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辛亥秘档解读与反传统思想

新文化运动诸人大都具有比较强烈的反传统思想，但其顶尖人物则是钱玄同。

钱玄同1908年在东京师从章炳麟，和龚宝铨等人一起听章讲《说文》、《汉书》、《文心雕龙》等著作，一度主张复古。在这一方面，钱玄同甚至走得比他的老师更远、更彻底。但是，袁世凯的复辟帝制使他受了强烈的刺激，袁世凯之后的北洋军阀统治也使他深恶痛绝。1917年天津大水，但督军曹锟却到“太乙庙”去三跪九叩首地祭拜“蛇精”。钱玄同愤慨地在日记中写道：“此种野蛮原人居然在二十世纪时代光天化日之下干这种畜牲事业。唉！夫复何言！”^[33]1919年，被鲁迅等讥为“大东海国大皇帝”的徐世昌连续下达卫道命令，钱玄同讽刺道：“这几天徐世昌在那里下什么‘股肱以膂’！什么‘祈天永命’！什么‘吏治’！什么‘孔道’的狗屁上谕！这才是你们的原形真相呢！”^[34]

正是这些原因，使钱玄同转而反对复古，对中国传统道德、礼仪、历史和以汉字为载体的传统文化持全面的激烈的批判态度。他反对旧的“三纲五常”，反对妇女的“三从”之训，反对迷信，反对旧的婚礼、葬礼、丧服，以及拖辫、缠脚等恶习。他说：“凡过去的政治、法律、道德、文章，一切都疑其不合理。”^[35]1918年，他一度认为，在中国两千年的古籍中，“孔门忠孝干禄之书”占百分之五十五，道家及不明人身组织的医书占百分之二十，诲淫诲盗、说鬼谈狐、满纸发昏梦疯之书占百分之二十五^[36]。在稍后公开发表的《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中，他进一步提出：“欲废除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废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37]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但是，在我们研读钱玄同的著作时，总感觉到，他否定较多，看消极面较多。1923年7月1日，他致函周作人说：“我近日很‘动感情’，觉得二千年来的‘国粹’，不但科学没有，哲学也玄得厉害。”在他看来，不仅“理智的方面毫无可满足之点”，即就“情感方面的文学”而论，也问题很多^[38]。为此，他以疾恶如仇的态度激烈地攻击国粹的崇拜者，声称对“国故派之顽凶”，“必尽力攻讦”。“前此已然，于今为烈”^[39]。

在这一方面，他较之陈独秀、鲁迅、胡适诸人，也都走得更远，更彻底。还在“五四”前夜，他就认为胡适“微有《老》学气象”^[40]；又批评他对外议论，旗帜有欠鲜明，“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41]。1923年，更批评胡适“思想虽清楚”，而态度则不如陈独秀和吴稚晖二人“坚决明了”。他甚至说，“旧则旧，新则新，两者调和，实在没有道理”，主张将“东方文化连根拔去”。^[42]这是中国近代很少有人发表过的极端言论。(www.xing528.com)

近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与社会转型相适应，文化也会发生不同程度的转型。钱玄同的反传统思想虽然偏激，有其谬误之处，但它是这一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同时，应该看到，钱玄同在事实上并未全盘反传统。对于中国文化中的优良部分，他仍然是充分肯定的。例如：对周秦诸子，特别是墨学，对司马迁、刘知幾的史学，对王充、鲍敬言、邓牧、李贽等人的异端思想和无君思想，对宋代的永嘉学派、清代的颜李学派和浙东学派，以及对《水浒》、《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等，钱玄同都是肯定的，有些还肯定得很高。例如，他之所以改名“玄同”，就是“妄希墨子”，“想学墨子的长处”^[43]。对《诗经》中的《国风》，他评之为“狠真狠美”^[44]。对司马迁的《史记》，他认为“作意”好，有“特识”，可以使人“得鉴既往，以明现在，以测将来，决非帝王家谱、相斫书”^[45]。一直到20年代，禅宗的语录、王阳明的《传习录》都还在他的常读书之列^[46]。即使对于有些所谓“伪书”，他也不轻易否定。1922年9月1日，钱玄同致函胡适说：“‘托古改制’，是中国人的惯技，自来造假书的最有名的人是刘歆和王肃，但此二人所造的伪书，尽有他的价值，未可轻于抹杀。”^[47]

