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整理国故运动的倡导者

研究一种民族文化，只懂得这种文化本身是不够的。还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钱玄同就主张研究外国文化，扩大外国文化知识，然后才能获致对民族文化的精确认识。他说：“前此闭关时代，苦无域外事可参照，识见拘墟，原非得已。今幸五洲变通学子正宜多求域外知识，以与本国参照。域外知识愈丰富者，其对于本国学问之观察，亦愈见精美。”^[86]

“五四”以后，钱玄同是整理国故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他主张用新思想、新方法研究国故，反对顶礼膜拜。1920年8月16日致周作人函称：“我以为‘国故’这样东西，当他人类学、地质学之类研究研究，也是好的，而且亦是应该研究的。”^[87]在他和胡适等人的推动下，古史辨学派兴起。

疑古思潮古已有之。钱玄同推尊自唐代刘知幾、宋代欧阳修、明代李贽直至清代康有为等人的疑古思想，大力提倡辨伪之学，企图将疑古精神普遍扩展到对中国古代历史和传世古籍的研究中去。还在辛亥革命前，钱玄同就对刘知幾的著作有极高的评价。日记说：“晚阅《史通》，先取前儒所痛斥为非圣无法之《疑古》篇而观之，觉其伟论卓识，独具眼光，钦佩无量。”^[88]李贽在其著作《焚书》中对被儒家尊为大圣人的舜有所非议，钱玄同也表示赞赏，有先得我心之喜^[89]。五四前夜，钱玄同的疑古思想进一步发展。当时，朱希祖曾认为“虽子思、孟子所说亦不足信”，钱玄同赞成此说，声称：“思、孟之义既不可信，何以左丘明之事实便可信，义可伪造，事宁不可伪造乎？”^[90]五四后，他多次表扬宋人、明人“勇于疑古”^[91]。他甚至认为，善疑是学术进步的必要条件，声称：“学术之进步全由于学者的善疑，而‘赝鼎’最多的国学界尤非用极炽烈的怀疑精神去打扫一番不可。”^[92]

钱玄同认为，辨伪经重于辨诸子，辨伪事重于辨伪书。

西汉时，儒学从九流中脱颖而出，定于一尊；自此，儒学和与儒学有关的若干著作也就上升为“经”，具有了“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和永恒性。钱玄同重视辨伪经。1921年11月5日，他致函顾颉刚，认为辨伪经的重要性超过辨子书，刻不容缓的工作是编纂《伪经辩证集说》一书。他说：“‘子’为前人所不看重，故治‘子’者尚多取怀疑之态度，而‘经’则自来为学者所尊崇，无论讲什么，总要征引它，信仰它（直到现在，还有人根据《周礼》来讲周史的，也。”^[93]后来又说：“我觉得宋以来有四个大学者，本来都是可以有大成就的，因为被‘经’字罩住了，以致大蒙其害。”^[94]可见，钱玄同着眼辨伪经，目的是打掉笼罩在儒学著作上的神圣光轮，将人们的思想从“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1921年12月7日，他曾将这一工作戏称为“毁冠裂冕”，“撕袍子”，“脱裤子”，致函胡适说：“我们是决心要对于圣人和圣经干‘裂冕，毁冕’，撕袍子，剥裤子的勾当的，那么，打‘经字招牌’是狠要紧的事了。”^[95]

儒家学说有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汉以后，历代的统治者大都提倡读经，清末和北洋时代的军阀们尤其如此，凡疑“经”、非“经”者均视为非圣无法，大逆不道，可以“正两观之诛”^[96]。钱玄同说：“在官厅方面，打‘经字招牌’更是极重要的事。教育部虽然比较别部稍微干净一点，可是遗老、遗少，卫道的君子们，晚晴簃的诗翁，此中亦复有之，在这种地方发点‘非圣无法’的议论，也是功德。”“晚晴簃的诗翁”，指徐世昌及其清客们。由此不难看出钱玄同的辨伪经和当时现实的反对北洋军阀斗争的关系。

