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的提倡始于晚清，那时候人们只认识到，白话易读好懂，便于普及教育和社会启蒙，并不认识到白话可以成为优美、高雅的文学语言。到了“五四”前后，人们提倡白话诗，这就意味着承认白话可以进入文学中最辉煌神圣的殿堂，白话的身份也就前所未有地升腾起来了。
胡适是“五四”时期最早的白话诗人之一。1916年，他因与友人讨论文学，颇受攻击，一时感奋，发誓三年之内专作白话诗词，借此实地试验，考察“白话之是否可作为韵文之利器”。不过六七个月，写出的作品居然成集。陆游诗云，“尝试成功自古无”，胡适因取名为《尝试集》。1917年2月，他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发表了《朋友》等白话诗八首。这些诗，开始突破中国传统诗歌的严谨格律，采用自然音节和自由句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新诗。但是，又保留了若干旧诗的痕迹。对于胡适用白话写诗，钱玄同十分赞成，但又不十分满意。还在1917年7月2日，钱玄同就在信中批评这些诗“未能脱尽文言窠臼”[152]。同年10月22日，钱玄同收到胡适的《尝试集》稿本，在日记中写道：
适之此集，是他白话诗的成绩，我看了觉得还不甚满意，总嫌他太文一点，其中有几首简直没有白话的影子。我曾劝他，既有革新文艺的弘愿，便该尽量用白话去做才是。此时初做，宁失之俗，毋失之文。[153]
10月29日，胡适将新做的题为《唯心论》的诗给钱玄同看，钱玄同较为满意，在日记中写道：
诗用长短句，较从前所作白话七言、白话词自然得多，我对于用白话作韵语，极端赞成，唯以为不可限于五、七言，因字数规定，则必有强为增减之字也。白话填词，我意尤不以为然。适之谓词句有长短，较诗为佳，我则以为词句长短固佳，然某长某短，有一定则，比诗更为束缚也。[154]
31日，钱玄同致函胡适，函称：
现在我们着手改革的初期，应该尽量用白话去做才是。倘使稍怀顾忌，对于文的一部分不能完全舍去，那么便不免存留旧污，于进行方面很有阻碍。[155](www.xing528.com)
对钱玄同的批评，胡适初时觉得很奇怪，后来平心一想，又认为是极不易得的诤言，觉得自己的“尝试”不过是一些“洗刷过的旧诗”，于是，改弦更张，在北京所做的白话诗就都不用文言了[156]。
诗的特点之一是音乐性。白话诗打破了旧体诗的格律，同时也容易丢掉诗的音乐性。因此，“五四”先行者们在倡导白话诗的同时，又在探求一种新的形式，以保持诗的格律和节奏。钱玄同、刘半农产生过“填西皮二黄”的想法，胡适则看中了“长短无定的韵文”。11月20日，胡适在答钱玄同书中说：
由诗变而为词，乃是中国韵文史上一大革命。五言七言之诗，不合语言之自然，故变而为词，词旧名长短句，其长处正在长短互用，稍近语言之自然耳。[157]
但是，胡适又认为词的字句终嫌太拘束，只可用来表达一层或两层意思，至多不过能表达三层意思，因此，他又说：“最自然者，终莫如长短无定之韵文，元人之小词，即是此类。今日作‘诗’，似宜注重此长短无定之体。”对胡适的主张，钱玄同表示同意，但他强调：“总而言之，今后当以‘白话诗’为正体，其他古体之诗及词、曲，偶一为之，固无不可，然不可以为韵文正宗也。”[158]
经过胡适、钱玄同等人的倡导，白话初步在文学殿堂里站稳了脚跟，但是，社会上怀疑和反对白话的人仍然不少。1918年1月，钱玄同为胡适的《尝试集》作序，再次为白话和白话诗护法。他从文字发展的历史论证语言和文字最初是完全一致的，后来言文分歧，乃是独夫民贼和文妖们弄坏的。他再一次宣称：“白话是文学的正宗。”同时也再一次表示：“现在做白话韵文，一定应该全用现在的句调，现在的白话。”[159]
五四时期的钱玄同是这样一个人——他看准了一个真理，就全身心地为之奋斗，绝不彷徨，也绝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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