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因人到中年，常常变得固执而专制，曾经不无感慨地说过：“凡人到了四十岁，便应该绑赴天桥，执行枪决。”30日，他在一封信中又说：“我现在三十九岁了，照旧法算，再过两个月便到枪决之年了。即照新法算，也不过‘枪监候’十个月罢了。”[207]1925年10月[208]1926年是钱玄同的“成仁”之年。次年，有几个幽默的朋友和他开玩笑，打算在《语丝》周刊里发刊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钱玄同欣然同意，亲自致函友人索稿。当时，胡适正在上海，担任新月书店董事长，8月11日，他致函钱玄同说：“生离死别，忽忽一年，际此成仁周年大典，岂可无诗，援笔陈词，笑不可抑。”诗云：
该死的钱玄同，怎会至今未死！
一生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
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
这样那样迟疑，过了九月十二。
可惜我不在场，不能来监斩你！
今年忽然来信，要做“成仁纪念”。
这个倒也不难，请先读《封神传》。
回家挖下一坑，好好睡在里面，
用草盖在身上，脚前点灯一盏，
草上再撒把米，瞒得阎王鬼判，
瞒得四方学者，哀悼成仁大典。(www.xing528.com)
年年九月十二，处处念经拜忏，
度你早早升天，免在地狱捣乱。[209]
这一年，钱玄同贫病交攻，神经衰弱，精神极为痛苦，日记自云：“懒散颓废，日甚一日，真成了一个鲜鲜活死人了！这样活法，实在太苦恼，太无意义了。”[210]大概他在致胡适函中有“回思数年前所发谬论，十之八九都成忏悔之资料”一类的话，因此，胡适在信中说：“实则大可不必忏悔，也无可忏悔。所谓‘种种从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更莫哀’是也。我们放的野火，今日已蔓烧大地，是非功罪，皆已成无可忏悔的事实。”胡适要求钱玄同持一种坚定的人生态度：“此中一点一滴都在人间，造福造孽惟有挺身肩膀担当而已。”[211]
胡适的《纪念歌》写好了，其他人的挽联、挽诗也写好了，《成仁专号》的广告也在有些地方发表了，但是，张作霖正统治着北京，对文化界采取高压政策，邵飘萍、林白水、李大钊等人都先后死在他的手下。为了避免引起“误会”，《成仁专号》终于没有出版。
转眼到了1930年，胡适40岁。11月28日，胡适离沪到北平任北京大学教授。这时，离胡适的生日已经很近，朋友们便酝酿为他作寿。12月4日，魏建功和钱玄同商量，拟联络马隅卿、黎锦熙、徐旭生、周作人等12人，共同送一篇寿辞，由魏建功作文，钱玄同书写[212]。15日，魏建功将寿辞写成，题为《胡适之寿酒米粮库》。文章称胡适为“从事革新中国文学的先锋将”，赞美他“慧眼高深，法力广大”，使中国文化界发生了一日千里的变化。寿辞说：
民国十九年（1930）十二月十七日便是他的四十整生日，他的朋友和学生们中间，有几个从事科学考古工作的，有几个从事国语文学研究和文字改革运动的，觉得他这四十岁的纪念，简直比所谓“花甲”、“古稀”更可纪念，因为在这十三四年中间，他所尽力于中国学术的辛苦，应该获得一些愉快，应该享受一点安慰[213]。
寿辞共两千余字，当日，钱玄同准备了优质的高丽纸，采购了笔墨，从晚七时直写至十二时。16日，约周作人、黎锦熙、魏建功来观看。17日，发现其中有两处错字，便割下重写了三分之二。当晚，钱玄同前去拜寿。本来，胡适因夫人规劝戒酒，其诗中有云：“幸能勉强不喝酒，未可全断淡巴菰。”魏建功等人在寿辞中要求为胡适开戒，“好比乡下老太婆念佛持斋，逢了喜庆，亲友来给他开了斋，好饱餐肉味一样。”不料，胡夫人却重申酒戒。钱玄同日记云：
胡夫人赠以戒指与适之，刻“止酒”二字。吃得半中晦时，他受戒了。我过去看看，被胡夫人推为“证戒人”。[214]
生日晚会在“大开玩笑”中结束，它显示出胡适和朋友们的良好关系，也显示出钱胡二人间的深厚友谊。
12月20日，胡适应钱玄同之请在信中谈了自己对《春秋》的看法。胡适认为，今日无法可以证或否证今本《春秋》为孔子所作，由于时代关系，其中“有所忌讳”乃是很平常的事。函称：“即使胡适之、钱玄同在今日秉笔作国史，能真正铁面不避忌吗？”函末，胡适对钱玄同费了那么多工夫书写寿辞表示感谢，并称：“裱成时，还要请你签字盖章，使千百年后人可以省去考证的工夫。”[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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