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认为汉字难认、难写，“五四”前夜曾积极主张废除汉字、汉语，代之以世界语或某一种外国语。钱玄同的这一主张遭到了广泛的非难，也遭到了胡适的批评。1918年5月29日，胡适致函钱玄同云：
中国文字问题，我本不配开口，但我仔细想来，总觉得这件事不是简单的事，须有十二分的耐性，十二分的细心，方才可望稍稍找得出一个头绪来。若此时想“抄近路”，无论那条“近路”是世界语，还是英文，不但断断办不到，还恐怕挑起许多无谓之纷争，反把这问题的真相再糊涂了。[184]
信中，胡适充分肯定钱玄同研究文字问题的热情，鼓励他研究出一些“补救”的改良方法，批评他的“抄近路”是“存一个偷懒的心”，态度严格而语气温存，充分体现出胡适的论学为人风格。
在胡适等人的影响下，钱玄同逐渐感到，汉字一时不能废去，转而致力于“汉字改革”运动，同时，力图创造一种记录汉语的新式拼音文字。
1920年2月，钱玄同发表《减少汉字笔画底提议》，提出以简体字来补救汉字的缺点[185]。1922年，教育部召开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会上，由黎锦晖提出《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钱玄同、黎锦熙等连署；又由钱玄同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黎锦熙等连署。钱玄同在提案中指出：“现行的汉字，笔画太多，书写费时，是一种不适用的符号，为学术上、教育上之大障碍。”他认为：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但是，“我们决不能等拼音的新汉字成功了才来改革！所以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186]大会通过了钱玄同的提案，成立汉字省体委员会，以钱玄同为首席委员。“汉字改革”运动取得了一个重要的胜利。
同年冬，钱玄同与黎锦熙在西单牌楼一家小羊肉馆雨花春楼上，共同决定利用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的《国语月刊》放炮，出版一期特刊《汉字改革号》，除各同志都写一篇论文外，并把历年讨论这个问题的文字都综合起来。1923年1月12日，钱玄同邀请胡适为《汉字改革号》做些短文。当时，胡适正在病中，但他“答应就做”[187]。13日，胡适即将文章寄给钱玄同。文中，胡适声称，他在研究语言文字的历史时，曾发现一条通则：“往往小百姓是革新家而学者文人都是顽固党。”胡适又称：从这条通则上又可得一条附则：“促进语言文字的革新，须要学者文人明白他们的职务是观察小百姓语言的趋势，选择他们的改革案，给他们正式的承认。”胡适赞美中国小百姓所创造的“破体字”，赞美钱玄同等人以这些“破体字”作为“简笔新字”。他说：
这虽不是彻底改革，但确然是很需要而且应该有的一桩过渡的改革。钱先生们的理论是很不容易驳倒的，他们的态度是十分诚恳的。我很盼望全国的人士也都用十分诚恳十分郑重的态度去研究他们的提议。[188](www.xing528.com)
胡适的这篇文章只提到了简笔字，而没有提到注音字母、词类连书、改用世界字母拼音等问题，钱玄同怕读者“或有误解”，因此，特别加了一个跋语，说明“字体改简，只是汉字改革的第一步，只是第一步中的一种方法，而且只是第一步中的一件事；此外应该研究的问题很多很多”[189]。
钱玄同自己写了一篇《汉字革命》，提倡“汉字之根本改革的根本改革”，即采用“罗马字母式的字母拼音”。钱玄同希望，以十年为期，完成这一任务。他说：“我希望从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以后，入学的儿童不再吃汉字的苦头！”[190]钱玄同完全明白，以十年为期根本办不到，他承认，“这不过聊作快语，以鼓励同志罢了”[191]。
1月20日，钱玄同在国语讲习所讲演“汉字革命”。未讲前，有人对他说，“革命”这个词儿太骇人听闻了，不如换个较和平的词儿好。钱玄同听后，不仅没有接受，反而故意在演讲中说了几句“激烈”的话，当日钱玄同日记云：
说的时候，自己觉得脸上热烘烘的，我想，鼓吹汉字革命，难道就会被枪毙吗？何以他竟会吓得如此？若果因此事而被枪毙，这真是为主义而牺牲，是最光荣的牺牲，是最值得的。[192]
在钱玄同发表“激烈”演说之后不久，某次宴会上，有人问胡适：“听说北大有提倡过激主义之说，信否？”胡适答道：“人数到了二千，自然形形色色的都有，这是不稀奇的。北大有提倡过激主义的，也有主张复辟的。”又说：“北大的人提倡过激主义倒不稀奇，读八股和信道教这才稀奇哩！”[193]胡适的答语使钱玄同非常满意，在日记中写道：“这句话说得真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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