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出宫本来是1912年制订的清室优待条件规定的，但历届北京政府均意在优容，让溥仪继续在“黄圈圈”里做他的小皇帝。这种情况，直到1924年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后才得以改变。11月4日，黄郛摄政内阁通过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宣布“永远废除皇帝尊号”，清室“即日移出宫禁”。次日，溥仪被迫出宫。
废除溥仪尊号、令其出宫一事得到社会舆论的普通赞扬，但出人意料的是，胡适却认为，这不是“绅士的行为”，于11月5日致函外交总长王正廷抗议，函称：
先生知道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今日下午外间纷纷传说冯军包围清宫，逐去皇帝；我初不信，后来打听，才知道是真事。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正是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之事。[194]
函中所言“欺人之弱”，意指溥仪为弱者；所谓“乘人之丧”，则指半个月前瑾太妃去世。胡适发出此信后，还亲赴醇亲王府慰问，声称“这在欧美国家看来，全是东方的野蛮”[195]。
钱玄同和胡适的态度迥然相反，11月6日，他立即撰文，恭贺溥仪恢复“固有的人格和人权”，“超升为现代的平民”，并且希望他“好好地补习”，把自己造就成个“知识丰富”的人。[196]12月2日，又撰文说明民国政府对溥仪的宽厚与仁慈。钱玄同写道：
我民国以宽大为怀，不念旧恶，将奴尔哈赤以来三百余年残杀汉人之滔天罪恶一笔勾销，不效法夏启“予则孥戮汝”底行为，不主张孔丘作《春秋》所赞美的齐襄复九世之仇底办法，仅仅取消溥仪底政权和帝号，既没有丝毫难为他，也不曾“夷其社稷，迁其宗庙”，且还送钱给他用。民国对于满清，岂但是“仁至义尽”，简直是“以德报怨”。[197](www.xing528.com)
不久，钱玄同得悉溥仪逃入日本使馆，极为愤怒，再次撰文表示：“对于亡清的武装已经解除了的，现在又重新要披挂起来了，看他们那样勾结外人来捣鬼，说不定仇恨之心比以前还加增些。”[198]
胡适的抗议曾经遭到他的一些朋友如周作人、李书华、李宗侗等人的批评[199]。钱玄同虽然没有直接加入批评的行列，但他显然是站在周作人等一边的。
对溥仪出宫的不同态度再次显示出钱胡二人在思想、性格上的差异。尽管如此，钱玄同仍然尊敬并崇拜胡适。1925年4月，他在《回语堂的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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