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8月，胡适应蔡元培之邀，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古代哲学史。10日，到达北京。12日，蔡元培在六味斋设宴接风，陪客有蒋竹庄、汤尔和、陶孟和、沈尹默、沈兼士、马幼渔及钱玄同等七人，这是钱、胡二人第一次见面[137]。14日，钱玄同赴北大拜访胡适，未晤。19日，钱玄同再至北大拜访，二人“畅谈甚乐”。胡适兴奋地谈起他对于中国儒学的新看法：
自汉至唐之儒学，以《孝经》为主，自宋至明之儒学，以《大学》为主。以《孝经》为主者，自天子以至庶人，均因我为我父之子，故不能不做好人，我之身但为我父之附属品而已。此种学说，完全没有个“我”。以《大学》为主，必先诚意、正心、修身，而后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乃以“我”为主者，故陆、王之学均能以“我”为主。如陆九渊所言，我虽不识一字，亦须堂堂做一个人是也。[138]
封建主义力图压抑、桎梏以至虐杀“我”，“五四”先驱者们则力图拯救、发现以至扩张“我”。胡适的这段议论未必是对儒学发展的正确总结，但他力图重新审视中国思想史，并且力图用一种新的观点加以阐释，使钱玄同极为佩服，归来后立刻在日记中记述了这段谈话，并且加了一句评语：“此说可谓极精。”
胡适又说：
古书伪者甚多。然无论何书，未有句句皆具本来面目者，读书贵能自择，不可为古人所欺。[139]
中国人喜欢托古立言或托古改制，因此，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便掺进部分伪书。胡适看出了这一点，强调“自择”，摆脱古人的蒙蔽以发现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一思想成为他后来提倡疑古辨伪的发端。对此，钱玄同也很佩服，认为“此说亦极是”。(www.xing528.com)
9月25日，钱玄同第三次去北大拜访胡适，从下午三点谈到六点。这次，还是胡适高谈阔论。他说：
现在之白话，其文法极为整齐，凡文言中止词为代名词者，每倒在语词上，如不己知、莫我知、莫余毒、不吾欺、不汝理、我诈尔虞之类，在白话则不倒置，略一修饰，便成绝好之文句。
胡适表示，他准备编辑《白话文典》一书，对此，钱玄同表示：“此意吾极以为然。”[140]
两次谈话，胡适思想活跃，才华焕发，使钱玄同极为倾倒，他开始在各种场合赞美胡适。10月2日，钱玄同见到朱希祖，盛赞胡适的《墨经新诂》“做得非常之好”[141]。唐人杨敬之诗云：“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钱玄同之于胡适，颇有杨敬之对项斯的意味了。
在此期间，胡适和钱玄同之间多次通信，讨论并设计新式标点符号[142]。1918年1月，钱玄同在《新青年》第4卷第2号提出繁式和简式两种方案。1919年11月，胡适和钱玄同又联合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刘半农，向教育部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143]。今天广为通行的标点符号，正是他们当年呼吁、奋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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