还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钱玄同所反对的主要是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或此时价值，而非其历史价值或彼时价值。对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或彼时价值，钱玄同也是肯定的，认为这种价值可谓“不废江河万古流”，虽岁月变迁，不能“贬损丝毫”。例如，钱玄同对孔子，就肯定得很高。新文化运动期间，他虽然主张“废孔学”，但同时明确表示：“如孔丘者，我固承认其为过去时代极有价值之人。”他所“实在不敢服膺者”，不过只有“别上下，定尊卑”这一点^[48]。他同意朱蓬仙的看法，认为“孔子以前，榛榛狉狉，极为野蛮。孔子修明礼教，拨乱反正”，有文明开化的功劳^[49]。五四后，他进一步表示：“一部《论语》，确是古代底大学者的言论。”^[50]又说：“孔丘确是圣人，因为他是创新的，不是传统的；秦汉以来的儒生，直到现在的孔教徒是蠢才，因为他们是传统的，不是创新的。”^[51]他对孔学在中国历史上因时变迁的情况也有很好的分析。他认为，在孔子成为“教主”后，经过汉、宋、晚清等不同时期学者的解释，“三次增加，真相愈晦”^[52]。钱玄同提出：“适用于古昔，未必适用于今日。”^[53]他所针对的，主要是袁世凯、孔教会之流利用孔学，毒化当代人，为复辟帝制或巩固北洋军阀统治服务。因此，他明确表示：孔学不适用于20世纪共和时代，“孔门忠孝干禄”一类书籍，“断不可绐青年阅看，一看即终身陷溺而不可救拔”。^[54]可见，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的立足点、着眼点都在当代。

钱玄同主张，新的时代，中国应该有一种新的文化出现，传统文化必须“退居到历史地位”^[55]。这一思想仍然有其合理性。打个比方，商鼎周彝之类，在彼时是适用的礼器、食器、酒器，但在此时，则只能送进历史博物馆陈列。它们可以价值连城，但是，却不再具有实用价值。假如今天仍然有人要求社会公众普遍使用，那只能是笨伯。1922年9月22日，钱玄同致函周作人称：“我尊重《红楼梦》有恒久的文学价值，犹之乎尊重《诗经》有恒久的文学的价值，但现在做诗，人之知其决不应该‘点窜《周南》《召南》字，涂改《郑风》《卫风》诗’，则现在做文，当然也不应该‘点窜贯中、雪芹字，涂改承恩、敬梓文’也。”^[56]钱玄同所反对的只是“拒新崇故”，用旧事物、旧文化拦阻新事物、新文化的出生和成长^[57]。

任何文化形态都是特定时空状态下的产物，它常常只适应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因此，文化的发展总是如长江、黄河，一浪一浪地向前发展，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是也。但是，在文化的发展中，也总有若干东西，若干成分，可以适用于其他时代、其他环境。这里，有着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的辩证关系，也有着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关系。应该承认，钱玄同只看到了文化发展的阶段性，较少看到其连续性和可继承性，这是其缺陷。同时，也应该看到，一种过时的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可以再度焕发生命；或者，在经过改造、转换后，可以为新的时代服务。我们这个民族有许多宝贵的东西，腐朽尚且可以化为神奇，何况本来就是宝贝呢！近年来，有些学者提倡对“儒学”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力图使古老的儒学和现代化结合，或者以之作为对西方现代病的一种补偏救正的药方。这方面的探索当然是有益的、有意义的。这些情况，当年的钱玄同当然无法梦见，但是，1922年4月，钱玄同评论沈尹默“五四”后的“笃旧”倾向时，曾经表示，“旧成绩”总有一部分可以“供给新的”，“为材料之补充”，这样的观点就较为全面了。