古无文字。人类的远古史靠一代一代人的口耳相传，自然，其可靠性、科学性是极为有限的。在这种口耳相传中，后人会不断地、层层叠叠地附加自己臆想的成分，自然，离古史的实际情况也会越来越远。中国古代流行尊古、崇古观念，各家各派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托古改制，或借古喻今，或自我作古，伪造古事以至伪造古书的情况更时有发生。钱玄同认为：三皇、五帝、三代（至西周止）的事实，百分之中倒有九十分以上是后人虚构的^[97]。又认为：孟子、墨子、荀子以至宋代的“朱老爹”等人，“无不造假典故”^[98]。因此，钱玄同主张将辨伪作为研究工作的“第一步”^[99]，既辨伪事，也辨伪书，以便清除古史、古籍中的虚假成分，还其真实面目。1921年1月27日，钱玄同致函顾颉刚称：“考辨真伪，目的在于得到某人思想或某事始末之真相，与善恶是非全无关系。”^[100]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将历史学和文献学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可信的基础之上。

近代古史研究的重要推进是对甲骨文、金文的利用。在这方面，王国维做出过重大成就。钱玄同虽然强烈反对一切忠于清王朝的人，称罗振玉为“罗遗老”，王国维为“王遗少”，但是，他仍然充分肯定“王遗少”的研究方法，提出要“应用甲、金二文，推求真古字、真古史、真古制”^[101]。五四以来的中国古史研究证明，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www.xing528.com)

有些古代著作，并非伪书，但是，经过历代儒生的解释后，面目全非，《诗经》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钱玄同认为：《诗经》只是一部最古的“总集”，与后来的《文选》、《花间集》、《太平乐府》等书性质相同，不是什么“圣经”。他反对汉儒动辄牵合政治，主张不去理会所谓某篇“刺某王”、“美某公”，以及“后妃之德”、“文王之化”一类注解，同时主张将解《诗》的汉儒“毛学究、郑呆子”的文理不通处举出几条来示众^[102]。1921年12月7日，钱玄同致函胡适，要求他在阐述“国语文学”时，首列《诗经》中的《国风》，同时建议胡适，赶紧“请它洗一个澡，替它换上平民的衣服、帽子”。他说：“腐儒误解的，我们更要替它洗刷，留它的‘庐山真面目’才是。”1923年，他又曾致函顾颉刚，鼓励他说：“救《诗》于汉宋腐儒之手，剥下它乔装的圣贤面具，归还它原来的文学真相，是狠重要的工作。”^[103]

钱玄同勉励胡适重新整理《诗经》，他说：“孔圣人虽未一定干过‘删诗’事业，而胡圣人则大可——而且应该——干‘删诗’的事业。”^[104]钱玄同这里称胡适为“胡圣人”，让他和“孔圣人”平起平坐，虽是戏言，但却充分表现出钱玄同平视古今的勇敢态度。

《诗经》是旧时《六经》之一。钱玄同认为《六经》之说乃是“无端将几部无条理、无系统、真伪杂糅、乱七八糟的什么‘经’也者硬算是孔二先生的著作，还造了许多妖魔鬼怪之谈什么‘三统’咧，什么‘四始’咧……强说是他老先生说过这样不通可笑的话，他真被冤诬了！”因此，钱玄同主张将《六经》与孔丘分家^[105]。

《春秋》长期被认为是孔子的重要著作。钱玄同认为，《春秋》是历史，但不是孔子做的，“以他老人家那样的学问才具，似乎不至于做出这样一部不成东西的历史来”^[106]。

《尚书》，钱玄同认为其《金滕》篇“满纸鬼话”，“其荒诞不经的程度，比《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借东风那一段还要加增几倍”^[107]。

可以看出，疑古思潮、整理国故运动、古史辨学派的出现都是“五四”精神在学术领域内的深入和发展，具有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解放思想，存真求实的作用。在这一精神的光照下，古史辨学派在中国古史、古籍的辨伪、还原等方面，做出过一定的贡献。但是，万事万物都有度，过了度，真理就可能成为谬误。近年来考古学、古代文献学等方面的发展已经证明，钱玄同和古史辨学派的疑古有许多过头之处，因此，又出现了“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吁。

信古和疑古，是两个对立面，也是两个极揣。迷信古人，易为古人所欺；反之，怀疑过分，也会否定了应该肯定的东西。科学的态度应该是，尽力摆脱政治附庸、宗派师承、个人好恶的局限，客观冷静，实事求是，当信则信，当疑则疑，这才能接近真理，掌握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