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前后，严复、夏曾佑、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了启迪民智，开始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和艺术功能，小说在文学各门类中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五四”时期，胡适、钱玄同为了提倡白话文学，小说的地位再一次升腾，成了“正宗”，因此，小说研究也就进入学术之宫，逐渐成为显学。
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于批判以摹仿为能事的诗人、古文家的同时，高度评价《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以及吴趼人、李伯元、刘鹗的小说。他说：“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144]钱玄同大体同意上述看法，他根据胡适所提出的批评标准对中国小说作过一个总体分析。1917年2月25日函云：
前此小说与戏剧在文学上之价值，窃谓当以胡先生所举“情感”与“思想”两事来判断。其无“高尚思想”与“真挚情感”者，便无价值之可言。旧小说中十分之九，非诲淫诲盗之作，即神怪不经之谈，否则以迂谬之见解，造前代之野史，最下者，所谓“小姐后花园赠衣物”，“落难公子中状元”之类，千篇一律，不胜缕指。故小说诚为文学正宗，而前此小说之作品，其有价值者乃极少。[145]
钱玄同反对胡适对《老残游记》的评价，认为该书只有写毓贤残民以逞一段是好的，其他所论，“大抵皆老新党头脑不甚清晰之见解”。
在“五四”先行者中，钱玄同的批判色彩最浓，而胡适则较淡。5月10日函中，胡适承认钱玄同对《老残游记》的批语中肯，但是，在若干小说的评价上，胡适也表示“未敢苟同”。
《聊斋志异》：钱玄同认为“全篇不通”，胡适认为“此言似乎太过”。
《西游记》：钱玄同认为“神怪不经”，胡适认为“其妙处在于荒唐而有情思，诙谐而有庄意”，其中写孙行者历史的八回，“在世界神话小说中实为不可多得之作”。
《七侠五义》：钱玄同视为“诲盗”之作，胡适认为“其书似亦有深意”。
《三国演义》：钱玄同视为“见解迂谬”之作，胡适视为世界历史小说中“有数的名著”，特别赞美它对于读者的“魔力”。(www.xing528.com)
此外，胡适特别提出，《镜花缘》一书为吾国倡妇权者之作，寄意深远，请钱玄同注意[146]。
“五四”先行者们有一种坦率真诚的美德，既勇于坚持真理，也勇于修正错误。7月2日，钱玄同致函胡适，纠正自己在《聊斋志异》和《西游记》两书评价问题上的偏颇。他表示，《聊斋》一书，指责龌龊社会，讪笑肉食者流，就作意而言，尚有可取之处；而《西游记》一书，确可与《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三书并列为第一流小说。但是，在《三国演义》的评价上，钱玄同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未知其佳处”。他认为，该书的“帝蜀寇魏之论，原极可笑”，而关羽的影响，尤为不佳，函称：
明清两代，社会上所景仰之古人，就是孔丘、关羽二位……不但愚夫愚妇信仰“关老爷”，即文人学士亦崇拜“关夫子”。此等谬见，今后亟应扫荡无疑。玄同之不以《三国演义》为佳著者，此也。
信中，钱玄同还特别谈到了《金瓶梅》，认为其作意与《红楼梦》相同，“若抛弃一切世俗见解，专用文学的眼光去观察，则《金瓶梅》之位置，固亦在第一流也”[147]。
11月20日，胡适复函钱玄同，继续阐述对《三国演义》的看法，认为“以小说的魔力论，此书实具大魔力”，至于褒刘贬曹，不过是受了习凿齿和朱熹的影响，并非独抒己见。关于《金瓶梅》，胡适认为“即以文学眼光观之，亦殊无价值”。他说：“文学之一要素，在于‘美感’。请问先生读《金瓶梅》作何美感？”[148]
钱玄同对《金瓶梅》的看法很快就改变了。还在7月末，他就致书陈独秀，指出该书“虽具刻画社会的本领，然而描写淫亵，太不成话”[149]。11月下旬，他又复函胡适，承认以前对《金瓶梅》的看法“大有流弊”。在《三国演义》的评价上，他也接受了胡适的部分观点，承认该书具有“大魔力”，但认为其原因，“并不在乎文笔之优，实缘社会心理迂谬所致”。钱玄同认为，中国的传统小说，即使是《水浒》、《红楼》，也非青年所宜读，因此，寄希望于新小说，他说：“中国今日以前的小说，都该退居到历史的地位，从今日以后，要讲有价值的小说，第一步是译，第二步是新做。”[150]
钱胡二人关于小说的通信是“五四”时期的重要学术讨论之一，它表现出良好的学风、文风，也部分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活跃气氛。
钱胡通信激发了胡适研究小说的兴趣。1919年，胡适向钱玄同吐露心愿，准备以科学方法写一部《中国小说史》[151]。次年，他以对《水浒传》的考证为开端，展开了对中国小说历史演进的研究。同年，他又促进上海亚东图书馆制定出版新式标点本中国小说名著的庞大计划。在这两项工作中，钱玄同都是积极的支持者。他曾应胡适之请，为亚东版的《儒林外史》和《三国演义》写过两篇序言。从那里可以看出，钱玄同继续受到胡适学术观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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