也只能是下等作品。胡适并称：
尝谓今日文学之腐败极矣，其下焉者，能押韵而已矣；稍进，如南社诸人夸而无实，滥而不精，浮夸淫琐，几无足称者（南社中间亦有佳作，此所讥评，就其大概言之耳）。更进，如樊樊山、陈伯严、郑苏龛之流，较南社为高矣，然其诗皆规摹古人，以能神似某人某人为至高目的，极其所至，亦不过为文学界添几件赝鼎耳，文学云乎哉！[238]
清末民初的诗坛，除陈去病、柳亚子、高旭等南社派外，还有以模仿汉魏诗为主的王闿运派，以模仿中晚唐诗为主的樊增祥（樊山）、易顺鼎（实甫）派，以模仿采诗为主的陈三立（伯严）、郑孝胥（苏堪、苏龛、海藏）派。胡适此函，以横扫千军的气势否定了当时的各种诗派，这就在沉闷窒息的中国文坛上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